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庸人
庸也是一个古老的族群。与濮一样，他们也曾参加商末武王伐纣战争，并由此建立庸国，成为周的邦国之一。庸人的活动区域在今鄂西北及邻近地区，湖北的竹山县是其中心。
早在楚王蚡冒“始开濮地”之前，熊渠已举兵伐庸，并最终使庸也沦为它的属国。
前述楚庄王四年（公元前610年），庸濮趁楚大饥而联合叛楚。这次起兵初时对庸十分有利，但庸人未能掌握有利时机主动出击，最终被楚联合秦人、巴人，并拉拢先已归附庸人的群蛮击败。庸人从此亡国。由于这一结果的突发性，大部分的庸人可能死于这场战争以后的屠杀之中，所以史书中不见有庸人外迁的记载。
（四）卢人
卢人，又称卢戎。《左传》桓公十三年杜预注曰：“卢戎，南蛮。”可见“卢”虽称戎，却属南蛮系统。
卢人也是一个古老的族群，也是参加武王伐纣的八大方国之一。所谓“庸、蜀、羌、髯、微、卢、彭、濮”是也。
卢人的居地，约在今湖北南漳县一带，与楚国的早期发展基地十分邻近，因此，当楚国向外扩张时，卢人必然首当其冲。不过，卢人与楚人的早期关系目前尚不清楚。据张正明的意见，楚王熊渠伐庸时，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很可能同它东面的卢、罗、邓三国修好，让他们保持善意的中立。
楚武王熊通时，国势强盛，扫平江汉平原成为武王的毕生追求。楚武王四十二年（公元前699年），武王兴兵伐罗、卢等国，“罗与卢戎两军，大败之。莫敖缢于山谷，群帅囚于冶父，以听刑”。但这次惨败似乎也没有能阻挡楚人东征的步伐。经过几年的休整之后，楚国再次出兵，终于灭掉了近在肘腋的卢、罗等国。
卢国灭亡之后，卢戎之名不复见于史籍，其主体应逐渐融入楚族之中或随罗人外迁。
（五）罗人
罗是春秋时期江汉地区一个重要的国家。其族别，从他与卢国长期处于同盟关系来看，很可能与卢戎同族。不过据《通志·氏族略》，罗国“熊姓，一曰祝融之后，妘姓”，似乎说他源于中原炎黄系。但即便如此，其主体居民主要是卢人应是没有疑问的。
罗的地望与卢紧邻，在今湖北省宣城市境。罗人在亡国之后的命运，是被大量外迁。先是被迁到枝江，后迁到湖南湘阴。湘阴在西汉时有罗县，应邵曰：“楚文王徙罗子自枝江居此。”此后罗人应与当地居民融为一体，并成为湖南省境内最初汉人的一部分，为湖南地区的早期开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六）巴人
巴人也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族群。商代称巴方，势力曾达于江汉地区。周代为国之“南土”，被封为巴子国。其活动区域在今川东鄂西一带，清江流域是其发祥地。
春秋至战国中期，巴国数与楚、蜀为敌，其后势力渐衰。公元前361年被秦所灭，巴人从此散入川鄂之间山区。
巴人之后主要分为两支。一支称“廪君巴”或“廪君蛮”。上节提到的廪君就是其始祖的传说。他们主要以鄂西清江流域为活动中心。
另一支称“板楯蛮”，以手执板楯作战而得名。主要分布于川东鄂西山区。该支巴人主要有七大姓：罗、朴、督、鄂、度、夕、龚，因此又称“板楯七姓巴”。
（七）盘瓠蛮
盘瓠蛮因崇拜盘瓠而得名。关于盘瓠传说已见上节。
盘瓠蛮的活动不见于先秦文献中，但汉魏时期今湖南境内以地名冠称的长沙蛮、武陵蛮和五溪蛮等，几乎全都是盘瓠种属。由于秦汉间该地区并无蛮人大量迁入的证据，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盘瓠蛮至迟在先秦时期已经生息繁衍于今湖南中西部地区，沅水流域是其活动中心。
（八）商人
商人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建立商朝后，有一部分商人因种种原因南迁到江汉地区，他们为传播商文化，促进长江流域的开发和两大流域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商朝中期以后，商人对于南进突然变得急切起来。吸引商人跋山涉水深入南方的，是华中丰富的铜矿资源以及冶炼青铜所需的铅和锡。由于中原铜矿资源严重缺乏，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和庞大的社会需求迫使商人必须寻找和控制新的铜矿资源。很可能这时候商人已了解到华中富有铜矿资源，因此，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商人南征了。
