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的舌战未能达成一致，随后又展开了长时间的公文往来战。各国公使坚持：觐见一事，《天津条约》早有约定，清廷也已允诺皇帝亲政后履行；公使觐见在西方各国已是惯例，汉译的《万国公法》里也有详细记载，不存在理解难度；觐见礼仪应按照各国通行的方式，各国平等，并非藩属，不能强求行跪拜之礼。
清廷方面则坚持：《天津条约》里还有“自行举办”的规定，你们不能催逼我们；中国优待各国大臣，只能用本国固有的礼仪来优待，不能用中国没有的礼仪来优待；中国使臣出使各国都入乡随俗采用你们的礼仪，你们来中国也该入乡随俗；觐而不跪，不符合中国政治体制，中国不能答应。
辩论往返长达三个月之久。不限于中外双方，大批的官员和士大夫也卷入其中。至5月15日，争论终于告一段落，双方达成协议：
一、五国公使觐见时不行跪拜之礼，作为让步，公使们特将觐见本国君主的三鞠躬之礼改为五鞠躬。
二、不举行觐见大典，只允许带有本国国书，初次驻使中国者参加觐见，呈递国书。以后也不能随时要求觐见。
1873年6月29日，英、法、俄、美、荷五国公使和日本大使，共六国使节在紫光阁以西礼觐见同治帝。西方各国使节终于如愿以偿，首次以平等国家代表的身份站到了清朝皇帝的面前，此时，距离马戛尔尼使华，已过去了整整八十年。
结语：紫光阁里“礼崩乐坏”，士大夫们“意淫强国”
1873年六国使节以平等礼仪觐见同治皇帝，是晚清转型过程中极关键的历史事件，是传统中国近代化的重要节点。但时人的理解，却将此事与“礼崩乐坏”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对丧失立国之道的恐惧感与被迫做出改变的屈辱感交会在一起，最终导致本该详细记载朝廷政务大事的《清实录》和详细记载皇帝每天重要活动的《起居注》，都不愿意详细记述此事。
对这场前后绵延了近百年的外交角力的结果，《清穆宗实录》里只有一句话：“六月壬子，日本使臣副岛种臣、俄罗斯国使臣倭良嘎理、美利坚国使臣镂斐迪、英吉利国使臣威妥玛、法兰西使臣热福理、和兰使臣费果逊(荪)，于紫光阁前瞻觐。”
《起居注》更为简略：“六月壬子，上御紫光阁升座，各国使臣暨翻译等九人入觐见，上温语慰问。”
参加接待觐见使臣的总理衙门大臣董恂在自订年谱中留下了许多关于这次觐见的信息，但对最为重要的觐见礼仪，却有意一笔带过。这种一笔带过的背后，显然蕴含着某种难以启齿的羞辱之情。
避而不谈尚算客观。晚清著名学者李慈铭对此事的反应已可以用抓狂来形容。他在《越缦堂日记》同治十二年六月初五日下如此记载：
是日巳刻，上御紫光阁见西洋各国使臣。文武班列，仪卫甚盛。闻夷首皆震栗失次，不能致辞，跽叩而出。谓自此不敢复觐天颜。盖此辈犬羊，君臣脱略，虽跳梁日久，目未睹汉官威仪，……今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后，盖神灵震叠，有以致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