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留戍
安史之乱后，西域通往中原的通道河西走廊和青海全境均为吐蕃占领，西域东部的一些城镇也为吐蕃攻占。但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安西节度使郭昕仍率唐军在二地坚守孤城。贞元六年（790年）二城相继沦陷，唐军无人返回中原。西域屯田戍民及流人也未见文献载记返回中原。只能滞留当地，成为移民。吐蕃攻入陇右和关中后，许多汉人被掠入河西走廊。此外，唐末又有一批西迁的汉族移民来到河西。大中二年（848年）敦煌世族张义潮率众驱逐吐蕃守将，后又夺回凉州，唐授张义潮为节度使，发郓州（今山东平东县）兵2500人前往守戍。唐亡，天下大乱，凉州为党项所隔，郓州军士无法返回，只好留居凉州，繁衍裔支。张乔诗作《河湟旧卒》咏叹一位戍守河湟几十年而不得归里的军人：“少年随将讨河湟，头白时清返故乡。十万汉军零落尽，独吹边曲向残阳。”这是河湟留戍，也是移民。还有留宦不得归者，河西瓜州长乐县（今甘肃安西县）民曹通的祖先，本是沛国谯人。“近代因官遂居瓜州之长乐县”也是移民一例。
7．和亲
唐代曾有22位公主远嫁边疆民族首领，其中西北周边的突厥、回鹘、吐谷浑、突骑施、吐蕃等。公主和亲往往要随带一批侍从、工匠、艺人等，朝廷为和亲满足边外政权的要求，委派“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这一大批人也就在所入之地适俗融化了，把中原文化播及周边，他们把造酒、造纸、制墨、打井、勘测、歌舞、塑雕、画技等通百艺之人带到了西北，把汉文化也带到西北。
（二）西北少数民族族群的内迁
自隋末以来，雄踞漠北的突厥趁中原混乱，不断南侵沿边。唐太宗时，随着国力的恢复，于贞观四年（630年）平定东突厥。不久，又向西击败吐谷浑。贞观末，薛延陀崛起漠北，复为唐军攻灭，铁勒各部纷纷降附。吐蕃兴起以后，不断向北扩张，唐军在今青海东北部给以阻击。大唐帝国在安史之乱前，疆域稳定，东到东北，西至葱岭，北迄大漠，南到南海，国力臻于极盛。南北朝胡化流风至唐仍盛，宗室朝廷、文臣武将不少出身周边民族，故而在君臣的思想认识中，并无鲜明的华夷之分。尤其是一代明主唐太宗具有各民族平等的博大胸怀，自表：“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乐乐之，如骥尾受苍蝇，可使日千里也”。故而被周边各族称为皇帝天可汗。隋唐时期周边民族之间争战频繁，由于唐朝在周边民族中的崇高威信，斗争失败一方无法立足，往往投附唐朝，迁入沿边地区。西北地区常成为首选之地。
隋唐时内迁入居的西北周边民族主要有突厥、回纥、吐谷浑、党项等族。由于前承数百年民族融合的历史传统，隋唐民族政策最为宽宏大度，内迁入居少数民族可在朝廷做官，也可领兵戍守，上层贵族尤备受优待，平民也较少受民族歧视。所以自隋之后，西北周边民族内附风气有增无减。唐高祖建国不久，即律定：“夷獠之户，皆从半输。蕃胡内附者，上户丁税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经两年者，上户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三户一口。”这样轻薄松缓的赋役，很能吸引西北少数民族族群内附，也利于他们由游牧走上定居农业的道路。但是隋唐时期西北少数民族族群内迁不再像战乱时期那样焚烧攻掠，驱杀汉族而后占居其地，大多是以和睦移居的方式杂处于汉族之中，而且多系唐朝军队征伐所得降附的少数民族族群。唐太宗时灭东突厥，得附户10余万户。然而此时入居人口日益增多，朝廷关于安置降附民的战略问题曾引起一场争论。太宗否定欲将少数民族远迁中原的分割政策，最终采用温彦博的主张，将附民迁于河北道的幽州与关内道的灵州之间。这里地属农牧交错区，内迁民族容易适应其环境。高宗时突厥人又陆续内附，均安排在河曲六州，即西北丰、胜、灵、夏、朔、代各地。后吐谷浑内附，唐政府专于延安府置两郡安抚。
贞观年间（627～649年），西北少数民族族群内迁掀起高潮，贞观三年（1629年），唐派兵进攻东突厥。当年十二月，突利可汗及郁射设、荫奈特勤等并率所部南迁。贞观四年（630年）二月，唐灭东突厥，李靖和李积两部分别俘男女10余万和5万余人南归。突厥首领苏尼失督部落5万家，亦于三月间举众降唐。
贞观三年（629年）九月，拔野古、仆骨、同罗酋长并率众降唐。次年三月，思结俟斤率众4万人降唐。依附于东突厥的粟特人史善应部、康苏密部和安菩部南迁。此外，安黜汗部5000余人亦内迁。
