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洋人自身，在胡雪岩看来，也有他们的好处。他们的好处就是讲道理、讲信用。你认认真真去和他做生意，他也就认认真真和你谈，不会想到生意之外的歪点子。中国的商人就不同，他在商业上做不赢你，逮着机会，他就会在其它方面坑你。比如利用地方流氓势力，比如利用官府。所以胡雪岩觉得，很多时候，和中国自己的商人打交道很吃力，和洋人打交道，就很省劲儿。洋人的整个体制，已经大大减少了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成本。这样倒过来看，胡雪岩的成功就更显得来之不易。中国的商人，办成同样的一件事，付出的心血要更多。
胡雪岩这些过人的素质，使他成为一个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哲商，并在经商的过程中不断感悟，不断升华，他的智能和商业活动也就不断通向一个炉火纯青的境界。而这一切正是他对人性有深刻认识、善于积累人脉资源的结果。如果没有那圆而通的处世本领，就不会有四通八达的人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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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势是把双仞剑
伴君如伴虎。胡雪岩深知“红顶”之“厉害”。
官商结合固然可以为商人的生意经营带来一些便利，但“伴君如伴虎”，尤其当社会发生动荡之时，官商最易受到冲击。胡雪岩最后的失败就是因为受到了政敌的陷害，而元代名商沈万三也是这样沉寂下去的。
沈万三家族
沈万三本名沈富，生于1317年。据《周庄镇志》记载，沈万三原籍不在江苏省，而是在百里之外的太湖南岸浙江吴兴（今湖州）南浔的一个名叫沉家漾的小村子里。元至顺元年，沈万三之父沈佑举家由沉家漾迁居至时属平江路（今苏州）长洲县的周庄东坨。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昆山人卢某为沈万三之孙沈庄撰写墓志铭中叙及：“其先世以躬稼起家。曾祖父佑，由南河徙长洲，见其地沃衍宜耕，因居焉。”可见，沈氏在南浔居住时仅是以躬稼为业的农民，因家乡生活困苦，迫不得已，才流徙至长洲定居安家的。
沈佑，沈万三之父。《周庄镇志》卷四云：“（沈富）父佑元季由湖州南浔镇徙居镇之东坨，以躬耕起家。”可见，沉氏家族在沉佑一辈中尚是勤俭耕种的农家，并没大富。由于沉佑是个耕作里手，把别人不要之地收进来，精耕细作，合理施肥，粮食丰收，家境由此好转。沈佑生有沈富与沉贵两个儿子。
沈贵，沈万三之弟，《周庄镇志》云：“沈贵字仲华，以万三之弟故称万四，初居东坨，继迁白舰江滨之黄墩港。”两人虽是亲兄弟，但秉性志趣却迥然不同。沈万四潇洒超脱，爱好艺术，曾跟从著名艺僧温日观学习书法，深得其飞白书体之精髓，并有多件书法作品传世。他见其兄万三痴迷于经商敛财，曾作诗劝阻：
锦衣玉食非为福，檀板金樽可罢休。
何似子孙长久计，瓦盆盛酒木棉裘。
可万三并没有领会其诗中的禅意，照常忙于敛财。沉贵仰天长叹，自觉祸不可免，遂隐迹于终南山，“不知所终”。传说他在万三流放后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念经作画，了此余生。他生有两子，长子叫沉德昌，次子叫沈汉杰。
元末沈佑、沈万三父子由湖州南浔迁移入籍到东坨村，人丁始盛，遂成市镇，取名周庄。《周庄镇志》卷二云：“周庄以村落而辟为镇，实沈万三父子之功。当时镇西北皆墓地。人烟所萃，惟严字一圩。其东南隅日东坨，万三住宅在焉。西北半里许即东庄地及银子浜，仓库、园亭与住宅互相联络……”明人杨循吉曾到过周庄东南沈万三的住宅遗址，在《苏谈》中谈及：“沈万三家在周庄，破屋犹存，亦不甚宏壮，殆中人家制耳。”顾震涛也认为：“元沈万三宅在周庄，甚小。”可见，沈万三确实不像大多数土财主，有钱就大兴土木，置田购地，把活钱变成死钱，他具有很高明的理财才能，大多数资本都在外面周转，在多种生意上赚取更多的利润，使财富不断增值，这就是他能成为江南首富的原因之一。
