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有点奇怪，堂堂天朝皇帝，竟和区区几个洋人较上劲了，又是严定科条，又是大加惩治，又是遣送回国……的确有失体统。不是嘉庆不要面子，问题的根本是洋人太热情了，要给大清朝的子民带来福音，这令大清朝的嘉庆很不爽，我天朝上国，哪里需要尔等福音，从哪来到哪里去。可是，大清朝已经离不开洋人了，可以不要洋人的物品，但钦天监需要洋人观察天象修整历法。
连皇帝都把洋人当回事了，说明天朝放下尊严了，心虚了；实力不如洋人了。不敢“中国欢迎您了”，也说明开始害怕了，问题的关键是已经离不开洋人了。梳理一下，中国和洋人的交往极具特色，仅仅从称呼上就能发现一些端倪。从最早的夷到洋夷，再到洋人，进而变成洋鬼子，之后又称为外国人——老外，外国人没有变化，变化的是我们自己。这些称呼的变化几乎就是一部中国兴衰史，中国人向来以天朝自居，其他国家自然等而下之，不配和中国平起平坐。
最早的“夷”是中原华夏人对周边地区人的蔑称，那时中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盛，于是把自己当做是天下的中心，称四方为“夷”，显示自己的优越高贵。托祖先的努力，我们的优越领先了世界两千多年，因而我们称外国人为“夷”，也就称呼了两千多年。这两千年，一直都是别人到我们天朝求学问道，所谓风水轮流转，正当我们还在夜郎自大的时候，而“夷”们却强大了，而且超越了我们。
“夷”们不像我们天朝那样矜持，等着别人上门取经，他们是送来主义，是“己所欲施于人”，就把他们认为的“救世良药”送了过来。他们哪里知道，天朝什么都是早就有，哪里稀罕他们的东西，他们自然就碰到了一鼻子灰。
据考究，“夷”们早在唐贞观九年（635年），就开始来“救世”了，那时称为景教。不过，那时候我们正如日中天，哪里需要他们，后来唐朝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灭佛也顺带捎走了基督教，该教故此从中原消失。元朝时，西方“夷”人热情不减，基督教再次被传入中国，称为“也利可温”（蒙古语“有福缘的人”），当元朝统治者被小和尚朱元璋撵出中原后，基督教也随风而去。
西方“夷”人做事情向来有宗教徒般热情，百折不挠，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天主教耶稣会派利玛窦到中国“救世”。
利玛窦的确有本事，为了能在中国传教，他对天主教礼仪进行了改革，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让中国人有一种亲近感，在翻译天主教最高信仰“Deus”名称时，利玛窦采用了先秦古籍儒书中的“上帝”称号。再就是，中国人在信仰上帝的同时，还可以拜孔子、祭祖先
。经过努力，利玛窦被允许在广东肇庆定居并传教，完成了天主教梦寐以求的成功。但由于他们内部产生了不和谐意见，引来一些其他来华教士对利玛窦的传教方式有偏见，引发了“中华礼仪之争”。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一个名叫颜当的法国传教士在福建传教的时候，以上帝名义禁止辖区内的中国教徒祭祖拜孔，这样一来，康熙皇帝肯定不干了。尽管如此，康熙还是多方努力，希望罗马教廷能收回成命，但罗马教廷就是固执己见，这令康熙很不爽。让你们传教，已经给你们面子了，还蹬鼻子上脸不成，于是一怒之下在全国禁止该教。
通过这件事，康熙还是觉察到西方文化的潜在威胁，他为自己的子孙敲响了警钟，明确指出：“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
这也是天朝的君主第一次走下台阶，开始平视西洋，改称“夷”为“洋”，从夷到洋，绝不是字面含义的差别，还有更深层次的微妙的变化。这里的“洋”不单是指海洋，更含有先进文明的意思在内，所以“洋人”一出口，自己就矮了半截。
“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能看到这一点，康熙不负圣主之名，遗憾的是康熙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不仅如此，还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再颁南洋禁海令，禁止内地商船到南洋吕宋（今菲律宾）和噶喇吧（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等处贸易，南洋的华侨必须回国，澳门外国船只不得载中国人出洋。理由是南洋各国历来是“海贼之渊薮”，“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清圣祖实录》）。
如果说当年朱元璋颁布“禁海令”，是因为自身的小农意识让中国成了世界大航海的落伍者；那么，康熙的“禁海令”，把祖宗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海洋资产，统统放弃，把自己从一个海洋国家变成沿海地带渺无人烟的“内陆国”，就是有些犯傻了，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种下了苦果，也让整个国家蒙受耻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