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怎样逐渐被认可，并最终成为某信仰体系的创立者的，这一点令很多普通的外国人感到难以理解，甚至有一些著书立说者在缺乏必要证据的情况下也人云亦云。孔子生前的著作很少，或者应该说根本没有写过可被称为信仰的内容；他所做的，只是极力称赞并主张维护某些社会规范与礼仪习俗——这一切在他出生之前的几千年间，就已非常普及。他教诲他的每一位门徒要按部就班地遵守这些规范与习俗。此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一方面，他认为自己身肩恢复古代圣君的礼乐教化与文治武功的使命意义重大（且宣称这是自己最高的使命），另一方面他也表示，超自然的神力根本不存在。他从来没有向人们灌输个人有高出对家长与国君的责任和义务。在一次被问及有关神性的问题的时候，他回答，自己并不知晓什么神仙，只坚信完成对亲人与社会的责任与义务，才是一个人应该做的，而不是寄托于某种虚幻的神灵；在其他某个场合，有人问他对祭拜神鬼有什么看法时，他答道：“未知生，焉知死？”
可以说，孔子是一名伦理道德家、哲学家，而不是一名宗教领袖；是一位圣人，而不是一位信徒。他呕心沥血创立的一套伦理道德体系，经受了上千年的历史考验，对于中华民族的封闭保守这一特质的形成，不能不说功劳最大。然而孔子所主张的宗教般的说教，是否被人们奉若神明，人们所持有的不同态度，是否是孔子真正关心的东西，这都是值得怀疑的。倘若孔子确实热衷于此，那么他的精力就会放在国人宗教崇拜的悠久历史上，而不是研究它的实际功效。孔子学说的重点在于中庸之道，主张利用节制主义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不过是一种较为低级的道德伦理规范。他从未越雷池一步，走向自己所宣扬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反面；他所主张的其他礼俗的宗旨或许也不过如此。同时他认为，应当以正派高雅的方式推行这些礼俗。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 年。直到两个半世纪之后，他智慧中的某些实用价值才被人们所领悟。就目前所能够掌握的历史资料与记录表明，第一位格外尊崇孔子的一国之君是汉朝的开国皇帝高祖。公元前200年左右，高祖亲率众臣来到孔子的陵墓前祭祀供奉，就从这时候起，孔子开始被奉为圣人。在相当于耶稣纪元的元年，朝廷终于下令建立专门的孔子庙纪念他。今天，中国已有上万座这种祭祀和朝拜孔子的庙宇。在每个中国人的意识中，孔子历来就是一位圣人。在帝国内，孔子说过的话形同法律。令人感到非常惊异的是，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贫民乞丐，对他的教诲都能娓娓道来。所以无论是在讨论重大问题的国际会议上的唇枪舌战中，还是百姓劝人行善的日常言语中，都能听到中国人对孔子言论的随便引用。他的言论不仅能够平息街头的争执与邻里的不和，还成为国家制定重大方针政策的准绳。人们在某些情形下对孔子言论的引用，常会使人感到这位鼎鼎大名的学者像是一名头脑不太正常、滑稽可笑的家伙。或许人们所引用的片段同谈论的问题毫不相干，风马牛不相及，却可以起到关键性的影响。因为孔圣人是整个帝国中最伟大的仲裁者，是绝对的权威，是和平的使者。
打着孔子的招牌所建立起来的所谓宗教体系，是其后的弟子以及后继者抓住他著作中的某些含义不清的字句衍生而来的。儒教纯粹建立在物质世界的基孔子，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础之上。这一学说认为，世间万物都源于“第一元素（The first element），”是最基本的微生物（primary microbe）。这一元素运用自身的作用，产生了自然界中两股截然相反的力量，即阴性与阳性元素。随后阴阳会合，经过一连串的进化演变，最终生发出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形式。