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六国时期，匈奴人刘氏建立的前赵政权崩溃后，平阳及附近地区的匈奴、鲜卑、氐、羌以及乌丸6夷20万户，刘曜迁长安的上邦氐羌20余万口，都汉化了。
匈奴羯胡人石勒建立的后赵聚集20万人，在被西魏灭国后，也很快汉化了。建立前燕的鲜卑慕容部，早在慕容廆迁都棘城时，就收容汉族流民和士族数万家，汉化已较深；慕容隽入都蓟，迁鲜卑、胡羯3000余户；前秦灭前燕时，迁鲜卑40000余户到长安，这些鲜卑慕容部最后也都汉化了。总之，到了北魏后期，早期迁入华北的匈奴、乌桓，以及稍后的鲜卑慕容部，在中原地区已不复可见，在汉人和后起的胡人眼中，他们与汉人已没有什么区别了。
在北朝时期，由于文明程度较低的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更大的规模掳获人口，充实都城，用作奴隶，所以这时汉化的范围和规模比十六国时期更大更广，风更急，云更涌。据部分材料统计，北魏掳获和附降的各族人口达一二百万。396年，魏道武帝攻后燕时出兵多至40万，足见北魏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大国。后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的改革，又经北周周武帝在“先治心”“择贤良”为中心内容的“六条诏书”指示下，所进行的推行汉化政策的改革，不仅通过大规模地释放奴婢（包括官府控制的所有杂户和僧侣地主控制的僧只户、寺户、沙门），使北方人户得到了澄清，而且通过创府兵制度的兵制改革，扩大了府兵中汉族的成分，使北魏以来最顽固，也是最后的一个民族壁垒——兵制上的民族界线被打破了。于是后起的鲜卑拓跋部、宇文部入隋后也最后被汉化了。及至唐代，尽管唐皇室以及诸多勋戚将相大臣的先世或出于北朝时期的少数民族，或杂有少数民族的血统，但他们已没有任何原有民族的心理状况和民族感情，所有的只是汉民族的一切特征了。这样，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自夏、商、周、秦、汉以来，中国北方前后出现的各少数民族族群，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同化，到隋灭周至唐王朝时，基本上都丧失了本民族的特性，销声匿迹，被汉化了。而华北汉族经过这一个历史时期血的洗礼以后，也已脱胎换骨发展成为一个“混血”的新汉族。与秦汉时的华北汉族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三、隋唐五代华北汉族的南迁
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大分裂、大动荡、大迁徙、大同化后，随着隋的统一，及至唐前期，在安定繁荣中，华北汉族经历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但是安史之乱后，华北又经历了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唐末战争和五代十国的战乱，于是又掀起了华北汉族南迁的移民潮。
（一）安史之乱时期华北汉族的南迁
唐代天宝盛世之时，乐极生悲，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禄山拥兵20万在范阳（今北京市区南）反叛，不久夺取了东都洛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战火燃遍了华北，首乱之区是黄河以北地区，史云：“自禄山肇祸，瀛、博流离；思明继衅，赵、魏堙厄。枌榆井邑，靡获安居，骨肉室家，不能相保。”东都洛阳一带是唐军和叛军屡次争夺的地方，数百里内，“井邑榛棘，豺狼所嗥”，人口不满1000户。甚至东到徐州，北至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市）的广大区域。也是“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为了避乱，华北汉族纷纷逃难，杜甫诗“故国莽丘墟，邻里各分散”；“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即是对这一情景的写照。避难者“不南驰吴越，则北走沙朔”；“或遁世山谷，或浪迹他邦”，但主要的迁徙方向是淮河-秦岭以南的南方地区。顾况说：“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李白诗：“三川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旧唐书》卷一四八《权德舆传》载：“南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这些诗、文，都展示了安史之乱以后华北汉族人民南迁的情景。
