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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之学
曾国藩认为礼体现为仁与义，仁、义能使人“心纯”，“心纯”则贤才辅佐，而贤才辅佐则“天下治”。“天下治”是由于仁、义能“化万民”。同时指出，如以仁、义治天下，必然会出现“仁政’，并将“仁政”视为治理国家的规矩和准绳。
中国历史发展到了清朝中后期，道光咸丰年间，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变得越来越无以为继了，成了所谓法敝、民顽、吏贪、兵惰的社会，适逢内忧外患，西方列强纷纷东来，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满清王朝摇摇欲坠，几成无可收拾之象。作为建权几百年的合法政权——清朝的臣子，以曾国藩等少数号称“一代中兴名臣”的封建末士凭借一己之力，和对君、亲、家国的强烈的责任感与进取的人生态度，挽救清王朝于狂澜之既倒，大厦之将倾，致力于移风易俗，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剿灭内忧，克服外患，使清朝的统治得以延续了数十载，免于崩疽于一旦，其才学智慧实在不可虚无以待，值得后人认真研究一番。
曾国藩反对做死学问：“有所宗而无所逸”，主张学以致用，观察社会，研习社会，当国家有危难之时，而能够效命驰驱。可见，曾国藩学问的本色乃是经世致用。至其思想学术，亦皆本于实事求是。
清季政纲败坏、人心不古的状况，为当时很多有进步思想的人和正直的士大夫所诟病不已。其中尤其是吏治的腐败，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曾国藩在奏疏中直言无忌，直陈皇上，对官场的腐败风气痛加揭露：“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中已溃烂，奏章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有为，将来一遇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曾国藩将颓败、黑暗的官场风气与人才问题联系起来，主张选贤任能，更新吏治。
治国当然离不开人才贤能。曾国藩当然也明白，提出了“人才”的问题，也许可以解决一时的问题，但更根本的乃是移风易俗，重振礼教纲常之说，从根本上改变官场风气。再由士大夫官吏以身作则，醇化民风习俗，使“顽民”经教化之功度。
由于深受儒家学说的熏陶，曾国藩认为治国以纲常礼义为先，这是囿于时代局限所决定的，因为纲常礼义是“性”与“命”，即所谓“以身之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教、孝
、慈。其必以仁、教、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无论是“三纲”还是“五伦”，都是一种天性天命的礼，谁也不能违背。曾国藩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于礼”。自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礼之所以能治国治天下，曾国藩认为礼体现为仁与义，仁、义能使人“心纯”，“心纯”则贤才辅佐，而贤才辅佐则“天下治”。“天下治”是由于仁、义能“化万民”。同时指出，如以仁、义治天下，必然会出现“仁政’，并将“仁政”视为治理国家的规矩和准绳。
曾国藩主张“治国以礼为本”，强调肇始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以礼自治”和“以礼治人”，把礼看作统治权术不可须臾或缺的法宝。但他又认为，要天下真正大治，也离不开法制。为此，极力赞赏周敦颐的法制观：“圣人之法天，以政养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故得刑以治。情伪微暧。”甚至将唐虞以后的五刑称作为“不易之典”。
曾国藩主张立法执法必须严肃认真，认为立法是必要的，立了法就一定要认真执行。他说，凡立一法，出一令，期在必行；若待而不行，尔后更改，则不如不轻议法令为好。他强调执法必须从严，但并非漫无条律，而是要“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
曾国藩主张重礼慎法，礼法结合，以治天下。他强调礼，但又充分注意法的重要住，认为五刑是“不易之典”。礼与法只是顺序上的先后而已，即所谓“不当以赏罚为先”。这是对西汉贾谊“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和东汉陈宠“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人刑，相为表里”思想的实践。
