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说：“今天预约，你要一个月以后才能来办。”我一听，头都大了。忙解释：“太久了。能不能约在明天呢？我是从江西大老远赶过来的。”这时旁边一个年龄较大的工作人员看我求了半天，有些不忍，就说：“我们每天会办理五位没有事先预约的，你如果明天早点来，赶在八点钟之前我们一上班你就进来，还是可以照顾的。”
我想了想说：“这也太早了。我住在北京的朋友家，八点之前就赶到这里怕来不及。”
对方不再接话。没有别的办法，我也只能姑且一试。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慌慌张张爬了起来，早饭也没顾上吃，就直奔北京南站。在北京开往天津最早的一班高铁上，车上没有几个人；那正是冰天雪地的大寒时节，窗外的一切还都罩在一片朦朦胧胧的夜色之中，我很犯愁，愁自己出了武清车站去房产局还有一段不近的路呢，天这么冷，又是这么早，假如没有交通车我又怎么赶得过去呢？
走出车站，才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既然这个时间有高铁在武清站停车，自然就会有三轮车在站外等着拉客。于是我很顺利地在上班之前就赶到了房产局，并且是第一个办完了一切手续，前后没用十分钟。
欣喜之余，也不免有点儿抱怨。心想，没用十分钟就可以处理完的这些手续，为什么昨天就不能帮助解决呢？为了这几分钟，害得我披星戴月，冒着严寒，前后花费了一天的时间。
不过，转而一想，事先预约要一个月之后才能办理的这些事，自己毕竟只用了一天时间，这样一想又感到有些得意。
但是，当我发现拿到的还只是一张“领证通知”，不由一愣。认真看了“通知”才明白，这依然是一个预约，还须在一个月之后凭借这张“领证通知”和有关证件，才能拿到房产证。
我真的感到十分沮丧。一件其实很简单的事，为什么要搞得如此复杂？来到这儿办“蓝印”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跑一趟容易吗？这不是折腾人吗？可是，这又是他们规定的程序，有意见也只能照办。想想既然天寒地冻大老远地跑来了，就这样两手空空地往回奔，实在不甘心呐！觉得也应该到公安局去看看，下次再过来取到房产证，便可以申办“蓝印户口”了，何不事先把申办“蓝印户口”需要的材料了解清楚，回去也好有个准备。
我赶到公安局的办证大厅时，办证大厅里已是人头攒动。我询问一位女民警，办“蓝印户口”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她指了指柜台旁边的一根柱子，原来那上面就贴着相关的通知。我数了数，通知上除了三条规定的条件外，仅需要提供的有关证件和证明就有十二项之多。
我在心里暗暗叫苦，预感到，要办成这个“蓝印户口”，准得脱掉一层皮不可！
一个月后我再次赶到天津的武清时，天公不作美，那天下起了不大不小的雨。我喊了一辆三轮车，先到房产局取到房产证，就要他送我去东浦洼派出所。来前，东奔西跑了很多天，我算是把规定需要提供的那些材料备齐了，就差一家三口在武清当地的暂住证，而且我也已经了解到，我们购买的房子在东浦洼派出所辖区，暂住证就要到东浦洼去办。
车夫一听说我还要去东浦洼，就有点踌躇。他说：“你怎么选了一个这样的天气去东浦洼？”
听他的话音似乎有点不情愿，我便问：“很远吗？”他说：“也不算远，只是路面太差！”磨了半天嘴皮子，并加了钱，他才勉强同意送我去。去了之后才知道，东浦洼派出所是建在一大片农田中间，周边的工地都正在施工，有一段土路，坑坑洼洼泥泞不堪。尽管这派出所地处偏僻，当时的交通还十分不便，但进到所里才发现，前往办证的人却是不少，最远的一位竟来自北彊的黑龙江。我暗下寻思：莫非黑龙江也是“高考大省”么？为了孩子，这位家长也不得不“移民”天津？
还好，东浦洼派出所的民警倒还热情，办事也快，不一会儿，我们一家三口的暂住证就办好了。
