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子在滔滔不绝地讲述天津的“蓝印”故事，我却突然想起了一个曾被称作“高考专业户”的小伙子。他叫王富，小伙子确实太聪明，太有才，说他学习成绩太好，不如说他太适应今天中国的高考制度了。他参加过多次高考，不但每考必中，考上的还都是别人做梦都想去的名牌大学。正因为他每次都能考出好成绩，许多省的一些中学千方百计也要把他“挖”过去，这些学校看中的就是升学率，就是他能为学校带来“考入名校”的荣誉。他先后曾被中国地质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和厦门大学录取过，他都放弃了，他认为从这些学校毕业后并不能成为理想的国家干部。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一虎一席谈”，专门为他做了一期节目，还特地邀请老公去做嘉宾。主持人为使节目做得吸引人，将嘉宾分成甲方乙方对王富的这种做法展开辩论。老公的“辩论对手”就是北京新东方学校的负责人徐小平。事后老公问王富：“你冤不冤呀，考上了那么好的大学却不去上，现在你的同学一个个都大学毕业了，工作了，可你还什么都不是，你还准备继续考下去吗？”王富只是笑。我们当时曾想让小明拜王富为师，只可惜小明还太小。
听了燕子的一席话，再想到这位“高考奇人”，我是感慨万千，觉得这个世界太热闹，热闹得让人眼花缭乱。
我不得不承认，燕子的设想是不错的。遗憾的是，我们不是畅销书作家，还真的拿不出那么一大笔钱。可以说今天能够一次性拿出一百万给孩子做教育投资的作家，也不会有多少。因此，燕子的设想也只能是大多数人的“梦想”。
我们和刘老师近距离接触之后，觉得她的确是个比较优秀的老师。其实，在这之前，我就对她有了一个较好的印象，这个好印象来自于她的“小红花”。那还是小明刚转到南小不久的一天，我接小明放学回来，一路上他不停地哼着歌，十分兴奋。我问他为什么这么高兴，他却不说。回到家，他就一头钻进了自己的房间，并且还从里面扣上了门。我敲门问他躲在里面干什么，他不吭声。我刚要走开，他又慌忙将门打开，伸出一个小脑袋，问：“妈妈，家里有双面胶吗？”我说：“你要双面胶准备贴什么？”他说：“暂时保密。”我逗他说：“双面胶在哪儿，我也暂时保密。”
小明急了。终于无可奈何地说：“好吧！”他拿出了一本“荣誉簿”。我打开“荣誉簿”，见第一面就贴着一朵小红花；那朵小红花是用粉红色的腊纸剪成的，剪得很漂亮，还闪闪发光。我问小明：“这是怎么回事？”
小明说，这本“荣誉簿”是刘老师在开学时就发给每一位同学的，只要哪位同学上她的数学课认真听讲，作业做得也好，她就会奖励哪位同学一朵“小红花”。刘老师叫它“小红花”，奖给同学的有时是小花，也可能会是小鹿，小狗，小兔，或是小鱼。总之，全是粉红色的腊纸剪出来的，好看极了。
我算了算，这时离开学已经有了不短的时间，就奇怪：“一个多月过去了，你只得了一朵‘小红花’，说明你只认真听了一次数学课，认真做了一次作业？”
小明感到很冤枉，说：“刘老师只奖励给最优秀的！”他把藏在课本中的一条小鱼给找了出来，说：“今天我又得了一个！我想得到了十个才告诉你和爸爸的。”望着刘老师发给同学的“荣誉簿”，以及“小红花”，我不由想到了周小萍老师。
两位老师的教学理念，确实反差太大：一个只知道惩罚，随便摔本子，任意骂人，甚至打人；一个更注重鼓励，采取的是“大拇指教育”。
看到小明是那样喜爱他得到的“小红花”，就会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学生喜欢刘老师，喜欢刘老师的数学课。
我觉得刘老师的“小红花”确实是个不错的创意。于是就带着小明上街，打算到文具店也买些“小红花”回来，我在家里给小明建立一个“荣誉簿”。可我和小明从跃进路跑到公园路，跑了好几家文具店，都没有买到。
一位售货员看了小明带去的“小红花”，肯定地说道：“这是老师自己剪的吧。”
我不大相信刘老师会有这么好的手艺，要小明打电话问刘老师。刘老师一听，就在电话那头笑了起来，说道：“是呀，是呀，是我用红纸剪的，我的‘小红花’可是用钱买不来的哟！”
我听了很是感动，就对小明说：“刘老师为了鼓励你们用心听课，认真做作业，自己动手剪出这些‘小红花’，多不容易！你要是不好好学习数学，真的对不起她的一片苦心啊！”