乾元元年（758年）曾降唐的史思明反叛，战火又燃。次年三月，史思明在安阳大败唐军，东京洛阳“士民惊骇，散奔山谷”，使洛阳成为一座空城。华北汉族人民又掀起了南迁的移民潮。苏州治所吴县（今江苏苏州市）是江南人口较多的望县，肃宗上元年间（760～762年）人口的三分之一是来自华北的汉族。紧靠中原的荆襄地区也是北方移民极多的一个区域，由于移民迁入，“荆南（指今湖北荆州市江陵区及其周围地区）井邑，十倍其初”。据有的学者研究，安史之乱结束时，大约有250万移民定居南方，其中华北汉族应占了大部分。
（二）藩镇割据时期华北汉族的南迁
安史之乱后，唐中央力量大为削弱，遂出现了掌握军权的节度使割据地方，“自国门以外，皆分裂于方镇”的局面，史称“藩镇割据”。
藩镇坐大以后，自德宗建中元年（780年）起，藩镇之间争夺地盘和藩镇与朝廷之间的战争时有发生，于是藩镇割据最严重的华北又成了战场，华北汉族又纷纷南迁。如建中四年（783年），李希烈叛军包围郑州，游骑至洛阳近郊，“东都士民震骇，窜匿山谷”，许多人逃往外地。例如，洛阳李氏家族亲友逃散，李某向东避地济源（今属河南省）。有的河南人还迁往南方避难，在陈州（治今河南淮阳县）任职的孙起，因“淮右不庭，中原多故”，奉父母逃入江南，便是一例。又如长庆元年（821年），白居易族人由于“河南经乱，关内阻饥”，白居易“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大兄在浮梁（今江西景德镇），七兄在于潜（今浙江临安县西），十五兄在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另有一些弟、妹在符离（今安徽宿州市）和下黄（今陕西大荔县境），白居易则受贬在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市）。定居婺州（今浙江金华市）的北方人何晋，则是在会昌年间（841～846年）朝廷平定泽潞节镇时自河东避兵南迁的。
（三）唐末战争时期华北汉族的南迁
唐末黄巢起义和继之而起的军阀混战，使华北陷入长期战乱之中，华北汉族南迁的移民潮再次触发。
僖宗乾符五年（878年），黄巢自号冲天大将军，“驱河南、山南之民十余万”，进入淮南。洛阳人许浑迁居丹阳（今属江苏）不久，其在洛阳的旧友也相继迁入，他不由得发出“全家南渡远，旧友北来频”的感慨。此外，《金华子杂编》作者刘崇远一家在黄巢军攻占洛阳时开始流寓江南，恒州人倪氏一家因天下大乱被迫迁居江浙。这时，华北汉族的南迁，除了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零散迁徙，还有一些是在州官和州将带领下的集体迁徙。如光启元年（885年），光州（治今河南潢川县）汉族的南迁是其中最着名的一次。为避开秦宗权的进攻，光州刺史王绪“悉举光、寿（州，治今安徽寿县）兵五千，驱吏民渡江”，经长途跋涉进入福建，随其迁入的移民达二三万人。又如兖州节度使朱瑾和前往支援的河东将领史俨、李承嗣，于乾宁四年（897年）二月率残部并“拥州民俱来”，投附淮南杨行密，也是一次较大规模的集体迁徙。
此外，南迁华北汉族或因在大乱前由于任官、出使、经商、当兵、流放等原因暂住南方，后因战乱而定居南方；或因随黄巢军纵横南北，在黄巢起义失败后而流落南方；或因镇压黄巢起义军的唐政府军在南方作战，驻守而成为移民，这样，使得大批北方汉族南迁，据有的学者研究，“唐末估计有400万移民定居在南方或不至于离事实太远”，其中华北汉族起码占一半以上。
（四）五代十国时期华北汉族的南迁
在五代十国的半个世纪中，中原仍动荡不安，华北汉族南迁者仍不绝于书。
后唐同光末（926年），河南诸郡多乱。蔡州军校王彦俦乘乱刺杀刺史，自领州事。不久，在唐军进攻下偕父母逃入吴国。原居曲阜的孔子后裔孔桧，原居北海的文人韩熙载，均在同光年间南下避乱，分别迁居温州平阳和江南地区。
五代后期，契丹占领燕云十六州（相当今北京市境和河北、山西、天津三省市北部），以此为基地数次侵入中原，甚至一直进到黄河北岸和开封。契丹军在中原作战过程中，多有杀掠之举，如后汉天福元年（947年）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屠城，全城仅剩男女700人。为了躲避契丹南侵引起的战乱，河北、河南的一些官吏和人民迁入南方。密州（治今山东诸城市）刺史皇甫晖，棣州（治今山东惠民县东南）刺史王建，俱率州人南奔，迁入南唐，就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集体迁移。