我拿到暂停证后，就直奔区公安局。当我把所有证件和证明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送上去后，一位年轻的办证民警审核到老公的身份证时，突然指出：“这个不行！”
“有问题吗？”我有些纳闷。因为这几年，老公没少外出，每次用它购票的时候，从没听说过不行。
年轻民警说：“必须提供第二代身份证！”我说：“按规定它还可以继续使用，出国都可以用，为什么办‘蓝印’却不能用？请你帮帮忙，我来一趟真的不容易！”年轻民警说：“我知道你不容易，可我们这里有规定。他必须重办一个二代身份证！”
我实在很为难：“补办一个要三个月啊！”他说：“临时的也行。”
我有点想不通，于是便问道：“既然临时的身份证都可以，现在又没下文必须终止第一代身份证的使用，为什么就不能通融一下呢？”
其实，我还想说：你们公示的规定上并没有作出这种说明，如果有言在先，就肯定不会出现这种尴尬的局面。
这位民警一听，很不乐意，就不再理我，把我的材料推到一边，并开始接待排在我后面的人。
我有些慌了，问道：“我的事还没完呢，你怎么就办下一个了？我其他的材料是不是还有不符合你们规定的呢？”
得到的回答是：“你办完第二代身份证来了再说吧！”
第三次去武清公安局办理“蓝印户口”时，接待我的仍是上次的那位年轻民警。我把原套材料送上后说：“您上次说我爱人的第一代身份证不行，我回去就给他补办了一个临时身份证！”
我特地指着老公的临时身份证给他看，意思是，我已经在他手上办过一次了，也算是一回生，二回熟了，希望这次能够顺利地过关。
他却是一声不吭，只是埋头检查着我们材料的所有原件，比上次认真了许多。他的目光最后停在了我们的结婚证上。没想到，居然同上次一样地，他突然说道：“这个不行！”我赶忙问：“这也有问题？”
他把我们的结婚证丢了过来：“有修改过的痕迹。”
我脑子一懵，心想糟糕，这次是我弄巧成拙了。这次出发之前，为不至于再出现什么意外，我把准备好了的所有证件和证明材料，慎之又慎，认认真真地检查了一遍。结果发现，身份证和户口本上填写的我的出生日期都是“三月七日”，而结婚证上填写的却是“四月三十一日”，这显然不一致。发现时，我的心一紧，但我马上明白过来，尽管我的出生日期被分别填写得不一致，却都没有错。因为身份证和户口本上填写的是农历，结婚证上用的却是公历。我出生那年的农历是三月初七，将它换算成公历就是四月三十一日。这等于把一公斤说成两市斤，其实是一回事。但是，我想到两处日期有出入就可能被认为有问题，如果被认为有问题，就又要白跑一趟。于是我就自作主张地将结婚证上的出生日期改为“三月七日”。本以为改得很巧妙，却还是被这年轻的民警看出了破绽。
我真的急坏了，向他解释：“我出生在农村，农村人种庄稼关心的只是二十四节气，算日子也是用农历，母亲当年去派出所为我报户口时报的就是农历；赶到我读书、工作，特别是结婚时，我早已离开了农村，填写出生日期便一直延用城里人常用的公历。这次我是担心两个日期不符才想到要改一改，我真的是被你们搞怕了。你就高抬贵手照顾一下吧！”
对方一听就明白了，也表示理解，但仍然说道：“你必须回到你们当年登记结婚的地方，请他们在你改动的出生日期上面盖一个印，否则，不好办。”
我一下傻了。我说：“既然结婚证上双方的姓名和户口本上的完全相同，而所有证件上两人的照片也都与身份证上的一致，只是我的一处出生日期不太一致，我可以写一份情况说明，或者你给我们单位打电话核实一下就可以解决的，又何必抓住不放一定要我再来回跑一趟呢？一来一回就是四五天啊！”
但是对方的回答是不容置疑的：“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必须回去盖章！”再怎么解释，也只能是白费唇舌。
只得无功而返。
当我又一次启程赶往天津，还在路上心里就七上八下，坐卧不安，生怕再有个什么疏漏，又白跑一趟。于是我取出所有的材料，又一次仔细地检查起来。