就世界上是否存在造物主、上帝或鬼神这一问题，一位最著名的研究孔子的评论家说道：“根本还没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孔子决然地将这一问题抛在一边。”对魂灵永生或来世报应的说法，孔子的态度非常冷淡，根本未置一词。那些被奉若神明、精心阐释的儒学观念，无法引起聪明的宗教研究学者的兴趣，他们也不指望能从儒教的研究中获得多大的收益。从总体上而言，阐释儒教的那些论述不过是一些毫无章法、没有意义的字句重复而已；它没有明确的主题，也没有成形的思想。同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些毫无意义的阐释并非孔子本人的思想（因为他本人说的话很少，几乎没说过什么），而是其追随者或多或少凭借自己的理解与想象做出的推测与假想。要知道，这些追随者中，有的生活在离孔子数百甚至数千年之后的时代。
倘若按照中国人阐述的具体内容，外国人口中所说的孔子宗教（即儒教）能够被理解为“伊鲁米那提”（十八世纪的欧洲主张自然神论与共和主义的秘密宗教团体），因为它的内容与“伊鲁米那提”有很多相似点。对天地与祖先的崇拜，是它认为最重要的宗教仪式，此外对太阳与月亮的崇拜也必不可少。在相对的时间意义上，近代的“伊鲁米那提”所崇拜的内容加上对孔子的崇拜，便是中国的儒教。但是只有在职的或候补的各级官员以及文人学士才能够名正言顺地崇拜孔子。在规定日子，这一阶层的每一位成员都要到供奉着孔子的庙宇进香；而普遍盛行于民间各阶层的祭拜活动则是对天地的崇拜，不分男女老幼。拜天地也是婚礼仪式上最重要的内容，其他同等重要的场合也不例外。
中国的所有宗教建筑中，北京的天坛（the Temple of Heaven）是最精美绝伦、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在那里，室内和室外分别有一座高高的祭坛。帝国内最辉煌、最隆重、令人难忘的仪式，就是皇帝在天坛每年两度举行的祭天与祈福活动。整个仪式的过程，每一件事情皇帝都要独立完成，不能由他人代劳。并且，早天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天地之神和祈求五谷丰收的地方在正式的仪式开始之前，皇帝必须暂时放下政务，到一座专门的宫殿里虔心沐浴斋戒。毋庸详述其中的内容，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不管是其整体的特点，还是具体的某个环节而言，这一仪式非常类似于《圣经》中的宗教仪式，然而其中有一项内容唯其独有：每一座祭坛的周围都环绕着一圈类似铁炉的东西，状如一只只巨型的篮子。每当将要举行冬季的祭祀活动时，皇帝便将前年处死的罪犯名字，连同具体罪行和案件的处理过程都一一写明之后，放入这些铁篮中烧掉。皇帝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向上天报告他在这一年的政务的——特别是有关死刑执行的状况。
在这座皇家建筑中所举行的另一项独具特色的祈祷仪式同样值得一提。尽管帝国的臣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要敬天法祖，但在天坛这一大型露天广场所举行的神圣仪式，是不允许女性参加的。女性不仅被排除在所有形式的祈祷仪式之外，并且哪怕她们站在天坛附近，也被认为是对圣坛的亵渎与先祖的不敬。倘若看守天坛的卫兵手抱女婴在这座公园般精致的建筑外闲逛，将会受到严惩。
1879 年春，格兰特将军（General Grant）访问北京。有史以来，天坛首次对外国人开放——这是在中国人眼中，在中国的外国人所能享受到的最高级别的礼遇之一。有几位外国女士得知了天坛将对尊贵的美国客人开放的消息，于是伺机尾随将军一行溜进天坛内。她们觉得，守卫天坛的那些胆小无知的卫兵一定会以为她们是将军的人，因而肯定不敢阻拦。果然她们顺利进入坛内。鉴于格兰特将军参观天坛一事是由我向客人们传达的，因而我认为有责任在适当的场合，将这件小插曲向恭亲王做详细的解释，并对此深表歉意。出人意料的是，当我向恭亲王谈及此事时，他立即说道：“我早就已经知道这件事儿了，您不必再提了。倘若传扬出去，那必会招来麻烦的。”
