人类逐步告别用树叶、兽皮遮羞御寒的时代，发明了衣裳。我家三姊妹，因为家里穷，一件衣裳大孩子穿过后小孩子穿。我们姊妹互相感受过体温。那是贫穷的年代，也是温馨的年代。
1.我们姊妹三个的衣裳
我小的时候，商店里是没有成衣出售的。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根本就没见到过成衣店。在街上见到的都是布店——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婚嫁喜庆，谁需要穿新衣了，就到布店里去买一块自己理想的布料，然后到裁缝铺里去请师父做。双方约定一个取衣服的日子，到了那一天就有新衣服穿了。但遇上裁缝店生意好的时候，有不及时的，就要继续等。因为这个，还会出现顾客和裁缝店师傅吵架的事情。
但是，那时候并不是谁想要什么布料就能买什么，想要多少就能买多少的。当时是计划经济，什么消费都要按计划凭票供应，买米凭粮票，买油凭油票，买肉凭肉票，买糖凭糖票……总之，什么都要凭票购买，买布当然要凭布票了。
我记得布票的样子，大概是大手指宽窄的小花纸，上头印着“五寸”、“壹尺”、“贰尺”等字样。布票是按人头发放的，才开始是每人每年九尺五寸，后来增加到每人每年一丈四尺五寸。
因为布票少，妈妈不得不在我们三个孩子如何穿衣服的问题上煞费苦心——到商店去买布，总要事先打听有没有“尾子”布，因为“尾子”布料的布票可以打折，价钱也便宜一些。有很多人为了买到“尾子”布，与商店的营业员套近乎。
我们三个孩子的衣服，都是妈妈亲自动手缝制，从来不去裁缝店做衣服的。一件衣裳，姐姐穿了我穿，我穿了妹妹再穿，只要勉强还能穿，是绝对不会轻易丢掉的。妈妈常说，我们的衣裳是新穿三年，旧穿三年，缝缝补补又穿三年。特别是棉衣，补丁多了，原来是用什么布料做的都找不着了，但还在穿。
因为这样的缘故，妈妈总是给姐姐做新衣。爱漂亮是女孩的天性，姐姐当然爱穿有花色的衣裳，但妈妈给姐姐做的衣服没有一件是带漂亮花色的。我曾经为了总穿不上新衣，跟妈妈生气，妈妈给我念《朱子家训》里头的一句话：“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但是当时我还小，不明白其中的含义。到后来稍懂世事的时候，看到别人家的女孩穿花色衣裳蛮好看的，曾经问妈妈，为什么不给姐姐做花衣裳。妈妈笑而不答。
我一直到小学二年级，仍然穿姐姐的旧衣服；再到后来，姐姐要去湘潭老家服侍奶奶，妈妈才开始给我做新衣服，可是妹妹又只得穿我的旧衣服了。
有一年冬天，我们班上有一位男同学穿着一件有小花的棉袄来上学，班上调皮的同学笑话他，他红着脸，不做声，很尴尬的样子。这时候，我终于明白妈妈不给姐姐做花衣裳的缘故。
2.我的呢子大衣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那年冬天，母亲把父亲不常穿的一件军绿色呢子衣改制成我穿的大衣。我把这件大衣穿在身上，衣长超过了膝盖，感觉很合身，很舒服，也很暖和。
我穿着这件呢子大衣上学去，很有优越感，我想同学们可能会羡慕我的。因为同学中我还没见到过穿呢子大衣的。
但是，事实与我想象的相反，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有个姓陈的同学对我说：“你这件呢子大衣是你爸爸当伪军官的时候穿的吧？”那时候我还不十分明白“伪军官”是什么意思，我如实地说：“不晓得。”他接着神秘地对我说，他爸爸说我父亲曾经当过国民党部队的伪军官。
回家吃晚饭的时候，我把这件事告诉父亲和母亲。父亲紧绷着脸，没有说什么。沉默了一会儿，妈妈轻声地说：儿子，你不要听人家这样的话，你只管自己好好念书，自己把书念好了，长大了有真本领，就会有出息，你要争取每门功课都打五分（那时候学苏联，学生的成绩实行五分制），不管穿什么衣服老师和同学都会看得起你。
这是我少年立志读书的起始。从那时候起，我牢牢地记住母亲的话，认真读书，不理睬别人说三道四。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除了唱歌课，我的各门功课都是五分。后来上五年级、六年级、初中，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至今母亲鼓励我发奋读书的话，还记得很清晰。
妈妈亲手给我改的那件呢子大衣伴我读完了小学，后来我长高了，不能穿了，就给妹妹穿了一两个冬天，就烂了，再也不能穿了。
