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音的学习
欲知所有汉字的读音，就是在今天也非常困难。看看《切韵》之类的韵书就知道读音是以反切表示的，掌握其用法就能查出字音。但对于刚学会几个字的孩子来说，这个工作无疑是困难的。最重要的是到了归义军时代，《切韵》等书，不在相当规模的学者之家是不太能看到的。印刷于四川一带的有详细批注的《切韵》虽已传入敦煌，但应该不是孩子可以到手之物。同样地，《玉篇》之类的字书在敦煌也几乎未被使用。《玉篇》仅有一种写本的残片，分藏于伦敦与圣彼得堡，该写本亦非顾野王原本的状态，字音被改为以直音为主。许慎的《说文解字》与吕忱的《字林》这样更高深的字书，在中央作为书学博士应当学习的对象而具有权威，在敦煌遗书中却连其痕迹亦不得而见。不用说归义军时期，这样的字书就是在唐朝的兴盛时期大概也不存在于敦煌。
归义军时期敦煌盛行的是《俗务要名林》那样的分类的日常词汇集，或是《字宝》之类的俗字字书。这些字书即使能算是指出日常言语应当写成甚么字的指南，要查汉字一个字一个字的发音时却毫无用处。至于人们是怎样知道文字的读音的，实际上就只能问老师或年长者了。因此敦煌写本中有许多是开列不知其读音的难字的写本。它们基本上都不用反切而是单刀直入地以同音或近音的汉字标注读音。也许是因为没有合适的请教机会，留出空白之处一直未注读音的写本也很多。
现存的以下书信是询问罕见字音的（斯5778）。
谨谘仁兄
其翟氏家谱，口道将来都不见之，是欺弟之便，知悉知悉。
炫，沼，暎，邺，緫，联，驩已上八字在何声内，惣捉不得，忘（望）在师兄，是何字者，好与寻之，发遣。不具，一一略走。弟达赴所谓翟氏家谱，大概是自己家的宗谱。其中有不会读的字，因此向友人询问。这个人很可能是有韵书或字书、能读懂反切的人。
关于字音附带说一点，在上述作为半独立政权的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关于语言的意识也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在唐朝的兴盛时期，政府的公事、佛寺的佛典诵读，至少在正式场合都用都城长安的发音，后来却不论何事都使用乡音对付过去了。反过来说，当地的语言渐渐奠定了作为敦煌国的标准语的地位。因此，读书时亦用乡音，难字的注音也显示了这一点。上述询问字音的书信的回信，或许是以敦煌发音来注音后送回去的。
古代敦煌的人识字程度如何，这很难得到正确的数字。然而识字读书已成为登上社会阶梯的首要条件，这一点已经与后代相同了。敦煌写本中有以识字为题材的下列歌谣（罗振玉《敦煌零拾》之五“叹五更”），引此结束本文。
一更初自恨长养枉生躯耶娘小来不教授如今争识文与书
二更深孝经一娟不曾寻之乎者也都不识如今嗟叹始悲吟
三更半到处被他笔头算纵然身达得官职公事文书争处断
四更长昼夜常如面向墙男儿到此屈折地悔不孝经读一行
五更晓作人已来都未了东西南北被驱使恰如盲人不见道
旧帙新解：转型期归义军史研究琐言
吴丽娱杨宝玉
吴丽娱，女，1949年出生，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隋唐五代史和敦煌学研究，现为研究员。现任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主要论著有《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关于敦煌S.5566书仪的研究——再论书仪中的状》、《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书仪章》、《敦煌书仪中的奉慰表启与唐宋朝廷的凶礼慰哀》、《试论敦煌书仪中的官场起居仪》等。
杨宝玉，女，1964年出生，1982—198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学位。1989年至今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现为副研究员。主要论著有：《敦煌学目录初探》（合著）、《英藏敦煌文献》第9－11卷（编辑）、《敦煌史话》、《敦煌沧桑》、《敦煌文献探析》等。
归义军史曾经是上世纪敦煌学研究中备受关注的课题，早在敦煌学发轫时期即有重要研究成果问世，80年代后，我国学者更是将敦煌文献与洞窟资料及传世史料相结合，对归义军史展开了全面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有关归义军时期的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艺术史、宗教史，以及民族与对外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异彩纷呈。仅以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的归义军政治史研究为例，荣新江先生等的成绩即尤为显著，诚如郝春文先生《二十世纪的敦煌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4页）所指出的，荣新江的论著将西北历史与民族问题相结合，观察全面，论述系统，视野开阔，能够将归义军史的研究放到唐宋之际中国历史的复杂背景下考虑。而郑炳林先生领导的团队对归义军史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郑先生主编的《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及其续编、三编（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2003年，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等，汇聚了兰州大学学者的大量论文，集中展示了归义军史研究课题的拓展与深入。可以说，在近百年来各国敦煌学者的共同关心和努力下，归义军政治史的基本框架早已建立，许多重要问题也得以解决，学者们在很多方面已经达成共识，并发现了不少问题的研究线索。