从唐后期安史之乱起至五代十国的动荡，华北汉族南迁一浪接一浪，其南迁的路线据吴松弟先生的研究，主要有东、中二线，东线自华北平原进入淮南、江南，而后进入江南，再分两支，一支溯赣江翻越大庾岭进入岭南，一支翻越武夷山进入福建。中线北端起自华北平原西部，连接东都洛阳，迁入邓州（今河南邓州市）和襄州（今湖北襄樊市）一带，即可分水陆两路南下。陆路经过荆门和江陵，渡过长江，从洞庭湖西岸进入湖南，到达岭南。水路经汉水、长江运道，溯长江而上入蜀中。
四、宋元华北汉族的南迁和发展
华北真是中国的多事之地，自秦汉汉族在华北形成后，从东汉末起，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大分裂、大动荡、大迁徙、大同化，华北汉族大批南迁，北方少数民族族群入主中原后基本上被汉化，使得华北汉族进行了一次大换血，而发展成隋唐汉族。隋唐汉族在华北稳定发展的时间并不长，随着安史之乱的开始，华北汉族又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南迁移民潮。紧接着就进入了更大动乱的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由于两宋与辽、夏、金、元诸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战争不断，再一次造成了中国的分裂局面，华北再一次出现了大分裂、大动荡、大迁徙、大同化的时代。
（一）华北汉族的南迁
在中国移民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移民潮是北宋末靖康之乱以后所发生的华北汉族的南迁，从此揭开了宋元时期华北汉族南迁的序幕。
北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开始攻宋。十二月，宋徽宗匆忙让位于太子赵桓，是为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金兵攻至黄河北岸，徽宗慌忙带着亲信大臣南下避难。闰十一月二十六日，金军攻陷开封，军民十数万人（一族4万人）夺万胜门出逃。金军占领开封以后，徽宗和钦宗沦为俘虏。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军挟徽、钦二帝和在京宗室、大批工匠北归。五月，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县南），改元建炎，是为高宗，开始建立南宋政权。原在开封的元佑太后（后改称隆佑太后）及未被金人带走的一些大臣不久也迁到南京。自金军攻宋以来短短几年间，战火几乎烧遍整个华北，庄绰说：“建炎元年秋，余下穰下（今河南南阳市）由许昌以趋宋城（今商丘县），几千里无复鸡犬。”河北、河东、山东等地区也好不了多少。“初，敌纵兵四掠，东及沂（治今山东临沂市）密（治今诸城市），西至曹（治今定陶县西）、濮（治今河南濮阳市）、兖（治今山东兖州市）、郓（治今东平县），南至陈（治今河南淮阳县）、蔡（治今汝南县）、汝、颍（治今许昌市），北至河朔（指宋代黄河以北地区），皆被其害，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淮泗之间亦荡然矣。”
在这种不逃即死的局势下，不仅仅皇室、官僚、士大夫纷纷南迁，平民百姓也纷纷南迁，从此掀起了华北汉族南迁的移民潮。
建炎元年（1127年）十一月，张遇率领北方流民渡过长江，进入池州（治今安徽贵池市）。十二月，西京（今河南洛阳市）留守孙昭远引余兵南迁。
建炎三年（1129年）正月，金军进入淮南。二月初，高宗下令“听士民从便避兵”，并令刘正彦部兵护卫皇子和六宫自扬州迁杭州。三日，金军攻陷天长，离扬州只有百里，高宗闻讯大惊，匆匆忙忙带五六内侍和亲军数人乘小渡船渡过长江，百官和百姓有数万人纷纷跟随南渡。史载“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从此兵败如山倒，二月，知沧州刘锡率马军数百人千里迢迢经山东退往江南；三月，阁门祗侯张昱自陕府（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弃城引兵南撤，进入和州（治今安徽和县）；四月，御营平寇前将军范琼自寿春（今安徽寿县）渡过淮河，又经蕲州（治今湖北蕲春县北）过长江，进入洪州（治今江西南昌市）；六月，河北人耿坚率所部义军迁入淮南，东京留守杜充引开封军队迁入南方；七月，东京副留守郭仲苟也因缺少粮食率余兵赴行在（今江苏南京市），开封居民万余人随行，“自此京师人来者遂绝矣”。
建炎四年（1130年）八月，光州（治今河南潢川县）守将刘绍先引所部迁至江西九江。同年，知蔡州程昌寓率“竭诚人民、军兵”，自河南迁入鼎州（治今湖南常德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