3.我的第一双新鞋
小时候，不仅衣服穿姐姐穿过的，鞋子也一样。但是，我是男孩子，姐姐的旧鞋不合我的脚，我常常拖着鞋子走路，把鞋子的后跟都拖没了。因为这个缘故，我的脚后跟每年冬天都会生冻疮，每到次年开春的时候，脚后跟红红的，又肿又发脓，又痛又痒，尤其是到了晚上，脚在被窝里头暖和了，那痒啊、痛啊，简直没法忍受。
妈妈找来一种叫“凡士林”的软膏给我涂抹。还想了一个办法——在姐姐的旧鞋里边塞一些烂棉花，烂布条，告诉我如何穿，不要拖着鞋子走路，免得冻坏了脚后跟。
我看得出，妈妈特别想给我做一双新布鞋，只是苦于没有布料没做成。有一次，妈妈在给我的脚后跟涂凡士林时对我说：“儿子，妈妈一定会想办法给你做新布鞋穿的。”妈妈说这话时眼里噙着泪水。我对妈妈说：“不要紧，等天气暖和了就好了，我就能打赤脚上学了，我最喜欢打赤脚的。”
我以为我这么说妈妈就会高兴的，没想到妈妈听了我的话，眼泪终于流了出来。妈妈没再说什么，赶紧起身走开了。
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妈妈终于给我做了一双新布鞋。新鞋的面料是青色的哔叽尼，鞋底有白色的出边，挺好看，又合脚。
我穿着新鞋去上学的那天，已经是临近寒假了。早上，天气阴沉沉的，但既没下雨也没下雪。没想到下午放学的时候，居然下起了大雪，不到半个小时，地面白茫茫的一片。
我望着白雪越盖越厚的路面，看看脚上的新鞋，心里犹豫不定，实在舍不得踩坏妈妈第一次给我做的新鞋。
眼看着天色渐渐地晚了，同学们都陆陆续续地离校回家了，我打定主意打赤脚回家——我脱下鞋子，戴好帽子，卷起裤脚，一路奔跑起来。
学校离家大概有三华里，我回到家时，父母亲正在等我吃晚饭。看我这个模样回来，母亲赶紧打来热水给我泡脚。父亲连忙起身制止。他说，这种情况不能用热水泡的，说着走到屋外，捧回一大捧雪，把我的脚放在他的大腿上，不轻不重地给我擦、搓，直到双脚发热才停下来。
吃饭的时候，妈妈又给我讲了很多道理，要我以后别再这样。她说，鞋子固然值钱，但总比不上身体重要，如果为了鞋子冻坏了身体，病了还要花钱吃药，那就更不划算了。
4.父亲的衣裳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父亲似乎一辈子都没穿过新衣裳，尤其是请专业的裁缝师傅用“洋布”（那时候我们称机制的、需要用布票买的布叫洋布）缝制的那种“客气”的衣裳，我可以说没见过。
父亲去世时是夏天，那年我已经19岁。我特别清楚地记得，装殓父亲时，母亲给父亲找出平时不太舍得穿的土布衣裳，上身穿了两层，里层是棉花本色的衬衫，外层是自染的青色外套，都是那种旧式的布扣子。下身也有两层，一条短裤，一条长裤，都是自染的青色。母亲配合装殓的师傅装殓父亲。整个过程母亲都显得比较平静，直到装殓完毕，母亲才极悲痛地抽泣起来，继而大哭。母亲哭父亲一生的苦难，那些言辞，我至今都记得，但不能写出来，我太心痛了。某些特别的日子，比如清明、父亲的忌日，我会情不自禁地记起父亲穿得那么单薄离开我们，我的眼泪会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下来。
我用冬夏两个不同的季节来回忆父亲生前的穿着。父亲在世时，夏天经常会穿一件用蚊帐布做成的衬衫。因为那种蚊帐布只需两寸布票就可以买到一尺，父亲做一件短袖衬衫，只要三尺蚊帐布。就是说只要六寸布票就可以做一件短袖衬衫。夏天来临的时候，母亲花一尺二寸布票去买蚊帐布，给父亲做两件短袖衬衫，轮流换洗。父亲穿着妈妈亲手缝制的蚊帐布短袖衬衫，风趣地说：咯号“褂子”穿着又凉快又便宜，还蛮好看的。其实那种蚊帐布寸衫既不吸汗，也不避炎夏毒热的阳光，更易变型，父亲如此说，不过自嘲而已。
至于冬天里父亲的寒衣，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总是穿一件起了很多皱的羊皮夹克，灰不溜秋的样子，从没穿过棉衣过冬。每年冬天一到，父亲总是叮嘱母亲说，要省下一些布票，给我们三姊妹多做一些寒衣，冬天小孩子坐在教室里特别清冷，要穿厚实一些。1963年的初冬，农村里已经收割完晚稻，田野里不时降下了白霜。有一天，一位邻居捎口信到我家，说我家有一个邮包。母亲让我赶紧到大队秘书手上去取。我仔细地看那邮包上的邮戳，有“湘潭·石潭”字样，我知道这是湘潭大姑姑郭庆云寄来的包裹。缘由是这样的，先年冬天，父亲曾经领着我和妹妹回老家湘潭。这是父亲1950年漂泊到益阳之后，首次回老家。我们父子三个到了大姑姑家。父亲照样是穿的那件破旧的羊皮夹克。大姑姑见了，很是心痛，但没说什么。那时候，大姑姑会做衣服，她默默地量了父亲身材的尺寸。次年的冬天，大姑姑就把父亲的寒衣寄过来了。我到邮局取回邮包，内有大姑姑亲手给父亲做的一件棉衣，一条棉裤，还有一顶人造绒冬帽。父亲穿上很精神。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父亲穿上新寒衣。当时父亲和母亲都说，大姑姑对我们真好，要我们姊妹长大后晓得回大姑姑的情。
