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他数十年的养生之中，勤恳耕耘，积累了丰富的养生经验，特别是他对医治某些疾病的独特秘方，给我们留下了难能可贵的启示。
关于治疗皮肤癣之方。曾国藩从小就有一身皮肤病，故有他是蟒蛇投胎之说。道光二十六年（1846）秋，他全身发热发烧，癣疾甚烈，给他看病的医生疑是梅花疮的毒气发作，而他却不愿服用药性过于猛烈的方剂。他的好友吴竹如给他提供一方：每天服食槐一碗，但见效不大。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他更是遍身癣毒。以至于“整日整夜地坐卧不安，不停地扒搔。”在无药可治的情况下，他置之不理，结果反而渐渐好转。由此，他悟出一方：“此点皮肤之疾，万无送命之理，断不可因此而妄伐根本，令禁吃药，并禁敷药，不久即便痊愈。”
关于治疗眼病之方。曾国藩在年过五十后得了眼病，从他的《日记》中可经常读到“眼蒙”的字眼。这对他读书、写作和公务都带来很大的不利。为了治疗眼病，他曾使用过很多单方，现从他的《日记》中摘录数则来看：同治十年（1860）二月：近来因眼蒙，常有昏贵气象，计非静坐，别无治法。因作一联以自警云：“一心履簿临深，畏天之鉴，畏神之格；两眼沐日浴月，由静而明，由敬而强。”
咸丰十年四月：石芸斋言，养目之法，早起后，以水泡目。目属肝，以水养之，以微热之气，祛散寒翳，久必有效云云。而《后汉书·方术传》曰：“爱啬精神，不极视大言。”二语亦养目之法。
同治八年（1869）五月：丁雨生力劝余不看书、不写字、不多阅公牍，以保持余之左目，其言恳恻至深，余将遵而行之。
同治十年（1870）一月：扬芋庵寄信言治目方，每早黎明未起时，以两手掌之根擦极热，加以舌尖之津，闭目擦八十一下，久则有效。日内试为之，而初睡时擦一次，黎明又擦一次，不知果有益否。
同治十年七月：有一守备马昌明，善于道家内功，云能为余治目疾。与余对坐，渠自运气，能移于吾身五脏云云。因与之对坐三刻许。
可见曾国藩在治眼病上作过很多努力。土方、偏方都用，更多的是用气功，就是不用药。气功确能治眼病，但曾国藩的眼疾始终未全治愈，这大概只是偶尔为之；又曾国藩的心绪不甚宁静，而练功的第一要则就是清心寡欲。
关于治疗肝病之方。肝乃人体之重，也是困扰大多数人的顽症。如何治疗，曾国藩认为首先在于“补”。他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说：儿的病尚未痊愈，二月初开始吃龙胆泻肝肠，甚为受累，才知道病根在肝虚。近来专服补肝的东西，颇觉有效。
如果肝病缠身，曾国藩认为最好的治疗之方还是在于自养自医。如他在与沅弟书信讨论治肝病说：“肤泄及不食油荤，均不足介意。惟肝脾二家全仗以心治之，我阿兄所能助谋，亦非良医所能为功，弟之天君即神医也。”又说：“肝病余所深知，肤痛则不知何症。屡观朗山按脉，以肤皮为主，不求速效，余深以为然。然心肝两家之病究以自养自医为主、非药物所能为力。”
假如肝病太久，曾国藩认为是元气已亏，不能轻服大黄。虽然这一良方不一定管用，也还是有他的道理。他说：大凡肝病患者，如若不是因为传染而得，大都抑郁憋闷或怒怨甚重，皆由习火太烈所致。自己调养的方法，便是处静，便是惩忿窒欲，保持心绪上的稳定和神情上的安宁。
关于治疗失眠之方。曾国藩入京后，得知他的母亲在家经常失眠，心中甚为不安。其夫人欧阳氏也有此症。据此，他便作了一帖方子寄回家中。信中说：“九弟信言母亲常睡不着，男妇亦患此病。用熟地、当归蒸母鸡食之，大有效验。九弟可常办与母亲吃。乡间鸡肉、猪肉最为养人，若常用黄芪、当归等类蒸之，略带药性而无药气，堂上五位大人食之，甚有益也，望诸弟时时留心办之。”
关于治疗身、心、口之方。曾国藩在做了京官后，为了修身养性，还有治身、治心、治口之方。咸丰二年（1852）正月，他在《日记》中写了一警言：“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阳恶曰忍，阴恶曰欲；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刚恶曰暴，柔恶曰慢；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曰慎言语，曰节饮食。凡此数端，其药维何礼以居敬，乐以导和。阳刚之恶，和以宜之；阴柔之恶，敬以持之；饮食之过，敬以检之；语言之过，和以敛之。禁极肃肃，和极雍雍。穆穆绵绵，斯为德容。容在于外，实根于内，动静交养，啤面盎背。”
在曾国藩看来，心病不外欲和忿，因此他写过一副对联：“窒欲常余男儿泪，惩忿当思属旷时。”就是说，治疗心病，首先要去此欲、忿二毒；身病不外刚与柔，太刚易折，太柔无骨；口病不外说话无度，饮食失节。