位于周庄镇南市街的沉厅是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三晚年的居所，盘桓其中，的确可以感受到一个贫穷的移民家庭传奇般地转变为江南首富家族的那种恢弘的气度与高瞻远瞩的理财头脑。
官商因联姻而起
元末沈万三之父沈佑为生计所迫，举家由湖州迁居长洲时，只是一个贫困潦倒的农民。但在万三的经营下，短短数十年间就成了天下闻名的“江南第一富豪”，连身处深宫的马皇后也说他“其富敌国”，可见他的巨富是世人皆知的。那么沈家是如何由一个贫穷的移民家庭转变成南首富家族的呢？
在沈氏家族从贫穷的农业移民家庭成为“元季第一富户”的传奇过程中，张士诚是一个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人物。
张士诚，小名九四，泰州白驹场（今属江苏大丰）人，私盐贩子出身。在元朝，由于实行食盐国家专营，私贩食盐可以获取暴利，但它触犯了元朝刑律，被逮住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在从事这种危险的行业中，张士诚多次被元朝军士抓获，遭到非人的凌辱，又与当地豪强地主结下怨仇，发生冲突，以至弄得无处容身。
险好此时，元末红巾军起义风起云涌，撼动了元朝的统治根基。乱世出英雄，张士诚大受鼓舞，于是就在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正月，毅然与弟士德、士信率盐丁揭竿而起，杀了“所仇富豪及弓兵丘义”，起兵反元。由于当时元朝统治者腐朽昏庸，广大百姓苦不堪官，纷纷加入张士诚起义军中，起义军的主体力量是穷苦盐民与贫困农民，战斗力比较强，几次打败了元王朝丞相脱脱统率的数十万大军的征剿，起义军迅速壮大起来。
到1356年，张士诚起义军已先后占领了泰州、兴化、高邮、常熟、湖州、松江、常州、平江（苏州）等江南富庶地区，开辟了自己的地盘，站住了脚。1365年，张士诚在攻占苏州后，就改平江府为隆平府，宣布建立大周政权，改元天佑年号，自称诚王，以承天寺为王府。次年降元，受封为元太尉。后来又趁乱世扩占土地，割据范围南至浙江绍兴，北到山东济宁，西到安徽北部，东到东海。
张士诚在苏州建立的大周政权，开始还有所作为，颁布了一些有利于江南农工商业发展的举措，并对江南豪强势力采取扶持拉拢利用的政策，从而受到广大江南地主军阀的拥戴。在农业上，他积极兴修水利，奖励农民开垦荒地，并免赋一年。他还提倡养蚕煮茧，兴办纺织业和手工业，发展采矿冶炼业。
张士诚在苏州称王后，已从一个农民起义领袖转化为割据诸侯，成了江南的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维护者。他认识到，“吴中富庶，可以立国”。没有江南豪强地主势力的支持，偏居一隅的大周政权是维持不下去的。
因此，当时江南地区兼并成风的大土地所有制，在大周政权之下，安然无恙地得到保存和发展。如大地主曹梦炎“积粟百万，富甲一方，郡邑官也为之驱使”，“愿以米万石输官，祈免他徭”，口气之大，令人咋舌。有的大地主一年收获的粮食多达百万斛，张士诚也没去触动一根毫毛。对作为江南新兴地主势力代表的沈万三，张士诚大力加以保护与扶持，而沈万三也对张士诚大周政权的统治给予了积极支持与资助，两人结成了政治与财富联姻的特殊关系。
首先，以沈万三为代表的江南豪强地主势力曾数次出巨资犒赏张士诚的军队，解决其巨大的军费开支，这使得沈万三与张士诚的关系密切起来。
其次，沈氏家族支持张士诚降元的策略，并利用自己从事海外贸易的航海经验，秘密地帮助张士诚由海道运粮至元大都，每年多达十几万石。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张士诚设宴款待元特使兵部尚书伯颜等一行，沈家对其歌功颂德，花费巨资镌碑刻石以纪其事，并把这座张士诚纪功碑放置在北寺石家堂保存至今。