正由于此，新世纪的归义军史研究便要面对应当如何深入的困惑。一般的看法是，既然已有许多著名学者对归义军史进行过深入研究，许多重大问题也经他们而有了结论，在敦煌文书差不多已经完全公布的情况下，便很难再有新资料吸引公众的眼球，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最多只能对一些方面进行总结或者小修小补，而很难再有什么重要的发现和进展。
但是学术总是要不断进步的，那么，当敦煌学进入新的转型期之后，曾经走过辉煌历程的归义军史研究能不能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呢？特别是在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已愈来愈多地进入原始资料刊布领域的形势下，作为承担具体研究任务的学者，对这些条件应该有怎样的利用和响应，在研究内容和方式上应该作怎样的充实和改进？这是研究敦煌学各个方面的学者都要面对的，当然也是从事归义军史研究时必须回答的问题。
自2005年起，我们开始了对归义军朝贡史的探索，稍后并承担了归义军与中央关系研究的课题。通过对一些新、旧史料进行反复推敲，我们发现它们的内容不但可以为归义军政治史与对外关系史做重要的补充，提供对归义军史的新发现和新认识，甚至也可以导致对一些已认定的坐标和史实的重新定位与思考。而在重做探究的过程中，我们认为，对史料的充分开发认识和深入合理使用是开拓进取以期学术进步的关键。以下试从这两个方面谈谈我们的体会。
一、对原有史料的新审视
众所周知，在藏经洞开启百余年、敦煌学问世近百年的今天，完全未经整理研究的重要文书已如凤毛麟角，即便有个别遗珠，如P.3730v恒安状稿集抄（该卷正面有大家都知道的洪辩判文，但是背面却因为模糊不清而被完全忽略了，新的大型图录使我们得以发现和弥补之。为节省篇幅，本文行文中一般不一一提及我们撰写的相应论文，而仅于文末罗列我们已刊或已完成论文简目），也需结合多种已被研究过的文书进行剖析。因而，我们今日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前贤已经利用过的史料中发掘出新的研究价值。以我们的经历，至少下列几类文书中的研究信息尤堪重新审视。
其一，各类书状。
书状是反映归义军时期诸种政治势力之间关系及政治事件发展过程的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史料，有些为处理公事而作的书状其实本身就是第一手的档案资料。例如P.2992v共抄有三状，经认真分析，我们判定它们的作者和撰写年代各不相同，第一件是清泰二年（935）二月曹元德致甘州回鹘状，第二件为清泰元年朔方节度使张希崇致甘州回鹘可汗状，第三件是长兴二年（931）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致甘州顺化可汗状。那么，这三件来自不同方面的书状为什么会抄写粘接到一起，特别是灵武给回鹘的反映秘密军事计划和行动的书状怎么会和归义军节度使的混在一起，而且所叙述的事情似乎不完全是一回事？用一般书状集多系藩镇掌书记之类的官吏为了给日后作文提供范本而特意收集的说法是解释不通的。我们认为，这三状更可能是归义军僚属汇集的档案资料。结合P.3016v、P.3197v、P.3718等文书，可知归义军的朝贡始终很不顺利，特别是回来的路上曾屡次遭到回鹘阻截，还发生过不明原因的回鹘副使被杀事件，即使曹议金卑辞厚礼也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一直到应顺元年（934）归义军使团的正使梁幸德被杀，朝贡之路再次完全阻绝。而这以后归义军显然对其中的过程和原因展开过调查，P.2992v的三件书状很可能就是为配合这次事件调查而将相关文书进行追根溯源式的逆时序汇抄，从而使该卷具有档案性质。
某些散见书启书状也含有丰富的史料信息，其间既有归义军节度使与朝廷要员、其它藩镇节度使（特别是灵武节度使）、番戎首领（如回鹘可汗）等等的往来书启，也有归义军官吏，包括在辖区内任职的官员、入京或出使其它地区的使者、驻京进奏院属员等给归义军节度使长官的书状，既有公事文书，也有礼仪性的书启，内容涉及归义军时期的政治制度、人际关系、历史事件等等，是当时政治形势和社会生活的反映，可用以准确、具体地补史证史。在这方面尤其不该遗漏的是僧人书状，因为当时的官方社会与寺院和僧人有诸多往还（前面提到过的P.3730v恒安状稿即属此类），敦煌社会虽不能说是完全政教合一，但佛教和寺院影响之大不可否认，有些僧人还常常参加外交使团或本身就作为使者来往于敦煌和中原之间（如悟真、惠菀等即是），因此研究僧人与敦煌政界和中原朝廷的关系，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传统史料缺失给我们带来的遗憾。
利用书状研究归义军史，是以往的学者早就做过的，但我们以为，以往研究对此类文书中鲜活信息的挖掘还不够彻底，仍有大量遗珍蒙覆其中，我们对归义军史进行研究是从重新解读书状开始的，对它们的分析几乎构成了我们已有研究的主体。
其二，法会愿文、功德记。
佛教史料，特别是法会愿文在研究归义军史方面也有特殊的作用，这是因为许多隐晦的政治史实不会在官方的文件或者世俗的文书中出现，但在佛事文书中却会露出端倪，尤其是法会愿文中说庄严部分对当地上层人士的赞颂祝愿最耐人寻味，若将它们与相关世俗文书结合更是常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P.3804愿文，这件愿文先祝中原的皇帝、太子，再祝敦煌本地的“河西节度使司空开国公”、“刺史明公”、“入奏鸿胪大卿”、多位佛教高僧，及“尚书贵子二小郎君”、“夫人贵位”等。对于这件文书，苏远鸣先生曾作过研究，他考证“河西节度使司空开国公”是张议潮，“刺史明公”是张淮深，“入奏鸿胪大卿”是张议潭，但他认为“尚书贵子二小郎君”不是张议潮而是张淮深的儿子。我们根据其它史料对这一点作了纠正。另外他没有指出这件文书的确切年代，而我们却根据文中祝愿张议潭“伏愿形同大地，历千载以恒安；福比山河，跨万灵而独出”等语判断这时张议潭已经死了，而张议潮却还没有离开敦煌。又根据记同一事件的另件文书P.3770《张族庆寺文》有“桂月霄（宵）圆之日”和正史记载张议潮到朝是咸通八年二月，判断出这次法会的召开之日应该是咸通七年八月十五日，从而判明这是张议潮赴京前夕在自己的领地内举办的最后一次重大政治活动，而此举的目的正在于为日后在京城遥控归义军政权作铺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