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国之时起，孙吴在今江西地区为接受北方汉族移民而增设了大批新的行政建置；永嘉之乱后，随着洛阳的被攻破，开始了中原汉族南迁的移民潮，而这时华中首当其冲地成了接受北方移民较多的地区之一。据学者研究，进入华中的汉族移民有22万人以上。
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族群纷纷“出山”，与汉族杂居。如孙吴政权多次对江西地区的山越用兵，并迫使部分山越出居平地；又如原来居于川鄂山区的巴人在魏晋时乘乱而大量外迁，其中相当一部分迁到了襄阳一带，东晋时侨置雍州，被称为雍州蛮。这时“出山”的还有相中蛮、江夏蛮、豫州蛮、傒人等。
这些“出山”的少数民族族群与华中汉族在长期的杂居中，最后都汉化而融于汉族之中，使得华中汉族像滚雪球一样得到了一次滚动式的发展。
唐宋为华中汉族全面发展的时期。华中汉族经过了唐代的稳定发展，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所以当唐中期安史之乱后，华中作为比华北相对稳定的地区而成了中原战乱时期北方汉族移民的重要迁入地。但是由于社会经济和地理条件的不同，华中三省的情况各异。
江西为北方汉族移民大量迁入地。由于中唐以后江西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相对稳定，又不曾受到战争的直接影响，故而北方汉族移民蜂拥而入，据学者研究，安史之乱迁入南方的133位移民中，有25人迁入江西，占全部移民人数的19％，仅次于占35％的江南地区。南宋时，当蒙古军进攻两淮地区时，淮南汉族大批迁入江西，仅嘉熙三年（1239年）秋天经江洲进入的移民便达十余万人。这样大量接受移民使江西人口得到高度的增长，许多府州如洪州、袁州、信州、饶州、吉州等到宋代时已成为人稠地狭的地区，使江西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
湖北为汉族移民大起大落的地方。由于湖北在历史上就与中原地域相邻，交通方便，故而战乱也往往波及到这里，安史之乱时，湖北襄阳一带一开始就接受了大量北方汉族流民。但随着战火烧及襄阳，不仅北方来的移民，就是土着也纷纷南迁至长江以南的今荆州、武汉，以及湖南北部一带。致使这一带人口猛增，江陵城在乾符五年（878年）竟一度有30万户。及至唐末，由于荆襄一带也成了藩镇征战的主要战场之一，曾有30万户的江陵城一度仅剩17家。这种状况到五代和北宋时，因流民的迁入才有了改变，使湖北汉族的人口有了较快的恢复。但是靖康之乱后，由于战乱迅速波及湖北，人口数量又严重下降。直到战乱停息后，受政府的招徕和人地矛盾的压力，南北各方汉族移民的迁入，才使湖北渐成“五方杂处”的地方。
湖南为汉族人口的增长与移民的迁入同步的地方。从唐代的安史之乱起，直到宋代的靖康之乱，都有不少中原汉族移民迁入湖南。此外，江西及南方其他地方向湖南的移民也十分活跃，尤其是江西人自五代开始自发迁入湖南开垦。由于移民的大量迁入，到宋代时，除湘西山区外，汉族已发展到了湖南全境。
元明清为华中汉族大发展的时期。元代湖北、湖南受战乱的影响，人口大减，地广人稀，而江西则相对稳定，地少人多，于是在明初的洪武大移民中出现了“江西填湖广”的移民潮。这样，由于大量移民的迁入，加速了两湖的经济开发，导致明中期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繁荣景象。加上清代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不少汉族移民迁入了湘鄂西山区，从而改变了山区人烟稀少的面貌，至此，华中汉族分布的格局基本定型。
三、华中汉族的族群结构
华中汉族的族群结构属汉族各人文地理区中层次单一的类型。
华中汉族历史发展的线索从汉族形成后，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初步发展，不仅接受了部分北方汉族移民，还吸纳了山越、相中蛮、雍州蛮、江夏蛮、豫州蛮、人等“出山”的少数民族族群，汉族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发展，江西汉族经历了大进猛增的发展，湖南汉族经历了移民迁入与人口增长同步的发展，直到明代洪武“江西填湖广”的大移民中才基本稳定了华中汉族，至清代改土归流，汉族迁入湘鄂西少数民族土着族群聚居的山区，使华中汉族的分布格局基本定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造成了华中汉族族群层次单一的特点。