中国人对孔子的崇拜，充分说明了中国对教育与文化的尊崇与重视程度。
在帝国内的所有城市与较大的村庄内，都有由文人组成的类似行会的组织。他们负责将书写着“敬惜字纸”的篓子放在街道及人们经常聚集的地方，用来装废弃的纸张。不管是印刷品还是手写的废纸，人们都不可随手乱丢，要将其集中在这些篓子里。有时候，他们还专门雇人背着篓子，手拿一根顶端镶着锋利铁钉的竹竿，走街串巷捡拾那些被人丢弃的废纸。隔上一定的时间，所有收集来的废纸便被集中到一块，在乐队的吹奏引领下，文人们郑重其事地将其运到孔子的庙李鸿章与格兰特。1879 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华时与李鸿章合影宇中。孔庙最突出的一项特点就是建有一个专门的神龛，或者称为神炉。人们到庙里把废纸都放在神龛后，众人就异常虔诚地跪在地上祈祷着将这些废纸烧掉。对于这些受到良好教育的中国人而言，外国人对待废纸的毫无顾忌的态度简直是大逆不道。此外，再没有别的事情更使得他们对外来文化及其精髓持不屑的态度。他们很难相信，享有高素质文化修养的人会对他们学识本源的承载体持有如此不负责任的态度。
实事求是地说，中华大地上普遍存在祖宗崇拜的现象，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渗透了它的因子，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当然，皈依基督教的教徒除外。在中国，这些“异教徒”遭受苛责辱骂，在一些极端的事例中，他们甚至面临着人身安全的威胁。因为他们不敬天，不法祖，不对祖先顶礼膜拜。我们发现，这一民族祖宗崇拜的历史和他们本民族的历史一样久远。这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中，是最为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宗教形式的内容。并且很显然，祖先崇拜这种错误的信仰将是中国人最后放弃的信仰内容。
人们对祖先崇拜的理论依据相互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可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事实上，维系着亿万中国人的这一信仰不外乎存在以下重要的涵义：活在世间的人，对死人的亡灵依然游荡于他们住所周围的这一说法深信不疑，并且相信这也是他们死后的情形；同样还坚信这些游魂拥有不可知的力量，能为他们的子孙造福。所以，一定要常常祭拜亡灵，以获得它们的青睐。一些十分迷信的人甚至相信，亡灵就是靠那些摆在坟头上的供品过活。没了这些供品，它们便无法活下来；人们还坚信，祭祀焚烧的纸钱会通过某种不可言说的神秘形式在阴间转换成硬通货，亡灵们依赖它维持日常的花销。毋庸置疑，尽管这都是迷信的观念和粗俗的做法，然而都确实存在着，并且受到广大民众的追捧，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此都严格遵守并乐此不疲。在人们的这些观念中，或许存在着一些孝敬祖先的想法，但其中包含更多的是一份敬畏之心，怀着急于同祖先的亡灵们友好相处、求福避祸的热切心态。他们坚信，逝去亲属的亡灵拥有无与伦比的魔力。
北京孔庙。始建于1302 年，是元、明、清三朝祭祀孔子的场所中国人的信仰存在着许多令人无法理解的东西。然而，祖先崇拜这一点却是明明白白的。它十分清楚地表明，中国人坚信人死后，存在着魂灵。这一观念可以解释中国人所做的许多其他的事情，并让人们相信，普遍存在的祖先崇拜是必然的需要，而非偶然的选择。这也对中国绝少有单身汉这一事实做出说明。
