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很多时候，威胁都是不可置信的，尤其是口头的威胁。在家庭里，也经常出现不可置信的威胁。因为家庭的成员彼此利害相关，惩罚一个家庭成员也会给惩罚者带来负效用，结果就使得惩罚常常并不是很可信。父亲常常会恐吓在墙壁上乱画的孩子，说如果孩子继续乱写乱画就把他耳朵割掉。但是聪明的孩子对此毫不理会，因为他知道父亲不会割掉他的耳朵。是的，父亲怎么可能会割掉他的耳朵呢，这样做对父亲本身来说也是非常不利的事情啊。家庭中管教孩子是父母深为头疼的。因为对孩子没有什么可置信的威胁。不给他饭吃？不给他衣穿？不让他上学？这些都只是说说而已。即便家长威胁要揍孩子一顿，甚至他真的揍了孩子，可是这揍一顿又管什么用呢？狡猾的孩子知道你不可能让他真的伤筋动骨。是的，哪个家长会为了使得对孩子的威胁可信就把他打个半死呢。所以，有时体罚孩子的教育方法，其实都并不是好的策略。那怎么教育孩子？可能还是得讲道理，让孩子懂得羞耻和内疚，降低他对于一些不听话行为的主观“赢利”（payoffs），这样来改变其行为。
在公司里，员工常常会策略性地提出加薪，而威胁老板加薪的一个常见版本就是“如果不给我加薪，那我就将离职”。问题是，老板会不会理睬员工的威胁呢？一个显然的事实是，老板可不像小孩那样缺乏理性。如果员工并没有其他的去处，老板就不会理睬员工的加薪要求。只有老板相信员工会离去，并且他觉得多花点钱留住员工是值得的时候，他才会给员工加薪。
譬如，两个国家之间没有犯罪引渡条约，一个罪犯若在一国犯罪而又能成功潜逃到另一国，那么尽管前一个国家有明确的法律制裁规定，但是它对罪犯将没有太大的约束力。对于罪犯来说，那只是一个不可置信的威胁，他可以成功地逃避惩罚。这可能就是劫机之类的犯罪更多地发生在缺乏引渡条约国家之间的原因。如果存在引渡，那么惩罚威胁将是可信的。
这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贪污犯的外逃。由于有外逃的路线，因此法律惩罚的可信性大打折扣。贪污的行为并不会因法律如何严厉的规定而有所收敛。显然，法律惩罚要成为可置信的威胁，关键不在于是否严厉地规定，而在于是否严厉地执行。
抛开国家层面，在微观的经济单元比如企业中，一样存在着大量的不可置信的威胁成为企业经营中的麻烦。众所周知，家族企业很难制度化管理，为何？原因也在于不可置信的威胁。公司对待违反制度和纪律的员工，常常以处分、开除为威胁，重者触犯法律还可能遭到起诉。但是，对于公司中的家族成员，这些威胁似乎都是不可信的——无法开除家族成员。因为如果家族成员减少，则势必引入外人来经营企业，信任度低了；当家族成员侵犯了公司的权益时，公司也并不会真的起诉，因为公司中的领袖并不愿把家族成员推上法庭。因此，在家族企业中，更多是靠血亲文化而不是靠制度来维系其运转的。因为制度所规定的惩罚是不可置信的，因此制度就没有威力。
在师生之间，有时也会存在不可置信的威胁。教师为了让学生更加努力学习，有时会故意夸大命题和阅卷的严格程度。但是，学生很清楚的是教师不可能让大面积的学生不及格，所以他们就不会理会试题的难度。如果他们预计95%的学生会及格，那么他们就只需要让自己进入那95%就行了，并不会担心绝对分数是否会达到60分。如果教师真的想通过考试压力来迫使学生努力学习，那么他应当公布更低的相对及格标准，比如无论考多少分，都只有70%的同学才算作及格；但是，几乎没有老师会这样公布，因为如果他真的公布了这样一个过低的相对及格率，那么学生会向校方投诉教师强行规定了不合理的及格率。
MBA学员的录取中同样有不可置信的威胁。尽管大学的商学院常常是按照招生计划的一定比例（如1∶1.2）来确定面试人选，即应有20%左右的面试参加者将不被录取。这样的压力之下，理应是大家为面试充分准备，激烈竞争。但实际上，似乎并没有准MBA学员将这当回事。原因是，MBA高额的学费是大学商学院的高额收入。少录取一名学员，就损失数万元的收入（要知道，这是净收入，因为无论增加不增加这名学员，学校的成本都是一样的）。结果，面试淘汰就是不可置信的威胁。相反的结果是，大学总会争取到更多的名额将参加面试的学员一网打尽。
为了使威胁变得可信，人们可以采取承诺行动。承诺行动的基本思想是通过限制自己的某些策略选择，从而使得其选择特定策略的宣称使意图变得可信。或者说，承诺行动是局中人通过减少自己在博弈中的可选行动来迫使对手选择自己所希望的行动。其中的道理在于：既然对方的最优反应行动依赖于我的行动，那么限制我自己的某些行动实际上也就限制了对方采取某些行动。如果某些承诺行动只是增加了选择某些行动的成本，而不是使该行动完全不可能被选取，则被称为不完全承诺。