华中汉族族群结构只有一个层次，即可分为湖北人、湖南人、江西人以及赣南的客家人。
四、华中汉族的基本特征
华中汉族地区位于中国中部地区，在吸收四方文化中形成了颇具个性的特征。
（一）方言比较复杂
华中汉族的方言比之华南汉族的方言可谓之简单，比之华北汉族的方言又可谓之复杂，故称之比较复杂。
华中汉族方言之所谓简单，是因为它不像华南汉族方言之间，有的完全不能通话，如广府人的粤语与桂柳人的桂柳话。而华中汉族各方言之间虽然有差异，但尚无完全不能通话的情况。而其之所谓复杂，是因为它不像华北汉族的方言都属北方方言系统，而华中汉族方言却不属一个系统，湖北话属北方方言体系中的西南官话；湘语是汉族方言中一支非常独特的方言系统；而赣语由于形成的历史背景比较特殊，是北方方言与江西土话融合的结果，加上又受周围方言的影响，因而与周边方言的界限非常模糊，交叉现象突出。
（二）族群结构单一
华中汉族的族群结构，根据现在的研究如上所述属于单一层次类型，这就造成了其族群结构单一的特点。所以华中汉族一般只划分为湖北人、湖南人、江西人和赣南客家人。
（三）性格刚直尚义
华中汉族位居中部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锻铸了刚直尚勇的人文性格。如湖北人自古民风强悍，不服输，开口闭口自称“老子”，把湖北人的豪爽刚直，尚勇斗狠的性格活龙活现地表现了出来，“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之说不仅表现了湖北人的精明，更表现了湖北人的尚勇。湖南人更是受楚人尚武忠勇的影响而锻炼了自己刚直忠勇的性格，至近代以来，湖南忠勇爱国之士辈出，以身殉法的湖南人谭嗣同在就义前所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冒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何等慷慨，何等忠勇，实乃湖南人刚直忠勇的典范。江西人在历史的沧桑中熔铸了自己刚直尚义的性格，他们自古重视名节，不趋炎附势，有宁折不弯的刚直之气，宋末在俘后宁死不屈，高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江西庐陵（今吉安）人文天祥就是江西人刚直尚义的代表。
（四）民俗沉淀楚风
华中是古代可与中原文化相媲美的楚文化的滋生地，在华中汉族民间民俗中沉淀了大量的楚风楚俗。
表现之一是楚人先民以凤为图腾的崇拜在湖北逐渐转化为对鸡和鸡蛋的崇拜而延续至今，甚至说盘古就是从鸡子中出来的，故而称男性生殖器为“卵”“卵子”，或称“鸡鸡”“雀雀”。湖北人从对凤-鸡的崇拜出发，还赋予它们以特殊的神圣含义，如黄冈团风一带，正月初一，家家都喝鸡汤，届时据俗规，家长吃鸡头，挣钱的主力吃鸡爪，最有前途的吃鸡翅膀，全都隐含有象征意义，因此，在杀鸡时一面为它送死，一面却祈祷它再生，并念一首歌谣道：
鸡子鸡子你莫怪，
你是人间一碗菜；
今年持刀将你宰，
变只凤凰再飞来。
表现之二是湖南人的岁时节日中沉淀了楚人信鬼好巫的风俗，如旧时湖南许多地方盛行以某一节日的天气情况或活动的有关内容占卜人事吉凶和气候灾变的风俗，岳阳就有在人日（即正月初七）“以天气晴雨占人民疾病，年岁有无”的记载。而傩戏盛行于湘中及湘西的许多汉族地区，更是楚遗风的残存。
表现之三是江西人的民间风俗中沉淀了楚人尚傩舞的风俗。江西号称“吴头楚尾”，但楚风中的傩文化在江西人中却流行最广，其足迹几乎遍及全省；表现最典型，在近几年民间歌舞调查中，全省1500多个节目中，傩舞占了1／4。
第二节华中先秦族群概况
一、远古时代的华中原始族群
华中地处长江流域中游，这里气候宜人，水土丰美，是远古人类重要的活动区域之一。
迄今为止，华中已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发现了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的旧石器遗物，其发展序列相当完整，说明从旧石器时代开始，远古人类就已在这里生息繁衍了。在湖北，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在长阳、大冶和郧西、郧县等地都有重大的发现；在湖南，自从1987年首次在新晃发现旧石器遗存以来，至今已发现近200个遗址，范围广及湘、资、沅、澧四水流域和洞庭湖平原，尤其集中在湖南西部的沅水和澧水流域；江西地区的旧石器也有零星发现。尤为可喜的是，在一些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古人类化石。