因为中国男子必须结婚，以生育男孩来履行世代祭祀祖先的使命，以确保这一代人在世间与冥界永久的幸福。一个家庭可以没有女儿，但儿子却是必需的。这一情况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尽管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要参与祭祀祖先的活动，然而主持者必须是男性；第二，女儿嫁出去之后，就不再关心父母这边的家事，而是作为入门的媳妇，成为夫家的一员。以上这些事实对奔波于他乡或异国的中国人为何不在异地安家扎根做出了解释；同时也说明了客死他乡的中国人为什么会事先想尽办法要求别人将自己的尸骨运回故乡，安葬在祖坟旁边的原因。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他们执行了那套传统的礼教，其尸骨也将成为被祈福的一部分。倘若葬在异国他乡，脱离于肉体的魂灵便注定成为孤魂野鬼，在饥寒交迫中四处游荡。
在中国，祖先牌位是任何家庭都必需的摆设。从理论角度而言，每天，家庭成员都要跪在其面前叩头，以示敬畏。这种祖先牌位是由一块竖起的木板与一个木质的底座组成，通常漆成红色。木板上刻着祖先的名字及相关内容，字都漆成金色，显得非常神圣。牌位一般被置于一个很小的、经过雕饰的神龛里。每半年在祖坟上举行一次非常正式的祭祀活动。其隆重程度视举办者的财力而定。
仪式举行的时候，首先除净坟墓周围的杂草，重新整修好坟的形状后，就在坟前设好桌案，放上供品。供品一般有各种肉类，常见的有猪肉和鸭子。此外还有米饭、糕点、酒及丝绸。丝绸是供祖先用来做衣服的；作为中国各种庆典祭祀中必不可少的东西，鞭炮便会在此时响声大作，声声不绝；还要焚烧大把的纸钱——它们就是借助火力而成为阴间的硬货币。
世界上再没有比中国人更节俭的民族了。当他们用丰盛的供品慰劳各位祖先的神灵，等他们充分享用其中的营养之后，活人们便会将这些“残羹剩水”全部装进自己的肚子里。实际上，祭祀祖先的这一天的确算得上是个盛大的节日。
一些无法置办如此丰盛祭品的穷人家，以及一些吝于花钱的吝啬家庭，则会在去的时候，借用别人家的东西到祖坟上祭祀一番，回来时再归还这些东西。这并非道听途说，都是证据确凿的事实。还有一些人在祭祖的时候，会买来一些纸糊的、经过装饰的烤乳猪及烤鸭来以假乱真。在他们眼里，比起活人来，那些脱离肉体的鬼魂应该更容易糊弄过去。
要想正确认识和理解三大宗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接受以下的说法：除了皈依基督教的教徒外，数量庞大的中国人口大多是儒教的信徒。这也就表示，中国人将“儒教”这一名称赋予了一个并非由他们发明的宗教体系，所以这些人对此并不了解，因而也不具备发言权。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对天地、祖先的崇拜，最多再加上学者们对孔圣人的崇拜，这就是儒教的全部——中国最原始的、信徒最多的、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而除此之外的两门宗教，在中国都是处于补充与辅助的地位。明确了这些事实之后，将会对读者正确理解中国的宗教大有帮助。
道教是否源于中国，尚有诸多争论。而多数的观点倾向于认为它并非中国的产物。道教的始创者是一名曾经游历过亚洲其他国家的中国人。他的全部学说无不反映着印度婆罗门教的教义。尽管他比孔子年长，却与孔子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且两人至少有过一次会面。“道教”这一教名，或“道”主义，其本身就已道出了这一信仰的实质。“道”是中国的一个汉字，本意是“道路”或“途径与方法”的意思。道教创始人宣称创立这一宗教是为了研究宇宙、人、万物与“道”之间所存在的联系，并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我们从他的著作中选出了两段话，从中可以看出，他是如何轻而易举并且如此滑稽地阐释了自己的思想。
或许这就是此种宗教所要求索的本义。第一句是“有形生于道，道生于物”；第二句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至少在其原始形态，道教并没有对盲目的偶像崇拜持肯定态度——它并不主张对有形之物的崇拜。但是现在，其中却充满了凡人能够想象到的五花八门的偶像形式。并且毫不夸张地说，新偶像的形式还在不断被创造出来。一开始，道教向人们宣扬苦行僧主义，认为研究和遵从纯粹的“道”
