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本来可以不至于如此严重的。
关键之处在于：朝廷在公布曾国藩的调查奏折时，刻意删去了其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条理由。
曾国藩认为：指责教堂“挖眼剖心”，纯属荒谬，但天津民众如此激愤，也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1仁慈堂“终年紧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还有地窖等设施，民众难免对其生疑；2许多中国人到仁慈堂里治病，往往留在里面不愿出来，民众不免怀疑其被药物“迷丧本心”；3仁慈堂习惯收留病重的孩童为其洗礼，民众不能理解这种宗教行为，“但见其入而不见其出”，自然会怀疑教堂残害儿童；4仁慈堂院落广阔，“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后院，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楼教堂，往往经年不一相见”者，这种习俗让民众无法理解；51870年4、5月间，城内多发生拐匪用药迷拐人之事，加上当时疫病流行，教堂收留的儿童又多是病重无人照料者，死者自然甚多。教堂与民众不睦，为免生事，多在夜间掩埋尸体,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后尸体被野狗拖出，民众遂一时为之哗然。
曾国藩所没有提及的极重要的另一背景则是：民众们之所以会如此“愚昧”，恰恰是知识分子们多年来的“伪知识”教化的结果——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著作之一、魏源的《海国图志》内，即载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
——若指责民众“愚昧”，则必须追问：是谁让民众“愚昧”？
朝廷刻意删掉曾国藩为民众辩解的这段文字，其用意自然是意味深长的。许多著作将此归因为朝廷希望借此打击声望如日中天的曾国藩，可谓是一叶障目之见。事实上，早在派遣曾国藩前往天津之前，朝廷就已经确定了处理事变的基调：不可与洋人开衅，不可重蹈咸丰皇帝逃往承德的悲剧。
朝廷删减曾国藩的奏折，真正的目的在于操纵民意——事变之前，天津府贴出的告示就有强烈的操纵民意的痕迹。告示称：“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作为政府公告，如此不负责任地把“风闻”写在上面，并动用政府力量，将之贴满天津的大街小巷，本就有故意激发民意的用心——清廷高层删减曾国藩的奏折的用意，恰恰与此同出一辙：唯有把曾国藩彻底推到“卖国贼”的程度，朝廷的媾和政策才可能在汹涌的民意中存在操作空间——否则，被骂为“卖国贼”的就将是清廷中央高层，而不是曾国藩。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情节，7月25日，曾国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朝廷又一次就教案进行了大辩论，慈禧太后表示：“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同一天，在传达给曾国藩的又一道谕旨里，三十五岁的年轻太后对处理的具体方案一无所及，只是一再强调自己的美好期望：“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