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落实挑选幼童赴美留学的有关事宜，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十九日，曾国藩与李鸿章又联衔上了《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将挑选幼童及驻洋应办事宜六条开例，重申挑选幼童的标准、程序及出洋的管理原则、留学经费的拨付及开支办法，奏折请旨派陈兰彬为正委员，容闳委员常驻美国经理一切，决定派遣五品衔监生曾恒忠为翻译，光禄寺典附监生叶源浚为中文教习随同出洋，幼童的选拔及出国留学的训练则由总理幼童出洋肄业沪局负责，由盐运使衔分发扣补知府刘翰清主持，对出洋委员及驻沪洋局刊给关防以资信守。这样就进一步从组织上保证了选派留美幼童工作的正常运行。
是年七月初九（8月12日），首批幼童30人在陈兰彬等人的带领下乘风破浪向新大陆进发，容闳先期赴美迎接，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中美文化交流史中新的一页。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古老的中国如何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面向世界的近代化，成为朝野人士思考的主题。曾国藩是处于这一历史转折点的领袖人物，其科技思想是应对这一时代主题的先锋思想。他倡导的洋务运动，他设计的近代水师，他培养的第一批科技人才，既是其科技思想实践的结果，同时又成为近代科学主义的发初。
为了缩短中西差距，不致闭门造车，了解西方科技的最新知识，培养学贯中西的科技人才，曾国藩积极倡议走出国门，派遣留学生，从而造就了我国最早的一批卓越的自然科学家。由于这是一次主动走向世界的实践，因此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它不仅推动了我国传统教育的近代化，刺激了其他学习西方的形式和活动的勃兴，而且大大拓宽了国人的视野，为封闭保守的思想文化氛围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气，为国家培养了科技人才，为近代科技发展，为科技思想的生根奠定了基础。
而且，曾国藩还接受容闳的建议，兴办兵工学校和机械学校，通过学校教育，给中国青年工人讲授机械制造原理和提供实习机会，让他们渐自熟练使用、操作和修理机器，而不必事事仰仗外国工程师，为中国民族工业培养出最早一批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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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之谋
曾国藩为了不轻借外力的主张，对朝廷也不辞使用最坚决的言辞。在议复借洋兵助剿苏常金陵的奏折里，他坚持必有充分的主兵才可以借用客兵，而极力申明不但遽然进攻没有“足以一会剿之师”，且若克复城池“亦难筹防守之卒”。
清季的外交事务，多系于李鸿章一人之手，对于李鸿章的外交政策，时人和今人大都讥之为“软弱”、“妥协”、“媚外”，但是考察当时的中外形势，又有诸多不得已之处，只是未得国人之体谅。
李鸿章晚年主要纠缠于外交事务，就其能力而言，时人鲜有能出其右者。但是谈起自己的外交理念，他坦言承认皆得益于其师曾国藩对他的谆谆教诲。李鸿章一生秉持“和平、忠信、笃敬”的外交政策，实则是曾国藩当年外交政策的遗风。
曾国藩的外交，过去多少年内一直被简单地认定为妥协、投降的外交。近年来，史学界始对此提出异议。曾国藩的外交政策给人的印象之所以“软弱、妥协”有余，而“强硬、尊严”不足，实质上反而印证了曾国藩在当时能正确地审时度势，知道中外实力悬殊甚大，和列强硬碰，靠威力与之周旋，既不明智也不现实。曾国藩羁縻外交思想实际上是对列强权且笼络，争取一个和平发展环境，速图自强，以最终达到御侮的目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贫穷落后、受人欺侮的国家，要生存要反弱为强，舍此羁縻外交思想，别无良策。曾国藩的外交方针主要有四个字：“诚”，推诚相见；“信”，信守和约；“争”，据理力争；“和”，外部和睦。
曾、李最早开始与洋人交往始于镇压太平天国的末期。洋人的枪、炮、战船在战斗中的动用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博得了曾、李等人的赞赏。曾、李遂与洋人开始了交往活动。
李鸿章起初根据自己与协助对洪杨作战的外国人相待的经验，发现“以孤军与外方杂处，每至十分饶舌，用痞子放赖手段，彼亦无如之何”，以为得到了与洋人相处的法宝，洋洋得意，奉之为圭桌，处处宣扬。待到曾国藩将到天津办教案时，李鸿章则直接向其师建议：“与洋人交，略参用痞子手段。”此后便有《庚子西狩丛谈》中记录的李鸿章对当年往事的一段回忆：“……别人都晓我前半部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来接管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以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话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配作何主意呢？’