再次，阴太山在《梅圃余谈》中载：“张士诚称王，勒万三资犒军，又娶万三女为妃。”张士诚还是沈万三的女婿。这应该是一桩权势与财富联姻的婚事，双方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相互利用，相互拉拢，结成了强大的利益同盟，大周政权是双方共同的保护伞。
由于沈万三家族的鼎力相助，张士诚自然也给予沈氏种种经营特权与优惠条件，加速沈氏家族聚敛财富的进程。可以想见，沈氏家族在这一时期定是大大拓展了其海外贸易业，同时也向大周政权的主要商埠常州、苏州等地进军，大量投资于房地产业，使沈氏家族的资产迅速地增值。在和大周政权各级官府的交往中，沈万三也用送礼、请客、贿赂公关手段，滋润权力运行部门，以获取超额的商业利润。
在张士诚统治期间，沈万三如鱼得水，充分发挥了高超的理财本领，聚敛起惊人的财富，从一个乡村的大地主兼高利贷者一跃成为海内外贸易、房地产、地租、高利贷、丝绸业等多元经营的“元季第一富户”。张士诚实行的政策，非常有利于以沈万三为代表的江南豪强地主势力的利益，因此，江南地主势力对张士诚统治也给予真正的支持。
朱元璋大军压境、兵临城下之时，一些豪强世族还纠集族人助张死守。江南豪强势力对张士诚的支持，成为朱元璋竭力要铲除这异己力量的理由，而沈万三在大明王朝建立后，还是像巴结拉拢张士诚那样对待朱元璋，以图建立特殊关系。结果事与愿违，逃脱不了流放没产的命运，万贯家财灰飞烟灭。
时过境移的可悲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25岁的朱元璋离开皇觉寺，到濠州参加了郭子兴的起义军，由于有勇有谋，能干勤勉，为郭子兴所赏识，视为心腹。朱元璋由此起家，渐渐开始统率军队，于1356年攻下集庆（今南京）。后又相继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地方割据势力，占领了南方的大片土地。1368年正月，朱元璋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建都应天府。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开始着手社会经济的恢复工作。由于他出身贫寒，对地方豪强势力兼并土地、蚕食民利的危害具有深刻的认识，认为“富户多豪强，故元时，以此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人受其害”，故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打击地方豪强势力。作为江南首富的沈万三通过与张士诚的交往，洞悉了权力与金钱的孪生关系。他认定无论哪一个统治者，都是他们权力机器上必不可少的润滑油。于是，他全身心地准备与朱元璋建立那种权力与金钱的奇妙关系，让财富积累得更快更多。当朱元璋占据江南地区成为定局后，沈万三领衔率两浙大户向朱元璋大军缴粮万石，以表示对朱元璋统治的全力支持。另外沈万三还献纳了5000两白金供朱元璋使用。他看准朱元璋连年征战，耗费巨大，这时向他捐献巨额款项及税粮，定能引起朱的重视与好感。
另外，沈万三在得知朱元璋建造京师城墙面临资金不足的困难时，主动提出“助筑都城三之一”。据田艺蘅《留青日札》卷四载，沈万三所筑范围，“自洪武门至水西门”，包括正阳门（今光华门）、通齐门、聚宝门（今中华门），共计长10多公里，约占全城的四分之一。为了讨好朱元璋，沈万三自然是倾巨资出全力将城墙造得又快又好，提前三天完工。而朱元璋的态度呢，据孔迩《云蕉馆纪谈》记载，太祖酌酒慰之曰：“严古有白衣天子，号曰素封，卿之谓矣。”然心实不悦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