2013年8月5日，大姑姑因病与世长辞。我与妹妹赶去湘潭向大姑姑的遗体告别，我跪在大姑姑的灵前，往事一件件呈现出来，我忍不住流下眼泪，心中祈祷大姑姑能在天堂与我父亲相见。
5.一块“灯芯绒”布料
1969年临近春节的时候，大队分给我们生产队两件计划物资：一双长筒橡胶雨鞋；一块五尺长的“灯芯绒”布料。
母亲获得这个消息后，很想得到那段灯芯绒布料。因为那时候我正准备与国秀订婚，而灯芯绒是当时农村婚嫁最时髦、也是最紧缺的东西。要到了这块灯芯绒布料，也就有了给国秀的订婚礼物，这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啊！母亲当然特别地祈盼。但是，她很怕丢面子，不敢去找队长请求，就请外公去找队长讲讲好话。一天晚上，生产队里开会，人到得很齐。在正式开会之前，我见到队长招呼其他几个队干部到一边细声地商量了一下子——商量些什么，因为他们的话很小，我没听清楚。
正式开会了，队长首先引导大家学习了毛主席语录，有“关心群众生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几条，然后一本正经地宣布：“党中央、毛主席，上级领导十分关心我们贫下中农的生活，为了让大家过好革命化的春节，给我们生产队分配了两件计划物资，一双长筒靴子，一块灯芯绒。”队长咳嗽了一声，稍停了一下，接着说：“队委会商量了一下，这双靴子给陈折桂同志，灯芯绒就给再喜二爹的外甥吧，因为他外甥就要订婚了，大家没意见吧？”队长话音一落，就把那张盖有公社供销社公章的白纸条子给了我。看样子，队长也没有真要征求大家意见的意思，因为那时候物资实在是太紧缺了。当时我们生产队上还有好几个年轻姑娘都想得到那段灯芯绒布料，只因为队长抬出了“再喜二爹”，又经队委会领导集体商量了的，所以会场上没有人当面提出不同意见。
得到这块灯芯绒布的指标后，妈妈特别高兴，赶紧凑够了钱，把布料买回来。国秀来我家时，妈妈亲手给她量了身材，并亲手给她做了一件得体的衣裳。这件衣裳国秀一直穿到不用布票的时候。
6.穿西装的感觉
1985年，我担任大海塘建筑公司经理。市乡镇企业局组织乡镇建筑企业负责人去山东烟台参观学习，返回经过杭州时，同行的李昌港建筑公司经理戴启庭提议每个经理买一套西装。同行的9个人只有3个赞同，我是犹豫不决的。
当时我们看的店里每套西装40元，这个价格我还能接受，就是觉得这洋装从没穿过，穿在身上感觉别扭。但在同伴的鼓励下我还是买了一套。那西装店的老板还送了我们每人一根领带，一枚领带夹。
那时候，我像所有的人一样，平时穿的衣服都是四个口袋的“国防服”，颜色也很单调，不过青、蓝两种。记得当时有一个传闻，某县新来的县委书记是省城下派的，第一次登台作报告穿了西装，系了领带，结果招来很多的非议——有说崇洋媚外的；有说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那县委书记终于呆不下去，只得调走了事。
我去山东参观学习是穿着军绿色的制服去的，还很有“文革”的遗风。回到家里，我把买来的西装穿上，系好领带，对着客厅的大玻璃镜子，问站在一旁的国秀“怎么样？”国秀说：“不像农民了，蛮像流氓了。”我再仔细看了看自己的行头，虽然不是很接受国秀的观点，但终于没有勇气把西装穿出去。
1989年3月，我去深圳参加特区学习班，来自全国的同行聚集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特区，大多数人都是西装革履，我顿时觉得自己非常的“老土”，学习结束回来后，我穿上西装，不仅不觉得别扭，反而觉得很有精神，认为西装是让人举止文明的礼服，而国秀看我穿西服，也说：不晓得为什么，你今天穿这西装又不像流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