曾国藩重视法刑、主张法治的重要表现是既不能任意赦免，又不可随便赎罚。他称赞西汉匡衡、东汉吴汉不愿赦，三国时用刘备、诸葛亮不谈赦。认为赦免会使子孙不肖、士兵傲慢。
曾国藩虽说赎有定数，不排“过失”、“老疾”，似乎特殊情况可以赎罚，但他又强调“于词讼罚捐，杨行停止”，主张有罪必罚。
曾国藩之重视礼义纲常，主要表现在他在整顿吏制和以法治军队时礼义的特别倚重。整顿吏制的主要措施在于选拔有品格、有才识的人来执法，只有选用这样的人才来执法，来管理一方民众，才可能真正地实现法治“公正”、“廉明”的要求。
人的思想约束着人的行为，人的行为是人的内在思想精神的表现。曾国藩的“思想”、“行为”两手抓的治国之道，也许就是今天中国领导者“讲政治，讲法制”，“民主与法制”并重，“两手抓”思想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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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以民为本
曾国藩以儒家的民本思想为政治原则，爱惜民力，主张仁政，认为政治的得失就在于是否能保证天下民众吃饱穿暖，人民是否满意。曾国藩把儒家理想的施政方案和自身的感受结合起来，妙在其治国之策中首先主张爱民。
在三代周公时，就提出了“天命不常”、“敬天保民”的主张。周公认为，一朝一代不可能永远受到上天的眷顾，因而不应只是祭祀上天以求保佑，更应注重仁政。而天命可以从民情中察见，人民若拥护朝廷，那上天自然欢喜；如民间怨声载道，则上天就会发怒，那样朝廷就要衰败了。这是民本思想的源头。
曾国藩熟读儒家经典，以儒学修身养性齐家，在治国方面，自然也是遵循儒家思想，从他的日记、家书、奏章中可看出其为官从政都依民本思想。曾国藩以“仁术”为施政原则，随时考虑国计民生，这主要体现在其内政、军事方面。
曾国藩曾说：从事政务，首先在于爱民，要爱民必须选察官吏，察举官吏最重要的在于知人，而知人必须慎于扣取言论。魏叔子认为孟子所讲的是“仁术”，“术”字最耐人寻味。喜爱一个人而知其所短，厌恶一个人而知其所长，就是“术”字最好的、最贴切的意义。
曾国藩以儒家的民本思想为政治原则，爱惜民力，主张仁政，认为政治的得失就在于是否能保证天下民众吃饱穿暖，人民是否满意。曾国藩把儒家理想的施政方案和自身的感受结合起来，妙在其治国之策中首先主张爱民。
以民为本，就要体恤民情，曾国藩在江西任两江总督时就因爱惜民力而推迟征收落地税，他于同治二年有过论述：我在咸丰十年三月，奏明朝廷，将江西全省厘全收入充作我们的军饷，仍然按照老章程收取茶税。因为茶捐、茶厘银数已经很多了，如果再征收落地税，恐怕百姓的财力达不到，这就是我迟迟不征落地税的原因。
曾国藩家训讲“耕读传家”，其本是农家子弟，考取功名之后才进入仕途，对农民感同身受，了解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了解农民对统治者的企望，因而他的爱民政策更能接近农民的真正所需。
曾国藩因亲自参加田间耕作，对农民的疾苦比较了解。他在日记中曾写道“四民”之中，农民最苦，他还曾经写《劝诫州县》一文，替民诉苦：唯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
曾国藩希望州县的官员们体谅农民的辛苦，这一方面可以给农民带来好处，另一方面，也是维护封建社会政治秩序的需要。
作为传统儒学的遵从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曾藩自然是崇尚仁义道德的。但可惜的是，他出生在清朝的末世，国家积贫积弱，人民生活困苦，自己还不得不投笔从戎，其心中的苦闷、矛盾是可想而知的，仁义之师的想法应该就是由此而来。曾国藩清楚地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行军打仗也是一样，战场上的胜败是一方面，民心的得失又是另一方面。如果得不到民心，就是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也是没有用处的。他曾说仆尝谓统兵而不知爱民，即百战百胜，也是罪孽；居官而不知爱民，即有位有名，也是罪孽。
为此，曾国藩除了严整军纪、禁止扰民外，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关心民众疾苦，赈济灾民，与当地百姓共渡难关，以此来获得老百姓的拥护，曾国藩将这种做法称之为“仁术”。咸丰八年正月，他给曾国荃写信说：“救济灾民，即孟子所称‘是乃仁术也’。”
同时，曾国藩也写了《劝诫营官》：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平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夫殊矣。
官兵和贼匪都靠武力行走天下，但官兵和贼匪不同的是，官兵是保护百姓的，不侵扰百姓；而贼匪不同，他们经常骚扰百姓，侵夺百姓的财产。因此，曾国藩多次强调治理军队首要在爱民：以爱民为行军第一要义，庶为仁义之师。