是人们重要的责任和义务，并且对俗世的七情六欲要加以控制。而长时间以来，这种教义早已变得面目全非。
在此基础上，认知以下列举的事件意义重大：其一，中国官府正式将孔子立为全国崇拜的偶像，因而儒教得以成为正宗；其二，耶稣的诞生；其三，传入佛《孔子杏坛讲学图》，由明代画家吴彬所绘教。这三件事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发生。在中国，传说大约在救世主耶稣临世之际，当时的中国皇帝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人屡次告诫他：不久，西方将会诞生一位大智大慧的圣人。建议他最好派遣使团，前往西方将这位圣人邀请到中国来。
此外还有一则故事：五百年前，孔子说过一句非常神秘的话：“西方有圣人。”皇帝看到这句话之后，便真的派了一个使团前往西方求教。这第二个故事有一定的可信度：大约在基督诞生的同时，中国向西方派遣了一名使者，为的是寻求一种新的信仰。而使者最终游历到了印度，结果从那里请回了佛教。
遍布全国的佛教庙宇是中国各地非常显著的景点。在比较大的城市往往会有上百座佛寺，小城市也有几十座；而一个较大的镇最少也有两三座。正像失了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一剧便会毫无意义一般，失了土地神的佛寺也因没有香火供奉，年久失修而最终破败。通常情况下，这些寺庙都是通过个人捐资集款而建，此后寺庙正常运行与维修的费用也是通过捐款的方式筹集的。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乡镇中的每一位成员都会承担一份，尽管极不情愿；也有一些寺庙是通过每年财政拨款，或者是政府的资助来维持。那些国家资助建立的庙宇大都富丽堂皇，令人眩目——都是黄瓦盖顶，流光溢彩。在中国，黄色是皇帝专用的颜色，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的象征，普通百姓是不允许使用的。
除了那些能够称为礼拜释迦牟尼的正式庙宇外，我们还能够看到遍布中国乡村小镇的路边小庙。这些庙里或者供奉着释迦本人，或者供奉佛教万神殿里那些地位低微的小神。有一次，我曾游历山西省境内。在离佛教圣地五台山还有十多里远的地方，我曾看到一座非常寒酸的小神庙。庙是用泥土垒成的，如同狗窝一般大小，用以祭祀当地的“1249 位无名的地上、天上和海里的众神灵”。真可谓是名副其实的神灵大杂烩。显然，中国的各路神仙都有供自己专门享用祭祀的庙宇。然而那些不愿触犯任何神灵的中国人却想到，无论如何，也应该供给那些为数众多、易被忽视的小神一席之地。因而他们便列出那些小神，为他们建立那些小庙将其供奉起来。尽管这一行动都很体贴周到，然而却荒诞不经，很难令人理解。
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以及特定的节日，庙宇都会举行非常盛大的祈福活动。除此之外，一年到头，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寺宇都向众人开放；不管何时，总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僧人在现场主持祈福仪式。佛祖前的灯碗里浮着一根灯芯，发出的光极为幽暗微弱，然而全年却常明不灭。每次的祈福仪式只为一人举行。从来没有听说过同时为两人或更多人祈福的例子。一般的祈福仪式十分简单，几分钟之内便可完成。祈福者进入大门后，从僧人那里花几文钱买几炷香，由僧人将它们凑到佛灯前点燃，再递给祈福者。然后祈福者亲自将香插进如来佛像前的一张桌子上的铜制香炉中。这一过程完成后，祈祷者连续三次双膝跪在一个垫子上，面向佛祖叩头三次，同时，守在一旁的僧人为他击鼓或敲钟，以告知如来佛有香客光临。做完这一切后，整个祈祷仪式就完成了。香客起身后，该干吗还干吗去。