20世纪50年代发现的武汉市黄陂县盘龙城商代遗址，目前学者已比较一致地认为是南下商人所建的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始建年代约在商代中期武丁时期。作为商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的一个前哨阵地，这个据点对华中地区古代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它把商人高超的青铜冶铸技术带到了南方，促进了当地越人青铜文化的发展。
1988年江西瑞昌县铜岭发现的古铜矿，开采年代上限为商代中期。由瑞昌县往西偏北方向走，是湖北的阳新县和黄石市，连成一线，也发现有古铜矿，目前已知开采年代上限为西周。由于附近有不少商代的炼铜遗址，估计以后也会找到商代的矿井和炼炉。江西万年县、新干县、清江吴城、九江县神墩等商代遗址中，均出土有典型的商文化风格遗物，商文化对该地区的影响显而易见。湖南也发现了不少商代中期和晚期的铜器，其造型和纹饰既有纯属中原商文化风格的，也有富于江南特色的。这说明商代文化和商人的确已经深入到了长江中游地区。
文献记载也透露出商人南下的足迹。
江汉地区有一个古国叫权国，故地在今湖北当阳东南，其公族为子姓。张正明认为是商代中期以后南迁的殷人所建。这个国家国土虽不广，实力却不弱。楚人从熊渠到蚡冒都未能把他击灭，直到熊通时期才最终将他消灭。权国的商人同样为传播商文化，开发江汉地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九）周人
周朝建国后，分封了大量的同姓和异姓诸侯，到西周晚期，几个姬姓和姜姓诸侯陆续迁到了淮汉之间，被称为“汉阳诸姬”和“汉阳诸姜”。这样，一部分周族之人南迁到了长江中游地区，他们对于促进中原华夏文化的传播，以及未来华夏族与楚族的融合，无疑具有深远的影响。
最终迁到江汉地区姬姜等姓的封国，主要有曾（随）、唐、贰、轸等国，这些都是姬姓。中国以姜姓为大，但因地在南阳盆地，不属本区范围，故不论。另有一姜姓厉国，在今随州市，它是早在传说时代已迁至本区的炎帝支系烈山氏的后裔所建。
曾（在今随州市）、唐（在今随州市唐县镇）、贰（在今应山县）、轸（在今应城县）。这“汉阳诸姬”之中，以曾为大。他们和厉国一起，构成一个半岛形状，伸进江汉地区蛮夷的海洋。他们的东南方向，是扬越之人；西有楚蛮、庸等人；西南有巴、濮之人；往南更远一点，有苗蛮。他们背靠着黄河中下游平原这个强大而广阔的文化大陆，其肩负的文化使命和实际产生的影响之大是显而易见的。目前两湖和江西地区发现的大量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具有中原文化风格的遗物，无疑与他们的直接影响是分不开的。
曾（随）、唐等国后来均灭于楚。他们中的一些杰出人才，如随国的季梁，在国家灭亡或成为楚的属国后转而为楚所用，这无疑有利于提高楚人的中原文化水平。因此，各国之入楚，为未来楚与华夏族的融合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先秦时期华中还有一些族属不明的方国，如邓（在今湖北襄樊市）、鄢（在今湖北宣城市东）、州（在今湖北仙桃市南）等，表明华中在先秦时期是一个多族群杂居的地区。而这些族群最后大多并于楚国，并构成楚民族的一部分。后随着楚国的灭亡和楚族与华夏民族融合的完成，他们又成了秦汉时最早的汉族的一部分。
第三节汉族在华中的迁徙和发展
一、秦汉汉族在华中的发展
秦汉时期，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的建立和稳固发展，华夏民族完成了向汉民族的转化，发展成为汉族。
华中本是汉民族形成的历史舞台的一部分，汉族最初的组成部分，分布在华中的主要是居住于本区北部边缘的商人、周人，江汉地区的楚人，以及湖南湘江干流地区和江西赣中平原的部分扬越人等。他们在春秋战国之时无一例外地卷入了华夏民族熔铸的潮流，在秦汉时又都无一例外地随华夏民族的发展转化而成了汉族。但是就整个华中而言，及至西汉中期以前，除上述地区是汉族的聚居区以外，其余大部分地区仍然是少数民族土着族群的聚居地。
西汉中期以后有汉族移民陆续迁入，这从今湖南境有不少的汉族移民迁入使该地区当时的人口增长可以看出一些迹象。从文帝七年（公元前173年）至平帝元始二年（2年），原长沙国范围内的人口平均增长率达到9．2‰，超过全国同期的7‰的水平，与大致同期的长江下游地区相比则更高，原吴国范围内从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至元始二年（2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约4‰。东汉时期情况也基本相似。从元始二年（2年）到永和五年（140年），零陵、桂阳、长沙三郡（相当于原长沙国范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3．5‰、8．3‰和11．6‰，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尽管湖南当时尚处于开发初期，人口增殖的潜力很大，但持续的高增长绝不是自然增长的结果，应考虑到有大量移民的迁入。由于中原地区人口相当稠密，迁入的人口应主要来自于中原，即汉族。中原汉人的大量迁入显然大大改变了当时湖南省的人口构成，扩展了汉族在湖南的分布面。