小明原也以为“小红花”是刘老师从商店买回来的，知道这全是刘老师亲自用剪刀自己剪出来的，尤其是那些可爱的小鱼、小鹿和小狗，要剪得好看，剪得逼真，得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啊！
小明更加珍惜他得到的这些“小红花”了。
自从小明每天放学之后去刘老师的办公室做家庭作业，他上课听讲也比平时专心了，作业完成得又快又好。
现在，小明已经得到六朵“小红花”了。周末又到了，我和老公一如既往地要小明写一篇作文，同时把小欣邀过来，也让他练练笔。小明见小欣哥哥来了，写作的热情陡然高涨，因为每次他的作文都要比已是初中生的小欣哥哥写得更好，便感到了几分自豪。
这次老公要他们写一篇《我的老师》，不出我的所料，小明写的是刘老师。他开篇就写道：
“我见过许多老师，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教我们数学的刘老师。我喜欢她的‘小红花’。她的那些‘小红花’是用钱买不到的，是刘老师在学校辛苦了一天，回家以后自己动手剪出来的，只要你上课认真听讲、作业完成得也好，就有可能得到她的一朵‘小红花’。”
老公事先只要求每人写满五百字，小明却写出了八百多字。我和老公都觉得小明的这篇作文写得很不错，有骨头，有肉，既丰满，又有激情。我说：“小明的这篇不比发表在《赣西都市》报‘都市小记者’栏目中的那些文章差，再说刘老师这种鼓励孩子的办法也很有特色。”老公说：“那就把它寄给‘都市小记者’。”
于是我给小明这篇作文中的错别字做了一点订正，又为它起了一个更贴切的题目：《刘老师的小红花》。只是，我注意到“都市小记者”栏目中发表的所有学生的文章，文章的后面一般都注有“指导老师”的名字，我想署上指导老师，这对老师评定职称会很有帮助的。这事，却叫我为了难。
因为小明的这篇文章，“指导老师”无疑是老公，但报上注明的肯定都是学生的语文老师。我问老公：“你说小明这篇文章的‘指导老师’应该写谁？”老公的回答让我感到意外。他回答得十分干脆：“这还要讨论吗？只能是周小萍！”
我定定地望着老公，却在想：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坚持替弱势群体代言，为无声者发声，信奉说真话，办实事，最深恶痛绝的，就是弄虚作假。可现在，为了自己的孩子，老公却心甘情愿地干起了违心的事，做一回俗气之人。
不过，我相信老公这样做，是理智的。于是我在小明《刘老师的小红花》的文后，又加上了“指导老师周小萍”
七个字。
文章发出去之后，竟敲起了心鼓：我这是不是在干一件蠢事？
骄傲的卫生监督员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一日，《赣西都市》报发表了小明《刘老师的小红花》的文章。
这消息我是在第二天的下午才知道的，马上跑到附近的报亭，买了几份登有小明文章的报纸。
下午四时，我乘车去学校接小明，准备顺便把那张报纸送给两位老师。人还在路上，就接到老公的电话，要我别去学校了，说小明已经到家，那张刊登了他文章的《赣西都市》不知被谁贴到了教室的墙上。
小明说，报纸贴出来以后，就有好多同学围上去看。一个平时有点看不起他的同学，还特地送给了他一根棒棒糖，问他：“你以后是不是要当作家？”后来去刘老师办公室做作业时，一个其他年级的姓郑的男老师不知从哪儿知道小明的爸爸妈妈都是作家，还特地来到办公室找到他，说是想要一本我们签名的书。
在讲述这些事的时候，小明显得十分开心。
文章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这天，小明又是早早地跑回了家，一进门，就冲我大喊：“妈妈，我当上学校的卫生监督员了！”我发现他的头上多出了一顶黄帽子。
由他头上的小黄帽，我想到了马路上那些穿着黄马甲的保洁员。我问他学校的卫生监督员是干吗的。
他说：“就是在学校四处溜达，抓迟到、乱丢垃圾、说不文明话的同学。”他神气极了。
“明天到校要很早吧？”我问。“早上七点半钟之前就要赶到学校。”“你起得来吗？”
“我会的。”“你说，我几点钟喊你呢？”“五点钟你就喊我起床！”我说：“这倒不必，六点起床就行了。”
我还想问点别的事，小明已经急不可待地跑进里屋，去找老公炫耀了。隔了老远，就听他在大声说：“爸爸，你猜我当上什么了？”
估计老公正在看书，头也没抬说：“猜不到。”“卫生监督员！”小明说。“告诉爸爸，你这个卫生监督员是管什么的？”这时就听小明作了更加详细的解释。原来，这段时间南门小学正在抓校园的文明建设，每班选派出八名学生担任学校的卫生监督员，一天一个班级地轮流值日。当一名卫生监督员，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荣誉，同学们都想参加，但名额有限，只能由各班的班主任决定。这次小明的入选就是周老师指定的。