这即是中国寺庙中的一般祈福过程。既简单又实惠，既不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不会让人觉得麻烦。在较为大型的庙宇中，通常会有很多资历深厚的僧人和新收的小和尚。这里的小和尚要像海轮上的水手一样轮着“值班”；在一些特殊的日子，不分昼夜地为香客们主持祈福。作为中国社会里的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僧侣因其愚昧无知与不良行为而颇受世俗的非议。他们只能学到极其有限的宗教礼仪。往往只是一两句梵语而已。在通过别人反复的传诵之后，他们便掌握了。整天口中念念有词，翻来覆去地唠叨着。
森严的等级制度也存在于佛教僧侣之间。因为还未找到一个更为合适的称谓，我们姑且把佛教僧侣间级别最高的人士叫作住持。在此前提到的佛教圣地五台山，我就曾拜见了这样一名高僧。他面容亲和，举止从容，大约有70 岁。因他是藏族人，所以汉语说得不是很流利，然而我们之间的沟通却十分顺利。他选泡上等的茶叶招待我，里面还加了盐和酥油（汉族人则没有这种饮茶习惯），而我觉得这种茶的味道好极了。那位老人十分健谈，滔滔不绝。除了中国，他对国外的事物一无所知。因而在我们的长谈中，他表现出了十分强烈的好奇心。从他那里我得知，大住持是由众高僧投票选举产生的，任期六年。他已连任三届。再过几个月，便开始下一届的选举。这位老人坦言自己这次并没有连任的把握。事实上，他早已厌倦了这一单调乏味的职务，自己已届花甲之年。并且还说，与住持这一职位所能收获的荣誉、报酬以及额外的一些好处相比，获取连任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除去这种明确的僧侣等级制度外，还存在着一种近代所流行的活佛转世的说法，认为活佛即是佛祖本人的化身。尽管他并不参与实际的佛教组织及日常的事务管理，但身居最高尚、最神圣的地位。在同基督教的比较与共存中，毫无疑问，佛教同样也吸收了外来的某些思想和观念，在佛教的词汇与用语中，这些思想和观念都得到了相应的体现。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现在佛教所宣扬的某些重要思想，很难在其关于凡世生存与善恶因果轮回的原始理论中找到相关的依据。有关天堂与地狱、人格化的恶魔以及救苦救难的观世音等内容都是其早期理论中所不具观世音菩萨像。在佛教中，观世音是慈悲和智慧的象征备的。因而早期的佛教徒很难理解那个双脚踏住魔王的佛教徒所表达的含义；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观世音——这位佛教的圣母，到底是何方神圣。
一名走在中国城市街道上的西方人，总会有种怪怪的感觉：正如同他所看到的美国城市中所闪烁的那些花花绿绿、令人头晕目眩的广告牌一般，中国城市的每一处角落也都贴满了各色各样的广告，除了那些先前贴有“禁止张贴”告示的墙面外。在那些吹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的庸医假药的小广告里，他会发现以下这些字样：“有求必应”、“精诚以求，必有所得”等等。起初刚看到时，他会想到，这些中国兄弟和热情如火、耽于幻想的美国人一样精于此道，擅长在犄角旮旯的地方招贴一些似乎是从《圣经》中摘抄出的内容作为自己的宣传语。事实上，这仅仅是一种佛寺的招牌形式罢了。其真实意图是为了这些祈祷者与香客钱袋里的东西。世间并不存在免费的祈祷，这条规则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事实上，这些广告就是一种招揽生意的形式。
中国云游四海的游僧数量极其庞大，因而他们的存在也是合法的。国家允许云游僧人有权在其选择的庙宇化缘和住宿，而无须付费。大部分的云游僧人都是职业乞丐。为了加强自己的感染力以博取人们的怜悯，他们通常都谎称自己住在一个十分偏远的寺庙，故意将自己的身体弄得或惨不忍睹或残缺不全；或者挖空心思将自己那本已令人作呕的狰狞面目再次深化。我曾在街上遇到过这样一类人。