我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
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
我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按：乃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
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口曰：‘呵，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
我想不对，这话老师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曰：‘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
他又捋须不已，久久始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还是用一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分，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于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些。……’
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顿然有了把握，急忙应声曰：‘是，门生准遵奉老师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囊锦，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奉行，真有此理。”
从这一段记载中，人们大致可以看到曾国藩的外交思想对李鸿章的影响之深，可以说，因为清季的外交多半倚重于李鸿章，所以说在清季数十年的外交历史中，曾国藩的外交思想是始终贯穿其间的根本基调。
咸丰十年和同治元年，曾国藩参与三次外交政策的筹商，都是商计借洋兵助平内乱的问题。
而这三次的问题又不尽相同。第一次是咸丰十年商讨俄国使臣的水军助剿和洋船助运的提议；第二次是同治元年三月商讨江浙绅士的借兵请求和公使的助剿提议；而第三次在同治元年六月，所商讨的只是一个莫须有的、印度兵大举来中国的报告，是在天津办理条约交涉的崇厚所闻一个英国领事的非正式的表示。洋将华尔在青浦嘉定为太平军所败，于是津沪一些英国人有此大举复仇的声言，然而崇厚根据这种声言作的邀兴兵的主张，议政王大臣则根据崇厚的报告惶惶然讨论防范洋兵的准备。崇厚与那些王大臣虽然主张不同，但对于情势缺乏判断，都认为外兵就要大举，则又正复相同。只有曾国藩受命与左宗棠、李鸿章会商之后的复奏，才作了正确的判断。
曾国藩的根本判断是没有印度兵大举可能，但他更要求向英国公使查询确实，并且预先作谢绝来兵的准备。这样的审慎周密与崇厚等的轻信张皇适成对照。
人们切不可在一个多世纪之后轻视曾国藩的判断能力，试回顾曾国藩怎样要求确实的报告，怎样指出外国决策需要广大的基础，怎样论定外国对于战端决不轻开，怎样认清楚外国卷入中国旋涡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再看一看最近的中国人又是怎样随时作着外国卷入中国旋涡的预测，怎样轻取无根的传言而忽视确实的事实，怎样夸大细小的事件而昧于基本的情势，怎样迷信外国的片断言论而不顾他们的一般心理，就不能不承认曾国藩懂得认识事实而为晚近人所不能及的事实。
对于“借用洋兵”的问题，曾国藩在三次筹商中始坚持否定的主张：对俄国的建议，是主张奖其效顺而缓其师期；对英法的建议是主张只允会防上海，不允会攻内地；对崇厚等调印度兵一说是辟其没有根据而又预为谢绝之备。这三次的主张都成为当期朝义决定的根据。
这当然有杜绝祸源的大功用。无论对朝廷对个人，曾国藩亦皆尽其所能来反复中说以支持自己的见地。
曾国藩为了不轻借外力的主张，对朝廷也不辞使用最坚决的言辞。在议复借洋兵助剿苏常金陵的奏折里，他坚持必有充分的主兵才可以借用客兵，而极力申明不但遽然进攻没有“足以一会剿之师”，且若克复城池“亦难筹防守之卒”。他以应试科场为喻，指专借西兵无异于“倩人顶替”，并明白声言“既以借助外国为大辱，尤以无兵会剿为深耻”。
曾国藩在其他问题上也无不显露他的严毅坚定。他对李鸿章反复申说忠信笃敬的原则，竟不借直指李鸿章的弄术与傲惰。他回拜一个曾到他大营的代税务司英人赫德，李鸿章来信以为过谦，他就立刻引督抚亦可回拜别省州县之例，指出这“施之洋人亦必因。此而纳侮”，更指出中国要求胜外国，全在乎官和兵的振肃，而“不仅在税饷盈绌，尤不在体制之崇卑”。这自然不是媚外，也不是牢笼之术，同时也不是固执己见，而是严守自立与推诚的信条，是对于任何虚骄意念丝毫不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