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战争阴影开始在欧洲大陆的上空渐渐形成。银行家的行动自然引起了国际间政治家与爱好和平的人士的不满和愤怒。但对于银行家们来说，战争的“反人道主义”给他们造成的道德负担，远远比不上战争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强烈诱惑。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际金融格局
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结构的一个重要基石。拿破仑战争结束时，支离破碎的世界货币体系反映了国际政治的现状。实际上，当时经济上先进的国家分成：用白银作为货币本位的国家，用黄金作为货币本位的国家，以及白银和黄金都承认的国家（即复本位）。洛克和牛顿于1717年建立了英国货币的复本位制度，但后来银币停止流通，于是英国在1774年成了金本位制的国家。
虽然在19世纪末，法国与其他国家仍然极力维持银本位或复本位制，但由于英国在全球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所以一国接着一国都接连采用了金本位制。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网络外部效应模式”，亦即在经济上跟随邻国的做法有利可图。德国于1870年在色当（Sedan）战役大败法国后不久采用金本位。丹麦、荷兰、挪威、瑞典和拉丁货币同盟国家（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马上跟进；然后，美国于1879年、俄罗斯和日本于1897年也相继采纳金本位制；接着，印度、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暹罗（现在的泰国），甚至阿根廷、墨西哥、秘鲁、乌拉圭等拉丁美洲的产银大国，也都立即照进，由官方出面保证它们的货币能够兑换成黄金。
这样一来，国际企业家便拥有一种货币标准或者说价值标准，能够在有限而且已知的汇率风险下经商。从而，成本与价格更容易在全球各地进行相互比较，市场力量和信息因此能以更加强有力的方式在世界上传播，提高全球经济的效率和消费者对产品的满意度。
这就是金本位制盛行时期，典型的“微观经济”或供给面效益。金本位制也是世界上第一套固定汇率制度，从1875年使用到1914年。首先，如果各国货币按照固定价格与黄金挂钩，那么大致可以认为，物价的基本走势，尤其是大宗商品贸易的国际价格，会跟着全球黄金供给的增减而沉浮。
1873年到1896年间，黄金供给萎缩，然后大增。国际价格的相对起落，只有通过黄金供给与货币状况的改变对实质经济活动产生影响才会出现。黄金短缺会使货币紧缩，提升利率，抑制借款与投资，减缓支出和生产，结果导致价格下挫；黄金供给充裕则有正好相反的效果。这表明，为了让价格与黄金的供给保持固定的关系，付出的代价是价格波动不已，有时甚至使实质经济和普通百姓的经济生活痛苦不堪，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19世纪下半叶，激烈的经济波动严重损害了国际经济的表现。尤其是英国，分别在1878年、1882年到1883年、1907年三次萧条，其主要原因是德国、法国、北美和南美等地区出现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导致黄金从英格兰银行大量流出。
1873年起的国际经济危机，是1929年大萧条前最长和最严重的一次。起因可能是德国的金融危机，而且迅速扩展到欧洲其他地方。然后波及到美国，结果美国的失业总人数超过100万，1/5的铁路公司破产或濒临破产边缘。后来又蔓延到巴西和阿根廷，导致两国的银行停止放款，财产价值缩水1/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在色当一战大胜法国，而且获得巨额赔款，想不到反而首先引发金融危机。
这次事件促使学者和专家深入研究经济景气循环以及经济高涨和萧条的成因。学者在谈及经济盛衰话题时，用到的字词包括“萧条”、“衰退”、“循环性再调整”、“成长性衰退”、“景气减速”等名词。投资人和消费者的心理因素无疑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最后终于导致星星之火燎原之势。