这位云游僧人极其真诚地告诉我，十年来他从来没有修剪过指甲。然而从表面来看，好像在比十个年头更漫长的时间里，他的这双手也从来没洗过。他的指甲大约有8 英寸长，形同鸟爪一样弯曲着。突出的大拇指往外翻着，就像一个长长的拱形结构，一直延展到手背外面。通常他总是手掌朝上，稍稍合拢着，把手高高地托于胸前。这样一双手当然非常引人注目了。我向他表示，愿意出一笔适当的费用，请他将这独树一帜的指甲剪掉。然而他拒绝了，显得十分愤怒。除此之外，还有与佛教戒规大相径庭的是，他竟然留着很长的头发，并信誓旦旦地说，整整十年间，他没梳过一次头。从我的实际观察来看，这也不算太夸张。这位云游僧人最宝贵的谋生手段就是这头发和那指甲。
除了这种云游僧人外，另外存在的一类僧人也值得说一说。我们可以将他们称为“职业聚钱僧”（Professional money-getters）。他们并不属于任何庙宇，然而，当有某家寺院准备进行大规模的修缮或在某些紧急情况下急需大量善款的时候，他们便有事情做了。在北京，我曾经遇见过一位这样的僧人。从外表看，这位僧人的两颊似乎被穿了圆形的洞，相应位置的上下牙齿也都被拔掉了。一根像中指一样粗的铁棒从中间贯穿，露在外面的部分大约有1 英寸长，铁棒两头松松垮垮地挂了一个半圆形的铁环，又绕过他的后脑勺，上面还挂了一根长长的铁链。当他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拖在其身后的铁链足有几英尺长。此外，他身上穿着百衲衣，这种衣服是由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小块补丁连缀而成的，一般只有乞丐才会穿它。他就以这身打扮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请求人们施舍和募捐。这一切所得都用来修缮某所著名的寺院。那人长得满脸横肉，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厚颜无耻的恶棍，根本不值得人们产生一丝一毫的怜悯同情。至于他脸上的铁棒、铁链，身上的破衣都只不过是他精心乔装的艺术效果，这本来就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甚至还能让鲜血通过双颊的洞口不断地流出来。每个月，他都能从雇用他的寺院那里获得固定的收入，并且还能按事先说好的价码，从他的募捐款中拿取回扣。
在此，还有另外一种为修缮寺庙而采取的募捐形式。在寺院前，安放一个只能容纳一人站立的如同箱子般的东西。里面站着一名僧人，他被紧紧地、十分稳妥地固定在其中，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乞讨——这又是另一种僧人，并且十分有名。等僧人在箱子里站好后，箱子的外面就会钉满锋利的大头钉。钉头穿透箱子，几乎能够碰触到僧人的身体，这样他就只能一动不动地站在里面，只有前臂与右手能够自由活动，用来拉动一根细绳敲击寺院里的大钟，以引起路人的注意，唤起人们的同情。箱子上的每一根钉子都标有价格，所有这些标价的总和就是募捐所需的钱数。处在僧人身体不同位置的钉子，标价都是不同的。处在眼睛及其他重要部位的钉子，标价自然要高些。寺庙之所以会用这种手段，是因为过往行人看到这样可怜的僧人如此献身，必定会大发慈悲地慷慨解囊的。而这些施主所要做的，就是按照钉子上面的价格，出钱买下这些紧紧包围着僧人的“钢针”。施主付钱后，守在一旁的专门负责的僧人就会把钉子拔下来，送给购买者保存，作为他们慈悲为怀的凭证。按道理来说，不管白天还是黑夜，箱子里的僧人都要待在那里，没有片刻喘息的机会，直至钉在箱子上的每一根钉子都被赎买和拔掉为止。
由于篇幅所限，在此我们只用一个事例来讲述佛教怎样要求信徒忍受磨难，并“自寻”苦难。在一个尘土飞扬、异常酷热的午后，我正坐在北京西南部的一家街边茶馆里乘凉。不远处走来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他们走路的方式非常怪异，身后也被弄起滚滚的尘土。那名男子从站立的地方向前迈出一大步，对距离做了估测后，就跪在地上磕头；再将脚伸到磕头时前额所接触的地面；然后抬起另一只脚再向前迈出一大步，再估测距离，再磕一个响头——他就一直这样走着，就像中国人所说的，一步三叩头。每当他跪倒在地磕头三次时，我就不由地想起在童年时期看到的那种一伸一曲的尺蠖。我好奇地向那名男子询问这样做的原因。他告诉我，一年前，他唯一的儿子生了重病。他向佛祖许了一个愿。倘若大慈大悲的如来佛能让儿子好起来，他就以上述的方式从家乡到五台山去朝圣还愿，随后再以同样的方式返回。