待一一过目了，全放心了，仍然又把结婚证单独挑出来，准备最后再瞅上几眼。本来觉得这事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当时帮我们办理结婚证的那位女同志早该退休了，这次找上门去会很麻烦。谁知回到萍城，找到安源区民政局，向现在负责婚姻登记的同志说明情况，人家二话没说，就加盖了他们的“婚姻登记专用章”。应该说，这次已是万无一失，不会再有丝毫的问题了！然而，就在我将结婚证装回材料袋时，我的目光不经意地从这次加盖的专用章上掠过的瞬间，又不由一怔。我发现：结婚证上这次加盖的公章，与原先的竟然不一样！二十年前，我和老公去办理结婚登记时，那时颁发证件的机关还叫“城关区”，所以，结婚证上盖的是“城关区政府”的大印；十年前，城关区改成了安源区，这次盖的大印自然就变成了“安源区民政局”；虽然“城关区”也就是“安源区”，现在的“安源区”就是过去的“城关区”，但是两枚大印毕竟大不相同，到了天津的武清是否又会变成问题呢？
我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我恨自己为什么在出发之前就没发现这一问题！武清方面如果认可，当然好，万一不认可，我岂不是又要白跑了一趟？一路之上，我魂不守舍，不知所措，像生了一场大病。到了武清公安局办证大厅，这一次接待我的已是一位中年民警。他在检查到我们的结婚证时，显然并未注意到两枚公章上的差异，看上一眼就通过了。看见结婚证已被顺利通过，我心上一块沉重的石头随之落地。我正暗自庆幸呢，中年民警却提出了新问题。这就是，我与老公在年龄上相差很大，老公和小明的年龄相差更大，于是就怀疑到了小明的头上。他用狐疑的眼光打量着我：“孩子是你们的吗？”我说：“是的。开始我们夫妻都一心忙工作，没想到要孩子，所以孩子现在还很小。你是怀疑我们在帮别人的孩子办‘蓝印’吗？”他说：“反正你们这种情况有点复杂，局里可能还要调卷。”我感觉受到了侮辱，语气也变了：“需要单位来证明吗？你们想调就调吧，没人阻拦！”
他没有理睬我。
在审查到户口本时，又发现了一个问题，他问：“孩子的籍贯怎么随了母亲呢？按规定必须要随父亲的！”
我一个愣怔。如果不是这位民警提到小明的“籍贯”，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这是个问题。尽管户口本有时也是会用到的，可我对“籍贯”一栏却是熟视无睹的，觉得它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并不重要。
我只得耐心地向他说明：“孩子的籍贯你说应该随父亲，但生小明的时候，我还在江西萍城工作，他又是在萍城出生的，所以给他上户口时，籍贯一栏就按照出生证填写成了我工作的萍城。”
他不再听我说明，明确指出：“你必须回原籍公安局把孩子的籍贯改过来，否则不行！”
天哪，这是多大的工程啊！我的头皮一麻，觉得这事没完没了。我马上意识到，这次不把事情闹清楚，麻烦就大了，一旦拖将起来，两地相隔一两千里，无休止地折腾下去，不说花销，时间和精力也耗不起！
这时我想到了那句时尚的民谣：“公章盖有碗口大，不如熟人一句话。”无可奈何，我只得离开办证大厅，给北京的朋友们打电话，打听谁有天津方面的熟人。还别说，凑巧得很，一位朋友的朋友就曾经在天津市公安局工作过，于是在他的帮助下，我找到了武清公安局户政科的黄科长。
有了黄科长的关照，再回到办证大厅，一切都变得简单了，也再没有任何问题了。
终于，历经艰辛，我们总算为小明铺出了一条理想的“高考通道”，我和老公竟都觉得比自己完成任何一部作品还有成就感。
但是，有了天津的“蓝印户口”，是否就真的为小明铺出了一条理想的“高考通道”呢？小明小学没有毕业，离高考还太遥远，我们也就没去深究。即便想深究，在政府信息尚不完全透明的今天，谁又能做到万无一失的预测呢？
总之，我们当时是十分乐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