江西最早的汉族，主要是由楚人和部分越人在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融合中发展而来。西汉末年以后，江西省也有不少中原汉族迁入。如从元始二年（2年）至永和五年（140年），豫章郡（约相当于今江西省）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2‰。没有汉族和其他区域的人口迁入补充，这种增长率是不可想象的。
二、魏晋南北朝汉族向华中的迁徙和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和大同化的时期。这个时期。由于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原汉族人民的大量南迁，以及大批少数民族土着族群的“出山”并最终走上了汉化之路，华中汉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民族互动和同化成为这个时期华中汉族发展的主旋律。
（一）中原汉人的大量南迁
华中地邻中原，因此，历史上中原每发生一次较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均有大量的人口流入本区。
东汉末年，中原混乱不堪，而同时期荆州在刘表的割据统治下却相对稳定，因此这时期就有大量中原流民迁入本区。《三国志·魏书·卫觊传》说：“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又《后汉书·刘表传》说到刘表抵定荆州后，“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说明相对安宁的荆州在汉末吸收了不少外地移民。这些移民应主要迁入今襄樊和江陵一带。但上述迁入的人口很少在荆州长期定居下来。原因先是孙权两征荆州，每次都将数万人劫往江东；赤壁大战后，曹操又差不多把所控制的荆州居民全部北迁；刘备入川时，其军队主要是由荆州人组成，荆州为此也减少了不少人口。
孙吴时今江西地区可能接受了不少北方移民。据记载，东汉时它仅有豫章1郡13个县，后增至5郡1都尉，辖57个县。江西行政建置的大量增加除了与孙吴开山越有密切关系外，但移民的迁入也应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而早在永嘉（307～312年）之乱前，今两湖地区就接受了来自巴蜀的流民。西晋末年，氐人首领李特李雄父子率流民在蜀中起义，304年李雄攻占成都建立成汉政权，迫使一部分蜀人逃离巴蜀，顺江而下迁入荆湘一带。他们初出巴蜀时至少有30余万人，但经四五年的战争残杀和被晋军俘虏别迁，最终能在荆湘定居的只有两三万人。据《晋书·地理志》载：“时蜀乱，又割南郡之华容、州陵、监利三县别立丰都，合四县置成都郡，为成都王颖国，居华容县。愍帝建兴（313～317年）中，并还南郡，并并丰都于监利。”可见蜀地流民主要安置在今湖北沙市、潜江、仙桃、嘉鱼、洪湖、监利之间。
永嘉五年（311年）匈奴人刘曜攻破洛阳，开始了中原汉族大量南迁的浪潮。这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运动，依葛剑雄先生的观点，可划分为5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永嘉乱后（307～324年）
第二阶段，东晋太宁三年至永和五年（325～349年）
第三阶段，东晋永和六年至咸安二年（350～372年）
第四阶段，东晋宁康元年至南朝宋永初二年（373～421年）
第五阶段，宋永初三年至泰始五年（422～469年）
华中是接受北方移民较多的地区之一，而移民又主要集中在湖北的江汉地区，江西的北部沿江地区，以及湖南的北部。移民的迁出地，以河南、山西、陕西居多，部分来自皖北、河北、甘肃等省。
东晋南朝历代政府曾设置了大量的侨州郡县，以安置北方流民。尽管北方移民并非全部都定居于侨州郡县内，但侨州郡县的设置大体上还是能够反映北方移民的大致分布情况。
本区接受的移民以湖北为多，尤其集中于汉水流域，而江西、湖南两省由于距中原已远，移民到达的较少，所以仅在北部一小部分设置了几个侨郡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