贞观六年（632年），契芯何力和其母率部落6000余家自西域至沙州（今甘肃敦煌县西）。
贞观十年（636年），东突厥拓设阿史那杜尔率众1万余人内迁。
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军击败薛延陀，俘获5万余人。
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军大败薛延陀，俘获老孺3万人。
永徽元年二十四年（650年），唐灭高昌国，国王智盛和大臣及国中豪右共几千人内徙中原。
这些内附入迁的突厥人、铁勒人和粟特人便有四五十万人。此仅系有记载的内迁人数而言，如将不见记载之数计算在内，总数可达100余万人，其中在贞观三四年间有七八十万人。
《通典》卷七载：“（贞观）三年，户部奏，中国人因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降附、开四夷为州县，获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关于此事，《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志》解释为“四夷降附者百二十万人”。按贞观三年系唐军灭突厥开始之年，十二月始有突厥降人来奔，因此《通典》所言之“三年”实际代指三年、四年平定东突厥一事。据上所言及《新唐书》解释，此120余万口中，大部分是西北少数民族族群的移民，隋唐之际迁入塞外复归的中原民族只占小部分。
高宗和武周时期唐朝国力强盛，西北少数民族族群内迁再掀高潮。
在这个时期内迁的主要有以下族群。天授元年（690年），西突厥继往绝可汗二世阿史那斛瑟罗率众六七万人内迁。高宗开耀元年（681年），薛延陀达浑等5州4万余帐降唐。在此前后，回鹘部的都督及其亲属和部落征战有功者自漠北移居甘州。垂拱元年（685年）以后，铁勒系各族纷纷南迁陇右，仅陈子昂于同城了解到的数字，便已过数万人。因吐蕃向青海高原扩张，吐谷浑约有10万名移民迁入陇右和关中。党项部落也纷纷向中原迁移，咸亨二年（671年）以后许多部落迁入庆州一带。此外，在长寿元年（692年）二月和麟德中，又有两批至少4万余人自青藏高原迁入陇右。德宗时党项继续内迁，散处邠宁、富延、灵武、河西、麟府等地，入乡随俗，渐成农户。以上略计已达七八十万人，如加上未提到的零星迁移，内迁总数可达100万人。
自中宗以后，特别是玄宗开元、天宝时期周边民族的内迁仍在进行着，且规模并未减小，仅开元初铁勒各部的内迁人数便有二三十万人。唐后期，因回鹘国灭和契丹勃兴又产生了一定规模的迁移浪潮。
唐王朝除安置整批内附少数民族族群外，还有大量的以零散方式入居的少数民族族群，如回纥西迁时，许多回纥人流入内地。吐蕃控制河西和西域地区时期，当地少数民族族群不堪压迫剥削，大量辗转内流，改牧从农。唐中叶由府兵制改行募兵制，边镇军中就近招募少数民族族群，谓之“蕃兵”，作战勇敢者提为将官。这些蕃兵将士后多半退役关陇，解甲归田，成为农夫。隋唐时期内附迁入西北的少数民族族群从未间断。
这些内迁的西北少数民族族群与迁入西北的汉族在互动中融合，使西北汉族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四、宋元汉族向西北的迁徙和发展
唐末五代十国的战乱，关中失都不立，西北不仅失去了经济重心地位。继而失去政治中心位置。经济和政治重心的历史性转移，经宋、辽、夏、金、元的鼎立和对峙，及至元的统一，汉族又不断迁入西北，在与西北少数民族族群的互动中，再一次得到新的发展。
（一）北宋在西北的屯田和移民
自夏州地方政权的首领彰德军节度使李继捧族弟李继迁公开反宋后，宋朝陕西沿边一带岁无宁日，边防费用随之增加。到元昊称帝建夏国以后，宋夏战争逐步升级，宋朝在陕西路的驻军数量也与日俱增。“屯兵四十万，招刺宣毅、保捷者二十五万人”。当时宋王朝将陕西分为4路：秦风路、泾原路、环庆路、鄜延路。驻有中央禁军20余万，此外“义勇、弓箭手、番兵倍之”。如此众多的军队对西夏用兵，不仅增加了陕西、河东人民的负担，而且也增加了全国人民的负担，“伏见西事以来，应付边备，天下被其劳，凡百赋率至增数倍”。北宋政府照依历代传统办法，命令地方驻军就地屯垦，或募民耕种无主荒地，大兴营田。“以停西顾之忧”。