“百万富翁的救济金”
1932年，美国政府的税收减少9亿美元，而支出增加了2亿美元，联邦赤字达到5亿美元。这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但这在当时占财政收入的l3％，达到了19世纪90年代以来财政赤字的最高点。
胡佛在历届总统中算得上是最有经济头脑的一个，他在1931年5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这个想法。秘书亨利·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总统把当前的局势比做战争时期，他说在战争时期没人还在乎财政是否平衡，庆幸的是，我们能够借钱。”
胡佛提出了一个比提高税收更好的建议——通过《联邦住房银行贷款法》，授权数家住房贷款银行提供商业银行的抵押贷款组合。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禁止联邦储备通过折现贷款。结果上千万美元的银行资产被冻结，本来这些资产可以有效地提高银行体系的资金流动性。国会一直拖到1932年7月才通过该法，但提高了胡佛建议的抵押要求——托马斯·杰斐逊的阴魂还在四处游荡。
尽管胡佛一直以来反对为银行、工业公司以及个人提供补助金，但还是一反常态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举措来改善当时的状况，即成立复兴银行公司。这种做法在美国各派政治家看来无异于欧式的精神失常，结果只会让国家成为公民的监护人，但头脑灵活的胡佛认识到特殊时期需要采取特殊措施。复兴银行公司利用国会的5亿美元，发行了20亿美元的免税债券。该公司并没有面向个人，但确实为银行、保险公司、农业抵押机构和公路建设机构提供了紧急贷款。1932年2月2日，胡佛批准了该法的实施。
由于该法案拯救了很多受助公司的股东，菲奥雷洛·拉瓜迪亚等人将其称为“百万富翁的救济金”。实际上，被拯救的还有很多雇员和银行客户。一旦联邦对公司直接扶持的障碍消除，联邦对个人的扶持还会远吗·不会远，前途还算明朗。1932年7月，复兴银行公司授权救济复兴法案，旨在为公共工程提供15亿美元的贷款，创造就业机会；为各州提供3亿美元——其中很多州反对宪法对支出和借款进行限制，以便它们可以直接提供救济。
在6个月的时间里，复兴银行公司已经贷出去12亿美元，相当于当年联邦开支的1/4。复兴银行公司是新政的雏形，但胡佛却没有得到历史学家的认可。这时期的历史学家总是把胡佛当做下任总统的陪衬。约翰·肯尼迪曾经说过：“生活是不公平的。”他是认同二者皆非历史的第一人。
那时候，胡佛的政治生涯即将走到尽头，更不用说他的历史运气了。5月底，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000名老兵在华盛顿集会，要求政府立即支付1945年才到期的奖金。众议院通过了发行24亿不兑现货币的提案，但遭到参议院的否决。同时，“讨奖远征军”的人数急剧上升，7月中旬达到了1.7万人，大部分人在华盛顿市郊的阿那卡斯提亚平地搭起帐篷，还有一些人在政府地盘上盖起小木屋，占据了宾夕法尼亚大街的几个政府大楼。
国会为这些老兵提供路费要求他们回家，大部分人离开了华盛顿，但剩下大约2000人拒绝回家。华盛顿警察想要驱散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暴力事件发生了。两名老兵和两名警察不幸身亡。胡佛要求部队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指挥下把这些老兵从政府地盘上赶走，只准他们待在阿那卡斯提亚平地。
7月28日，麦克阿瑟犹如一只骄傲的公鸡，率领着全副武装的骑兵和步兵，外加6辆坦克，对政府大楼门前进行清理。但他违背了胡佛总统的命令，私自带兵驱赶了阿那卡斯提亚平地的示威者，烧毁了那里的房子，驱散了那里的“讨奖远征军”。胡佛本应以玩忽职守罪开除麦克阿瑟，但他却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政治代价，因为大批骑兵拔刀在美国首都的大街上追杀失业者的行为令美国民众大为震怒。
社论和漫画把胡佛总统描述成对美国民众的疾苦漠不关心的专家政治论者，街角和小巷到处可见受苦的百姓，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美国经济跌进那深不见底的大萧条的深渊中。
