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六月，已经升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又写信给曾国荃，表达了自己升官之后的惶惶之情：我侥幸居于高位，又有一点虚名，时时刻刻都有摔下来的忧虑。我观察古今人物，像有我这种名位权势的，能善终的很少，我很担心在全盛的时候，无法使弟弟等们有所长进，我摔下来的时候，却要连累弟弟们。只有趁还没有事情时经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才差不多免于大祸吧。
曾国藩所讲的宦海之途应当知道畏惧，是有特殊的背景的。在封建官场中，权力是最敏感的，权力太大的人总是很难有好的下场，所以曾国藩才有如此的畏惧。曾国藩强调要有敬畏之心，就是提醒自己要始终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这一点，对于充满风险的封建官场来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他事业的成功是得益于“倔强”这两个字，那么他哲身而退，则是得益于他的“敬畏”之道。这一点对于今天的领导也还是有启发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能给你带来荣耀，也能给你带来毁灭。每一位领导者，都应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放纵了自己，只有这样，才会避免大起大落，大成大败。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永远比什么都重要。
曾国藩的确是一个很清醒的人，他一生所经历的风险，确实不是常人所能体会的。然而他时刻提醒自己，在顺利的时候，要考虑到终有不顺利的时候，在兴盛的时候，要考虑到终有衰落的时候。这使得他始终保持一种谨慎、清醒、冷静的心态，从而顺利渡过了宦海的风波，避免了历代权臣败家丧身的命运。
当然，曾国藩的为官之道，与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有直接关系。在传统中国，谦谦君子是最受鼓励的人格。曾国藩以谨慎、谦虚作为为官的原则，体现了他在那个时代的生存智慧。今天人们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已经很不一样了，尤其在今天，社会更需要进取型、开拓型的领导干部。但曾国藩的四败之道，毕竟是从历史上总结出来的，对于今天的为官者保持清醒的头脑，自然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其实，官场即为名利之场，为官者最难处便是名利二字。在导致为官者身败名裂的原因中，最常见的原因，应该说是名利二字。所以才有了“利令智昏”这样一个成语。确实，一个人如果利欲熏心，那么他就是再聪明的一个人，也会头脑发昏，忘掉一切的。所以，要做到保一颗清醒的头脑，必须将“名利”二字看得淡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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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哲保身，功成身退
曾国藩说：“甥初入京，总以‘勤俭敬信’四字为本，而以择交为用，无四字则凡事皆无根柢，纵有才华，亦浮荣耳，不择交则无观摩规劝之益，故须物色贤者，明以为友，暗奉为师，乃借以约束身心之货也。”
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曾国藩立下了赫赫战功，攻克天京以后，曾国藩手中的权力几乎控制了江南的半壁江山。而身居高位的他心里非常明白：自己手掌重权，军事实力过分强大，利则能以此立身，弊则会招致杀身之祸。
据说当时投降曾国藩的李秀成在狱中写了五万多字的自供状。李秀成投降，实属无奈，天京攻陷以后，他保护洪秀全的儿子出逃，在换马的过程中，被清兵追上，寡不敌众而被俘。在供状中，李秀成力劝曾国藩称帝，自成一代霸业。曾国藩看了供状以后，对其中做了删减修改。
曾国藩深知自己的实力，也明白自己权力过大会引起清政府的猜疑，为了保身之见，亲自下令裁减湘军，削减实力，这项措施使得清政府逐渐消除了对他手握重兵的猜疑。
曾国藩在给朋友、家人的书信、言谈中多次流露出“辞荣避位”的想法。他曾写信劝手握重权的弟弟曾国荃说：“功成身退，愈急愈好”，“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于大祸大谤”；并一再诉说自己的心情“时时作罢官衰替之想”、“余决计此后不复作官”。他功成身退的想法在攻克天京以后更根深蒂固，看着周围同僚的荣辱升降，他的想法更加深了一步：“大约凡做大官，处荣安之境，即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谓富贵常蹈危机也”的担忧。在他的儿子曾纪泽劝他辞去两江总督的官位时，他说：“平世辞荣避世，即为安身良策，乱世仅辞荣避位，尚非良策也。”