用兵之道，总以不扰民为第一要义。本部堂频年教人，首重“爱民”二字。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勿视为要结粉饰之文。
曾国藩说：养兵是为了民，设官也是为了民，当官不为民着想，那是我深恶痛绝的。为民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曲爱民歌，不是做几件事摆摆样子，而是要真心实意地爱，爱字中间有一个“心”字，所以爱民就要出于“真心”。
曾国藩看到民众在内乱外患中，家败人亡、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地时，有感而发，亦为了收拢民心，得到民众支持，特地作《爱民歌》、《解散歌》教湘军官兵学会，以自行约束。
曾国藩多次上书陈述民间疾苦，也多次发布公告以减轻群众负担，体恤民情，爱惜民力。然而他也不是完人。他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被人称为“曾剃头”。这个称呼的含意不是曾国藩给人理发，而是人们形容其在剿杀太平军过程中砍人头如剃头一样，采用血腥的屠杀政策，以白色恐怖的高压手段镇压群众起义，维护满清封建统治。
3
治国终身以“勤”
曾国藩自小所受家训中就有“勤”字，如“三致详”中的“勤致详”、“八本”中的“居家以不晏起为本”，都是教导后辈子弟不可偷懒，要以勤治家。
古时当政之人通常都以“勤政爱民”为训，时时告诫自己不可懒惰，要勤于政事，观民间疾苦，为民谋利。只有勤于政事，才能造福于民。懒惰懈怠，民必受其弊。宋朝名臣真德秀说：“莅事以勤。当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圣贤，犹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其馀乎？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诗酒游宴，则谓之风流娴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
自古以来，历朝历代当政者大多以“勤政”要求自己，因为只有勤政，才能知民间之所需，急民间之所苦，体恤民情。一个懒散的当政者不阅公文，不察民情，不了解地方民风，又如何能与民众连成一片，同甘共苦呢？
三国蜀相诸葛亮为千古贤相，他从刘备白帝托孤之后，“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以报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他在《出师表》中说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内要治理政事，外要带兵作战，为后人奉为勤政榜样。
后世有所作为的帝王，也多以勤政自勉，如清军刚入关时，康熙、雍正都以勤政著称。
晚清政府内忧外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曾国藩以勤奋自励，包含了一种倔强的精神。他不敢预料事情结果会怎样，但只要他努力做了，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是他一以贯之的“尽人事听天命”的思想。咸丰九年十二月，他在给好友吴廷栋的信中说：弟近不课功效之多寡，但课每日之勤惰。来示企望鄙人于将来者，即以此语卜之，自揣此后更无可望。但当守一“勤”字，以终吾身而已。
用他对自己两位兄弟的话说：“吾唯以一‘勤’字报吾君，以‘爱民’二字报吾亲。”对他来说，勤奋是报效国家的唯一途径。
本着这样的原则，曾国藩可谓劳心劳力，以一“勤”字终其身。即使偶尔有不够勤奋的时候，他也要深刻反省，痛加改过。
曾国藩自小所受家训中就有“勤”字，如“三致详”中的“勤致详”、“八本”中的“居家以不晏起为本”，都是教导后辈子弟不可偷懒，要以勤治家。
曾国藩说：“凡人之情，莫不好逸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他说：以人事与天事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乱世多尚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末俗多趋偷惰，椎勤者可以遏其疏。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过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
可以说，这种“忠”和“勤”的精神贯穿了曾国藩的一生。
随着曾国藩位高权重，他对自己的要求也越加严格，这是他晚场善收的主要原因。同时，曾国藩意识到：位高权重，就要多做些事，才能名实相符，不枉国家重用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