边区屯、营田的基本劳力，来自三部分：一是驻军，二是弓箭手（民兵乡兵），三是内地迁入的“中土人”。《文献通考》卷七《田赋考》所载：“正以极边两不耕之地，并边多流徙之余。”表明民屯的主要劳力大多数来自移民。屯田大量招募的弓箭手是宋代乡兵的一种，是由边地农民或牧民组成的壮丁队。他们耕战自守，有警即配合正规军作战，平时除从事耕作外，还维持当地治安。北宋河东、陕西的弓箭手，因战斗力较强。成为抵御西夏的劲卒。为了管理好这支劲旅，北宋于沿边州县设提举弓箭手，置司“掌沿边郡县射地弓箭手之籍，及团结、训练、赏罚之事”。弓箭手分为汉弓箭手和蕃弓箭手两类，都归沿边帅司所属将领管辖。“中土人”当指流徙之余，从远距离迁去的汉族。
自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到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首尾73年，这是北宋在西北屯田的兴起时期。当时，由于李继迁的扰边，宋政府的固边，解决军队给养，开始沿边屯田。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后，边防形势险恶，在“陕西屯驻重兵，罄本路租税，加上内库钱帛，以及四川岁输而犹军储未备”的状况下，下令在陕西置“营田务”，具体兴屯之事，由4路总管及转运使兼任。
陕西是北宋抵御西夏的主要战线，屯田较盛。庆历元年（1041年），延州（今延安市）在险隘之地修筑11个城堡，招民垦荒，“可食之田尽募民耕之，延安遂为乐土”。治平末，陕西10州箭手并砦户达46300人。同时，范仲淹与葛怀敏率兵驱逐了塞门（今安塞县北）等砦番骑出境，并于其地招“募弓箭手，给地居之”以屯田。庆历二年（1042年）四月，延州知府庞籍，命部将狄青带领1万余人，击败数万西夏军队，筑堡砦于桥子谷旁，名曰招安塞，“募民耕植，得粟以济军”。与此同时，右骐骥使周美在击败元昊入侵军于野家店之后，驻军延州东北永平寨（今延川县永坪镇），为了阻止西夏军队深入宋境，筑栅栏于葱梅官道边，于此屯田，耕战自守，“岁收谷六千斛”。
陇东的屯田也具一定规模，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建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县），并在军城四面屯田，以下军2000人开田500顷。不久，原州（今甘肃镇原县）和渭州（今平凉市）也开方田，安置内迁的边民垦荒。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泾原路在陇山外笼竿川一带立堡塞，募弓箭手屯田。仁宗皇佑三年（1051年），泾原路经略使夏安期募人耕塞下荒田，“岁得谷百万石。”庆历四年（1044年），韩琦报告朝廷：“泾原路沿边地土最为膏腴，自来常有弓箭手及内地浮浪之人诸城寨官员求充刺手。皆修有空闲地土标占，谓之强人。”在熙宁七年（1074年）前，泾原路又召人开垦塞下荒地。哲宗元佑三年（1088年），渭州以荒地万余顷招弓箭手5261人耕种。
自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至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首尾58年，是宋代西北屯田的发展时期。此时重视武备，朝廷派王韶“熙河开边”。用武力夺取被吐蕃长期盘踞的河、洮、熙、岷等，置熙河路、通远军（今甘肃陇西县）；针对蕃汉杂居的情况，招募蕃汉弓箭手营田。这一阶段后期，自哲宗绍圣（1094～1098年）到徽宗大观（1107～1110年）年间，由于朝廷继续对吐蕃、西夏用兵，疆域有所扩大。“自绍圣开斥以来，疆土至广”，在“熙河开边”的基础上扩大到西宁州、湟州、廓州、积石军等今青海东部地区。为了巩固新边区，王韶在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招募汉人900余人，耕田100顷，建酒坊30余处。十月，由于王韶报告洮河一带可开稻田，朝廷诏南方各路“如有谙晓耕种稻田农民犯罪该刺配者”，刺配熙州，至300人止。七年，王韶又以河州（今甘肃临夏市）近城平边招募汉弓箭手屯田，其山坡地则招募蕃弓箭手。由于“拓境益远”，需要新开的边区屯田，熙河路将本地汉、蕃弓箭手每家选一丁，“官给口粮，团成耕夫（赴新区）使佃官庄”。此后，青海河湟的西宁（今青海西宁市）、湟（今青海乐都县）、廓（今青海尖扎县）、洮（今甘肃临潭县）和积石（今青海贵德县）等州军，也进行了屯田。除了弓箭手屯田，还有一批汉族在此买田，进行垦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