虽然语言也可以作为一种承诺，但我们这里讲的承诺行动更注重要落实在“行动”上。“行胜于言”是博弈论的基本教条。一个人嘴巴上可以说得天花乱坠，而理性的人却只看他的行动。
假设在位的垄断企业事前扩大生产能力造成过剩生产能力（这可以降低它打击进入者的成本），而每年对这些过剩生产能力的维护费用为30万，那么这项投资使得其每年的垄断利润从100万下降到70万；但是，如果进入者进入，在位者实施打击的成本降低了，即使扣除过剩生产能力的维护费用也可获得利润30万；如果进入者进入而在位者默认，那么在位者的利润为50万-30万＝20万。从而使打击的威胁变得可信了。因为，如果进入者进入的话，在位者实施打击得到30万的利润比选择默认得到20万要好。而正是由于打击威胁可以置信，因此进入者就不会进入，从而在位者将得到70万的利润。与不扩大生产能力而进入者进入，在位者默认而只能得到50万利润的情况比较，扩大生产能力虽然带来每年30万的维护费用，但这样做仍然是值得的。
当然，企业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承诺一定采用打击政策。比如，它可以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对社会公开宣称自己的打击意图。尤其是有声望的大企业使用这一招常常是有效果的。因为有声望的大企业言出必行，如果它将来不这样做就会损害企业的声誉。这相当于企业主动切断了“沉默”的道路而无路可退，只有打击。
或者，企业也可以用一个赌博合同来阻止对手进入。比如，在位的垄断企业跟另外一个第三方订立赌约：“如果进入者进入而我不打击，那么我就输给你50万。”在这样的一个赌约下，当进入者进入而在位者默认，虽然获得利润50万，但支付赌注50万出去，净所得为0，还不如打击得到利润30万而不需支付赌注。所以打击威胁也就变得可信了。有意思的是，企业并不会真的付出这50万的赌注，因为打击威胁可信时进入者就会选择不进入，从而在位者并不需要付出这50万却得到了垄断利润100万，赌约成立的条件也不会发生。这正是博弈中的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很多现实的博弈结果，常常是受到那些从未发生的事件所左右的。
但要注意的是，与空洞威胁一样，有时候博弈中的承诺也是不可相信的，这样的承诺被称为空口承诺。空口承诺之所以难以令人相信，是因为它太廉价，人们没有理由去相信。尤其是，如果一个空口的承诺本身不符合承诺者的利益，那我们就不应指望他会遵守承诺。因为，背叛是人的天性，从亚当和夏娃开始，人类就学会了背叛。
中国的“圣人”孔子，曾经生活在陈国，后来离开陈国时途经蒲地，正好遇到公叔氏在蒲地叛乱，蒲地人将孔子扣留起来，不允许其离开。在孔子的请求下，他们提出条件：假如孔子不去卫国，他们就让孔子离开。孔子对天发誓不会去卫国，于是他们放了孔子。结果，一出东门，孔子就直奔卫国而去。到了卫国后，子贡问孔子：“誓言可以背叛吗？”孔子说：“被迫立下的誓言，神灵是不会听的。”圣人都可以背叛空口承诺，何况凡夫俗子。
又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国家纷争，长达数十年的矛盾积怨一直难以化解，看不到和平的曙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双方都无法给对方一个坚实的承诺。巴勒斯坦“土地换和平”的承诺实际上是非常廉价的。因为，如果以色列从占领的领土撤走，而巴勒斯坦仍然可以继续从事恐怖活动。如果要“土地换和平”成为一个可置信的承诺，那么可能需要巴勒斯坦拿出更大的诚意使其承诺具有更坚实的基础，比如停止恐怖袭击并保持足够长的时间来证明不会再搞恐怖袭击。
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承诺的不可置信有时也会成为一个大问题。譬如，一般地，如果实际的通货膨胀能略微超越老百姓的预期，对经济的成长会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是，如果老百姓预期的通货膨胀超过实际通过膨胀，或者与实际的通胀一样，那么通胀政策就不会有什么好处，还不如实施一个零通胀政策。当然，政府可以宣布实施零通胀政策，问题是政府的零通胀承诺是很不可靠的，因为一旦老百姓相信零通胀政策，那么政府搞一点通胀将更能刺激经济，于是政府就会有动力搞一点通货膨胀。政府的承诺是不可置信的。这样的问题，被称作宏观经济政策中的动态不一致性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政府事先宣布的某项政策，一旦被人们相信，则政府就有动力改变这项政策。为了克服这种时间上的动态不一致性问题，一种方式就是政府按照老百姓的预期设置通胀率，使得政府的政策本身处于纳什均衡状态；要么也可以通过立法来确定零通胀政策——法律对零通胀政策给予坚实的承诺，因“政府也不能违法”。
