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出洋之后，郭氏很快就开始后悔自己举荐了刘锡鸿，他在日记中写道：“公使涉历各国，正当考求其有益处，不似刘钦差身行数万里，见闻尽广，一意反手关自己大门。”郭嵩焘认为，刘锡鸿的种种举止，动机在于：“其心必不欲使中国窥见西洋好处。”
与郭嵩焘类似，刘锡鸿出使期间也写下了一本《英轺私记》，详细记录了他眼中的西方世界，以及他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和解读。
于是，历史留给了后人中国近代最意味深长的一幕喜剧：郭嵩焘与刘锡鸿，相同的知识背景，相同的旅程与游历，但最后，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却完全南辕北辙——郭嵩焘赞誉西方□□政体远胜中国上古三代之政，刘锡鸿却说：“今英国知仁义之本，以臻富强，未始非由久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
需要一种什么样的逻辑，才能得出“英国富强是因为学习中国”如此荒唐的结论？
【荒唐逻辑，西方文明是中国“圣教”所结出的果实】
刘锡鸿并不觉得这有什么荒唐之处。
富丽堂皇的白金汉宫，整齐干净的城市街道，彬彬有礼的伦敦市民，以及风驰电掣的列车、光怪陆离的化学实验……如此种种，一种完全陌生的鲜活的先进文明，被放置在传统士大夫出身的刘锡鸿面前，他的认知系统所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摆在他面前的选择，无非有二，或者承认西方文明是先进文明，如此就必须放弃传统的“夷夏观念”，放弃天朝在“开化层面”坚持了数百上千年的自尊和骄傲；或者是找到某种逻辑，将这种西方文明纳入中国传统的“夷夏”文明系统中，重新肯定“圣人之教放之四海而皆准”。
刘锡鸿很自然地选择了第二种方式。他用一种自己所特有的“逻辑”，把他所见到的西方文明，统统解释成中华传统孔孟圣贤之道的产物，进而由此“成功”捍卫了“华夏文明”的中心地位。
刘的具体“逻辑”是这样的：
首先，他承认自己所见到的英国政治风俗有值得称道之处。他在《英轺私记》里描述，英国的政俗，除了父子之亲、男女之别不讲究以外，其余贵贱层级与中国无异；而且没有闲官，没有游民，没有残暴不仁之政，到伦敦两个月，出门很多次，未见人语喧嚣，也没有见到神情愁苦的落魄之人。
但刘的笔锋忽而一转，说如今西洋的风俗，“以济贫救难为美举”，这其实是中国的圣人们所推崇的“仁”的一种表现；西洋人还重视“仗义守信”，这其实则是中国的圣人们所推崇的“义”的一种表现。进而，刘氏对洋人提出了自己的殷切期望，如果他们能够将这些他们所了解的圣人之道继续发扬光大，那么，他们就可以在文明层面上步入更高的境界，并创造出一个雍容齐整的和谐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