从上文综观曾国藩的养生之道，大体不外“心神交养，起居有常”。如果加以分析，就积极方面而言，以“多动”来锻炼体魄，也可说是“动的养生法”；就消极方面而言，以少恼怒为保养精神，则可以说是“静的养生法”。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养生之道虽然对自己没有起到延年益寿的作用，但对其德性的修养、身体的保健和事业的成功，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他的这番养生之道，对于今天的自我保健仍然有着一定的启示和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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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之经
饮食有节制，起居有规律，做事有恒心，举止从容不迫，这是“信”的表现，可以用来养脾；胸襟宽广，大公无私，顺应事物变化之道，做事要心安理得，合乎天理法度，这是“义”的表现，可以用来养肺。
二字和两事：曾国藩强调，治心以“广大”二字为药，治身以“不药”二字为药，有病时要慎重吃药，无病时可偶服补剂调理。他还强调每天要做好两件事，即“起得早，勤洗足”。早起能振作精神，长此以往，对健身十分有利。入睡前用热水洗脚，好处多多：“春天洗足，升阳固脱；夏天洗足，暑湿可去；秋天洗足，肺润肠濡；冬天洗足，丹田温灼。”现代医学认为足是人体的“第二心脏”，与全身有着密切关系，经常温水浴足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特别是冬天，对防止寒气入侵，抵御感冒等十分有益。
三节和三不：曾国藩将“节劳、节欲、节饮食”视为“保身之训”。即劳作不可过度，性欲、物欲、名利欲要有所节制，不能放纵。他说：“苟失其养，无物不消，何况我气血素亏呢？现今唯有日日静养，节嗜欲寡，思虑而已。”他还说：“好名好胜而用心太过，亦欲之类也。若淡泊于名利，则可寡言养气，寡视养神，寡思养精。”节食，即饮食要有节制要有规律性，暴食暴饮或饥饱不均，都不可取。三不是“不要恼怒，不要忧虑，不要胸襟郁结”。因为恼怒忧虑等负性情绪，可催人早衰，对保持身心健康有害无益。
四必：曾国藩提倡“息必归海，视必垂帘，食必淡节，眠必虚恬”，即呼吸新鲜空气要进入体内深处；长时间地看书、观景物，必须不忘经常眨眼，让眼皮垂下，闭目养神；饮食要清淡，食量要节制，不要过快、过饱；睡眠时，不要忘记把一切烦恼的事都丢之脑后，安安稳稳地睡觉。
五养：曾国藩指出：一阳初动，万物开始生长的时候，心中不生愤怒、不生仇怨，这是“仁”的源泉，可以用来养肝；内心在平静中思考，外貌恭敬谨慎又充满威仪，安详不骄傲，威严而不凶猛，这是“礼”的举动，可以用来养心；饮食有节制，起居有规律，做事有恒心，举止从容不迫，这是“信”的表现，可以用来养脾；胸襟宽广，大公无私，顺应事物变化之道，做事要心安理得，合乎天理法度，这是“义”的表现，可以用来养肺；心要安定，气机要稳定，神要安详，身体要安宁，这是“智”的源泉，可以用来养肾。通过修心养性来增强五脏功能，不仅符合“仁者寿”的古训，对现代人的养生也有积极的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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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之倡
曾国藩说道：我见家中后辈体皆虚弱，以养生六事勉励他们，“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时，一曰习射有常用，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
曾国藩的养生思想，来源于他所恪守的圣哲先贤的理论和典籍，也是他阅世日久日常人事物事经验的积累。
在给他的澄弟、沅弟的信中，曾国藩说道：我见家中后辈体皆虚弱，以养生六事勉励他们，“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时，一曰习射有常用，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曾国藩多年为眩晕、疝气、脚肿、目蒙等病症所苦，所以，他嘱告家人的这些养生之道，尽管未脱离家常起居，却充满亲情、温情，也是切身体会。
养生，不单纯是一个身体的问题，也是一个心灵的问题、精神的问题，这是曾国藩首先认识到的，所以，曾国藩提倡养生，首先要养心。如何养心，曾国藩提出了四点。一是“慎独”，认识善恶，进行道德自省，心中安泰，清心寡欲；二是“主敬则身强”，一个人无论内外，皆须庄重宁静，对养生来说，就是这“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三是，“求仁则人悦”，胸怀万物，顺应天地之理；四是“习劳而神钦”，少安逸享乐，因为勤劳使人长寿，安逸使人早亡。
另外，养心的另一途径，是读书养我浩然之气。做到心中坦然，精神愉快，这是人们普遍的养生经验，是长寿的最好的秘诀之一。而要做到这精神的愉悦和满足，当追求“以光辉灿烂的事物充满人心的学问，如历史、寓言、自然研究皆是也”。曾国藩多次强调这种读书对养生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