廉价的口头承诺是不可置信的，博弈论讲究的就是看一个人的实际行动。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在生活中是广泛适用的。比如一个男孩子对一个女孩子许诺会爱她一生一世，如果女孩子就这样相信了他的话，那就太不理性了。因为，说一句爱是非常容易的事，仅仅是嘴里说出的誓言是非常廉价的。如果男孩子更愿意在女孩身上花钱，更多地花费精力关心女孩子，那么他的承诺就更为可信，因为他为他的承诺付出了代价。
设想一个很小的承诺与威胁，比如，参加考试的学生承诺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绝不作弊，但却不难想像在考场里没有监考老师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学生并不都是道德高尚、具有自制力的人，即使在有老师监督考场，并威胁如果有学生敢于顶风作案，必然严惩不贷，比如考试卷直接作废，找家长等。设想一下，如果这些威胁仅仅是威胁，在学生作弊后没有认真采取什么严惩的行动，那么学生作弊的风险非常小，考场纪律依然与没有老师一样。由此可见，有些时候，监考老师不得不对学生进行专制式的惩罚。
4.你会发射原子弹吗？
许多人认为核武器存在一种悖论，因为核武器象征的威胁太大（同归于尽），以至于完全用不上。假如核武器的使用不是合理的，那么所谓“核威慑”也不可能是合理的。一旦失去了威胁的价值，核武器对阻吓小型冲突也就毫无用处。
这就是欧洲人担心北约的核保护伞可能抵挡不住苏联常规军队的原因。即便美国决心保卫欧洲，人们还是会继续争辩说，核武器根本就不可信。苏联可以运用每次切一小片的“意大利香肠”战术，钻核武器威胁的这个空子。
上世纪80年代英国有一个很受欢迎的电视剧《是，大臣》，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都喜欢看这个拿政界人物开玩笑的节目，连当时的首相撒切尔夫人也乐于在其中客串角色。这个戏的主要内容是政客和官僚机构如何在扯皮中作出糟糕的决定。下面一段出自它的续集《是，首相》，正是一个“最后界限”为何失去作用的说明。这一情节的背景是：首相正在犹豫是否要花费巨资装备英国的核武库，为此他找来了首席科学顾问，征求他的意见。以下是这位首相的叙述。
他第一句话便问我是否相信有核威慑这回事。
“是。”我说。
“为什么？”他问道。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意思是我请他把问题再说一遍。
“为什么？”他又问。
“因为……它发生威慑作用。”我软弱无力地回答道。
“威慑谁？”在我看来，这似乎很明显。“俄国人。不能让他们进攻我们。”
“为什么？”他又来了，再次使用那个恼人的小小的词“为什么”。
为什么威慑力量能威慑俄国人，不让他们进攻我们，这是他的问题所在，他问的是这个问题。我坚定地回答道：“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发动进攻，我会按钮。”
“您会吗？”他听来有些惊奇。
“哎……”我犹豫了一下，“我会不会？”
“唔……您会吗？”
“作为最后一招，我会。肯定会。”我又想了一下说，“至少我认为我肯定会。”
“那么最后一招是什么呢？”他继续无情地问下去。我不得不谨慎地想一想。
“如果俄国人侵犯西欧。”这一点至少看来也是很明显的。
罗森布拉姆教授微微一笑：“可是您只有12个小时来作出决定，所以最后一招也是首先的反应，您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吗？”
我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看来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