算起来，这一过程大概也有几千里的路程，像这样一步三叩首地“量”下去，一天最多也只能前进5 公里。当时那名男子已经有78 岁的高龄，看起来风尘仆仆，精疲力尽。照这种情况看，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显然不能在有生之年实现还愿的诺言了。他的额头已经磕出了如同鸡蛋大的肿块。在我向他建议不要再做这种无意义的朝圣举动时，他明显吃了一惊，随后表现得异常愤怒。结果他还是拖着疲惫的身躯继续他的还愿行动。我目送着他们的背影，直到最后消失于地平线上。
中国的男性在春风得意时，很少会想到什么宗教；而一旦陷入困境、大难临头时，又会寻求宗教的庇护。这一点和他们的西方兄弟十分相像。所以，绝大多数笃信佛教的信徒都是妇女和儿童。即便男人们把佛教当作一种附带的信仰，在惯性上他们仍然不会遵守其中最重要的信条与观念。比如，佛教严禁食肉和杀生。如何检验普通的佛教徒是否虔诚？这里有一个众所周知，又有些令人感到反胃的检验方式：倘若是一名真正的佛教徒，他就不会捻死身上的虱子。但是，即便连续在中国游历好几天，你也很难找到一个拒绝吃肉的中国人。中国的老百姓不是因为遵守佛法而不吃肉，事实上是因为穷得吃不上肉；他们之所以很少喝酒也是同样的缘故。假如我们再检验一番“不打诳语”这条戒律，就会发现：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佛教徒。
然而，从另一面看，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当灾难降临时，这一信仰会以其神奇的力量将中国人吸引过来。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在不得志的时候，也会屈驾就尊，拜倒在如来佛的脚下，引入那些让人威风扫地、滑稽可笑的佛教道场的把戏。他们往往会花费大量的财物，以谋求佛祖的庇护，趋吉避凶，享受尘世间的好处。曾发生过这样一类事情：一位在欧洲十分有名的清朝官员，因为某种原因被皇帝革了职（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暂且隐去其姓名）。他动用了全部的关系，试探了各种渠道，千方百计以求恢复原职，到头来仍然是一场空。无奈之下，他花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走访了北京周边不计其数的大小寺庙，耗费了大部分的积蓄以求扭转不幸的命运。他每走访一座庙宇所使用的参拜方式都是以上提到的“一步三叩头”。
中华民族具有高度的智慧，同时也有着相当强烈的功利主义观念。中国人绝不会轻信现代道教中所包含的那些玄而又玄、荒唐可笑的不实内容。而佛教在某种层面上抓住了东方人的弱点，所以对中国人而言，与佛教的吸引力比起来，道教显然要逊色得多。也正是因为如此，佛教才得以在中华大地上风行。
尽管中国的皇帝事实上充当了儒教的最高教主，并要求所有在职的、候补的官员统统尊奉孔老夫子，然而在政策上，政府仍然营造了比较宽松的宗教环境。在对待佛教与道教的问题上，皇帝首先做出了表率，常常捐款捐资以示爱护。因而实际上，数量庞大的佛、道两教的信徒们是由皇帝出资供养的，也是他多年维持着寺庙的生存；并且皇帝本人还偶尔大驾光临一两所寺院或道观，但是以保护者与捐资者的身份，而非虔诚的教徒。只有在天坛祭祀或孔子的牌位前，他才会跪其双膝，三拜九叩。在如来佛的面前，他只微微躬身示意；在看到道观的那些数量众多、纷然杂陈，令他眼花缭乱的众偶像的时候，他也还是对众神之首微微躬身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