本来这只是一件极平常的差事，小明竟表现得如此激动，我感到很诧异。第二天早上，六点未到，我就起床了，尽管动作很轻，还是把小明惊醒了。
他自己一骨碌爬了起来，穿衣吃饭都拿出了从来没有过的速度，七点前就出发了。我想送他去学校，他坚决不肯，我说我要顺便去超市买点东西，他才同意一起出门。
那天，气温很低，清晨的街道上出现了一层薄薄的白霜。也许是太早了，公交车上的人不多，小明戴着那顶小黄帽，一路上都没有摘下来，显得很是骄傲。那天放学回来，他得意地向我讲述了当卫生监督员一天的情况，说他们抓到了二十几个不文明的学生。临了，有点恋恋不舍地说：“妈妈，我还想当一次。”我摸着他的头，鼓励道：“没想到我们小明的服务意识这么强。好好努力吧，以后还有机会的。”
谁知只隔了两天，小明突然斜挎着一根足有半尺宽的金黄色绶带出现在家门口，让我很吃惊。
定睛再看，金黄色的绶带上印有六个鲜红的大字，格外醒目：“红领巾监督岗。”
我知道，这种监督岗主要是在早上活动，两人一组，站在学校大门口的过道上，专事劝阻接送孩子的家长进入校园。这种背着黄绶带的学生在人来人往的校门口值班，很让同学羡慕。不用说这也是小明梦寐以求的事情。
值日那天，小明照样很早就出门了，我坚持把他送上汽车。在车上，我把绶带交给了他，他当即就戴了起来，我赶紧阻止，说这东西太大了，又太显眼，可不比那顶黄帽子，这样戴着站在公交车上，会让别人笑话的。他却不以为然，说：“昨天我就是披着这带子回家的！”
我真的无法理解，一个平日那么胆小的孩子，却突然变得如此大胆，无所顾忌，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披着这样惹眼的绶带，恨不得让“地球人”都知道他担任了这样一个职务。
看着小明斜挎着金黄色绶带，和另一个同学一左一右地站在校门的过道上，彬彬有礼地维持着秩序，一脸稚气却又十分满足的样子，我竟说不出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也许，长时间地受到冷漠与无视，他太需要这种展示自我的机会了。
家长的义务
这期间小明一直很开心，我们也有开心事。一条意外的消息，使我和老公都感到振奋：《小岗村的故事》还正在紧张的写作中，台湾一家出版社就来信预定我们的这部书稿，就是说，这部真实记录“中国改革第一村”三十年沧桑变迁的书，将在海峡两岸同时被推出！
我翻开当时的日记，发现那段时间的日记记的大多是寥寥几笔的流水账。我和老公差不多门都不出，什么样的饭局也不参加，一门心思地赶写书稿。
本不打算在小明放寒假之前离开萍城的，偏偏这时单位来了电话，说是有事要我回去处理，没办法，我只得回了一趟安徽。
谁知，我前脚刚走，老公的写作情绪就遭到了破坏。那天他正写到“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迫于无奈，主动退隐，有人便趁火打劫，小岗村的村长选举遭至流产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骤然响起的电话铃声，使得无暇四顾的老公一惊。因为家里的电话平日多半是我接，琐碎杂事也都是我处理，老公没有接电话的习惯，除非有的电话指名要他来接。所以，他望了望话机，并不准备理会。但是，电话铃声一直在响，闹得他心里很烦，更不愿意去接。电话铃声终于停了，老公又沉浸到小岗村那场惊心动魄的村长选举的闹剧中去。
可是电话很快再次打进来，铃声又兀然而起，而且，这次是长时间地响着。老公被激怒了。他已无法在铃声中将自己心安理得地置之度外，只好恼火地拿起话筒，问对方是哪位。话筒里传来的，竟然是小明的声音。小明委屈地问：“爸爸，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老公看了一下时间，正是下午一点一刻，他说：“爸爸正在写东西，午饭还没吃呢，你有什么事？”
小明说：“老师要你到学校来一趟。”老公想不出老师为什么要他现在去学校。听小明说过，学校最近可能要开家长会，就问：“是开家长会吗？”小明突然哭出了声。老公一惊，忙问：“你怎么了？”小明哭着说：“爸爸，你快点到学校来，快点来！”一种呼救的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