（一）旧石器时代华中地区发现的古人类
郧县人。1975年发现于湖北郧县龙骨洞，发现了三枚猿人牙齿化石，共存物有经人工打击的石核和20多种动物化石。其年代与蓝田猿人相当或稍早。
郧西人。1976年发现于湖北郧西县白龙洞，共发现了六枚猿人牙齿化石，共存的动物化石与前者大致相同，年代亦大致相当。
长阳人。1956年发现于湖北鄂西清江流域的长阳县赵家堰龙洞，发现的化石为1块左侧颌骨断片连同两颗牙齿，还有1颗前臼齿。长阳人已进化到早期智人阶段，年代在距今10万年左右。
（二）华中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发展到新石器时代后，华中考古发现的文化内涵更为丰富，覆盖面也更广。
1．彭头山文化
首先发现于湖南澧县彭头山，目前发现的遗址往南不出澧水北岸，往北可能到达邻近的湖北境内。其年代大约在距今9000～8200年，属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发现有磨制石器和陶片，并发现了丰富的稻作遗存和大型的居室遗址。这说明彭头山文化的主人已懂得栽培和种植水稻（这也是目前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稻作遗存），发展起了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业。
2．石门皂市下层文化
截至目前为止，已发现遗址近20处，分布地域较彭头山文化大大扩展，有慈利、石门、临澧、澧县、津市、常德、桃源、南县等县市，即包括澧水中下游和沅水下游。其文化仍以打制石器为主，磨制石器不多且种类单调，但陶器制作比彭头山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器形较规整，胎壁较薄和均匀。其年代在距今8000～7000年。
3．城背溪文化最早发现于湖北宜都县境内，是长江三峡峡口一带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代表，年代在距今7000年以上。其文化特点，磨制石器多石斧，陶器多夹砂红褐陶，并已采用泥片贴筑法制作。
4．大塘文化
首先发现于湘江中游的长沙县南托大塘，属于该文化的遗址目前发现的还有湘潭县老虎坑、汨罗县附山园和茶陵县独岭坳。所出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褐陶为主，器表纹饰多为篦点连成的细线，然后构筑成水波纹、横人字纹、圆圈纹等图案。陶器火候较高，质地较坚硬，胎的厚度较均匀。其年代与皂市下层文化同时或稍晚。
5．大溪文化
以1958年首先发现于四川巫山县大溪而得名。目前发现的属于该文化的重要遗址有湖北松滋县桂花树、枝江关庙山、江陵毛家山，湖南安乡汤家岗、澧县梦溪三元宫等。其范围跨越了长江南北，但主要在长江两岸，西自三峡，东至洪湖西岸。其文化特点、经济生活以原始农业为主，已经开始种植水稻；石器有石斧、带肩石锄等，晚期还出现圭形石凿和较厚的穿孔石铲；房屋建筑采用编竹夹泥的方式，内外焙烧。地面铺垫红烧土块，墙基和立柱下的沟、洞也常填筑红烧土，说明已知道防潮技术；陶器为手制，流行泥条盘筑，不规范，晚期出现了慢轮修整。多泥质红陶和黑陶，红陶表面多施以鲜红或深红的陶衣。圈足器特别发达，同时有相当多的圆底器。从发现的大型公共房屋来看，大溪文化的母系氏族社会已相当发达。其年代在距今6300～5300年。
6．屈家岭文化
1955年首先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屈家岭文化的范围要比大溪文化的范围扩展了很多。北面伸至原属仰韶文化的部分地区，达到河南的南阳地区，南界至少到了洞庭湖东岸，东界到了黄冈和黄石一带，西界直到三峡。其典型遗址主要有：湖北京山朱家嘴、郧县青龙泉、房县七里河、河南淅川下王岗等。屈家岭文化分布范围广阔，地区差异较大，而且带有明显的承上启下的过渡性质，因此很难概括它的特点和全貌。大体说来，这个时期，在原始农业中已经普遍种植了水稻，所出土的石器工具也多与水稻种植有关，如翻土用的扁平钻孔石铲等；陶器普遍采用慢轮修整，胎壁均匀，大部分器形规范化；出土有石祖或陶祖，说明盛行男性崇拜；房屋建筑出现了长方多间的复杂结构，有70～80平方米，多至29间的。说明屈家岭文化可能已步入了父系氏族社会。其年代距今5000～46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