但是，他还没有等到“辞荣避世”的平世时，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使他成了千夫所指，最终郁郁而死于两江总督的官位上。
曾国藩“辞世避位、功成身退”的想法，是总结了中华几千年的历史而形成的。汉高祖刘邦称帝，怀疑曾立下显赫战功的异姓王心怀叵测，一个个都消灭殆尽；朱元璋建朝以后，手刃曾经患难与共的战将。古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忠臣亡。”这些经验对后世成就事业者有所警惕。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的自我意识很明确，自己觉悟得早，主动裁减湘军，完成了他终善其身的明智做法。
曾国藩始终有自己的官场哲学，他从不与人争名逐利，不居功自傲，不恃才傲物，不狂妄自大。在曾国藩家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曾国藩就曾国荃与曾少荃抢功一事，寄书说：“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而应“总以保全身体，莫生肝病为要，”以图更为长远之计。他说：“窃意居今之也，要以言逊为宜。有过人之计，而口不自明；有高世之功，而以不自居，乃为君子自厚之二道。”
以上这些，都是他“明哲保身、功成身退”的积极想法。曾国藩一生受后世人敬服，很少受朝廷弹劾、受下属参奏，这就是秘密之所在。
曾国藩为人处世，接物应事，遵循“勤俭谨信”四个字。他说：“‘勤’就像天地之间的阳气，立身居家、做官治军，都依靠阳气支持，勤劳才会兴旺，懒惰才会衰败颓废；‘俭’可以端正风气，可以带来后福；‘谨’也就是谦虚恭敬，谦虚就不会遭人忌妒，恭敬就不会受人羞辱；‘信’就是诚实，不说一句骗人的话，不做一件骗人的事，这样久了，人人都可以信任你，鬼神也会钦佩你。”
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修己治人之道，止‘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语，终身履之有不能尽，不在多，亦不在深。”
在给王叶亭的信中，曾国藩说：“甥初入京，总以‘勤俭敬信’四字为本，而以择交为用，无四字则凡事皆无根柢，纵有才华，亦浮荣耳，不择交则无观摩规劝之益，故须物色贤者，明以为友，暗奉为师，乃借以约束身心之货也。”
曾国藩在给欧阳泉太守的信中说：“做人之道，以‘勤廉信慎’四字为要。‘勤’则可以补救愚拙，不知者将所知，不能者将渐能；‘廉’则临财不苟；‘信’则说话不欺。凡上司用人，称其结实可靠者，大抵不出此三句。‘慎’者，心则敬畏，而言则退让也。有是四端，小则谨身寡过，大则有守有为。愿切记之！”
咸丰十一年十月，清廷拜旨，命曾国藩统辖江、皖、赣三省，并管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管制。同治元年正月初一，诏授他为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三月后授曾国荃为浙江按察使。二月，诏授曾国荃为浙江布政使。这对别人实属求之不得的隆遇，但他却怕树大招风，在致国荃的家书中说：“京师十月以来，新政大有更张，皇太后垂帘听政，中外悚肃，余连奉运察谕有十四件，倚异太重，权位太尊，虚位太隆，可悚可畏。”
果然，清廷内部政治斗争激烈，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日讲官蔡寿祺由于内监的授意，上万言长书，痛陈时政，借助流言，对曾国藩的攻击不遗余力。三月初四，蔡寿祺又上疏奏劾恭亲王揽权、纳贿、营私、骄盈四大罪状。
蔡寿祺在十天之内连上两疏，除了嫉贤妒能以外，目的还在于翻肃顺倚任曾国藩诸人公案，企图搞一场重为旗人争取军权的阴谋，希望能将曾国藩连同湘军将领一网打尽。
曾国藩目睹当初保举他的二位朝廷大员肃顺、恭亲王先后被攻击，在日记中记道：“阅京报，见三月八日革恭亲王差事谕旨，读之寒心，惴栗之至，竟日忡忡，如不自克。”
曾国藩的部属得悉朝廷相信蔡寿祺捏造的莫须有罪名，无不愤恨、伤心，摇头叹息，甚至暗暗决心拥立曾国藩问鼎天下。当时，依照曾国藩的力量，有条件夺取满清天下，但曾国藩始终以传统的忠孝思想严格要求约束自己，不愿被后世人戴上乱臣贼子的恶名，最终隐忍让步保全晚节。
曾国藩裁撤湘军，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可见他规划周详，准备充足。取而代之的淮军依然势力雄厚，这是他在战事紧张时帮助其门生李鸿章组建的。后李鸿章向皇帝上奏，称剿除捻军非曾国藩不可，这才使曾国藩保全名位，也使得清廷消除了对他的猜疑。
曾国藩洞彻往高必危的道理，担心历史的悲剧在自己身上发生。在平定太平天国后，常游玩于秦淮河畔，以示及时行乐，并无雄心大志，从而使政敌不致再虎视眈眈，也乐得半生闲散，免受风摧晚年，可见，曾国藩在功高震主的情况下能保全性命，保全名节，其为官智慧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