尽管胡佛提高了税收，1932年的政府赤字还是高达27亿美元，税收只有19亿美元，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和平时期赤字。那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580亿美元，只占3年前国民生产总值的56％。失业率创历史新高，达到了23.6％，但这个数字并不可靠，因为上百万人只是兼职或者拿着超低的薪水。1932年，工作小时总数比1929年整整低了40％。又有1453家银行倒闭了。由此，大萧条时期破产的银行达到了5096家，这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1929年，美国的银行存款和流通货币的比率是11：1，到1932年，这个比率降到了5：1，原因在于破产的银行太多，人们对很多银行的可信度持怀疑态度。道琼斯工业指数降到41.22，比3年前下降了90％。与1896年的指数相比，高出不到1％。
到那年秋天，局势变得异常严峻，国库券的利率都成了负数。那些一年内到期的国库券折现销售，按面值兑现。但1932年秋天，很多手头还有投资资本的人想投资所有投资项目中最稳妥的一个——售价高于面值的短期国库券。
奇迹般的复苏与纳粹的兴起
在三十年代初，其他国家的经济萎缩并不像美国那么激烈。德国1932年的产出比1929年的水准低15.8％，整个欧洲只比历史趋势低12％。以国家总体经济来衡量，英国的情形远为温和，不过它在1929年经济已露疲态。1931年的产出降幅低于其他大部分已开发经济体（意大利除外），而且比较快就恢复到1929年的高峰。
不过在一般英国人民记忆中，20世纪30年代是大量失业与社会非常痛苦的年代。其实失业率已从1932年的15.6％降为1937年的8％。1981年才再次突破后者的水平。即使20世纪80年代的衰退低谷，也没有达到前者的水平（1986年的失业率是11.2％）。
1933年是两次大战期间关键的一年。罗斯福取代胡佛，成为美国总统，并且推出“新政”。美国放弃金本位制。全球贸易与美国的大萧条触底，英国与德国则于1932年跌止反弹。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政府领袖；罗斯福于3月4日就任后隔天，希特勒获得“完全权力”，借此治理国家。
罗斯福是从心理层面着手对美国信心崩溃进行诊断的，此举令人记忆深刻：“这个伟大的国家将一如既往，坚此百忍，将再复苏和繁荣。因此首先让我表示，我坚信我们必须害怕的惟一事情是害怕本身，亦即不合理性、毫无来由的恐惧，结果瘫痪了必要的努力，无法化退步为进步。美国人民没有失败。他们出于需要，已经下达指令，要求直接采取强力的行动。他们已经要求领导人维持纪律与指引方向。”
希特勒在一个月前发表广播演说时，将大萧条归咎于政治阴谋，但和罗斯福一样，他察觉到绝望的心理，认为复苏需要强有力的行动：“如果德国的政治和经济要复苏，就需要果断的行动。我们必须克服共产主义对德国道德士气的破坏。”
直到9年后这两位领导人交战时，经济才从萧条中完全复苏，不过1933年起经济已开始缓慢走上漫长的回升之路，摆脱泥淖。美国的需求与产出开始成长，速度为长期趋势成长率的两倍左右，景气萧条为之和缓，失业率也告下降。但复苏路程并不顺畅，1938年经济又感冒了，1939年失业率仍高于2％，而1929年只有3％，不过经济确实有了起色。
解释经济复苏的重要原因时，应该包括经济受到一段时间异常的震撼干扰之后，回复趋势成长率的自然倾向。但是美国的复苏并非仅止于回复趋势，而且其中最引入注目的是罗斯福政府的政策行动，包括取消金本位制、依照“新政”大幅增加政府的支出、降低利率，以及引进存款保险，稳定银行体系。但是另一个因素可能一样重要，那就是人民心理的转变。因为在罗斯福领导下呈现的行动力与风格，似乎证明了他在就职演说中对美国问题的分析正确无误。信心恢复了，只是相当缓慢。
欧洲的复苏来得太迟，并且无法矫正战后巴黎决议的疏忽之罪与蓄意之罪。他们面对的挑战是促使全球经济站稳脚跟、繁荣与去除国家主义、鼓励个人与企业的创业精神、不因国家地位的象征及竞争而分心。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重蹈覆辙，以免形成解不开的僵局，而引来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