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当众宣读这份电文之后，大家都非常愤慨。有的性情较急躁的人，已经按捺不住地点起火来，率先烧掉证明书，接着一张张证明书都被投入熊熊烈火中。一些稍后赶到的人，也不落人后地把证明书投入大火中，阿拉姆就是其中之一，他虽被判决有罪，但不久就释放了。他已了解甘地当时的良苦用心，所以也响应号召，把证明书烧了。大家围着火焰又跳又叫，愤怒地抨击政府。于是，原本已经平息的“撒地亚·哥拉哈运动”，又随着熊熊火焰炽烈地发展起来了。
因为没有证明书而被逮捕的印度人逐渐增多，一些单身汉被捕倒也没什么问题。但是有家眷的人被捕麻烦就大了。因为这些工人大多没有什么积蓄，一旦被关起来，一家人的生活就立刻陷入困境，往往流落街头靠行乞度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撒地亚·哥拉哈协会”必须支出大量费用，补助这些家庭的生活开销。可是由于从事“不合作运动”而被捕的人数不断增加，“撒地亚·哥拉哈协会”实在难以负荷这项庞大的开支，必须想出一个长远的计划来不可。
在这之前，甘地阅读了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的著作，他强调所有的人都应各本岗位，互相合作。后来，甘地又看了英国思想家罗金斯的一本书，大意是农民耕田、工人自制器物，这种自食其力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甘地把这两位大思想家的精神结合起来，想建立一个能让印度人自食其力的农场。
甘地的老朋友柯连·巴哈听到他的计划后立刻表示赞同，他说：“这是个好主意！那些被捕入狱的人，多半是劳工，原来也是以农业为生，他们的妻子也一定懂得怎样耕作。”
柯连·巴哈是德国籍的建筑师，作出决定之后，他就开始帮甘地挑选土地。最后，他看中了罗莱火车站附近一块400英亩的土地，这里种有1000多株果树，有两口古井，一处泉水，灌溉很方便，距离约翰内斯堡也只有约30公里。虽然甘地也很中意，可是他没有足够的资金。最后也是由柯连·巴哈出资买下了这块土地，作为“撒地亚·哥拉哈运动”的农场。
甘地把这个农场命名为“托尔斯泰农场”，以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感谢他启发他建立农场的灵感。他又马上集合被囚的印度人的家属，着手经营农场。
托尔斯泰农场完全秉持自力更生的精神，不请外人帮忙。更难能可贵的是，农场中的每一份子都能和睦相处，团结合作，不论是田事、家事都由大家协力完成。
在印度，自古以来就对出生地、世袭阶级、宗教信仰等都有很严格的规定，凡是信仰、阶级、出生地不同的人，往往不能相处在一起，甚至不能一同吃饭。虽然托尔斯泰农场的工人包括来自印度各地的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基督徒等，但是大家完全没有这种阶级和宗教的差别意识。由于大家团结一致、辛勤耕作，不久，农作物便丰收了。
甘地想的是，如果所有的东西都能自己制造，就可以和德兰士瓦政府长期对抗了。所以他们建立农场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自给自足，还希望由此赚更多的钱，作为发展工业的资金。
在发展工业方面，他们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建立木器工厂，制造箱子、椅子，以及其他木制品等。第二件事，就是建立制鞋厂。在此以前，每个人所穿的鞋子都是在店里买的皮制凉鞋，自从他们学会制鞋技术，在自己的农场制造以后，大家都穿自制凉鞋了，而且，还可以把多余的拿到市面出售。到最后，连房子也是靠自己的力量搭建起来的。
托尔斯泰农场的业务上轨道以后，甘地又想到了孩子的教育问题，他觉得必须为农场的孩子提供一些受教育的机会。他一直认为，真正的教育只能来自父母，然后再加上最小限度的外界帮助。但是这些做父母的从小就过着贫苦的生活，自己都没有余力接受教育，大多数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拿什么去教育孩子呢。
托尔斯泰农场是一个大家庭，而甘地是一家之主，因此应当尽可能负起训练年轻一代的责任。
由于大家同心协力，教室很快就建好了。教导孩子读书、写字的工作就由柯连·巴哈和甘地共同负责。由于他们没有做老师的经验，刚开始时效果很不好。再加上孩子们上午还要工作，下午才能来上课，因为疲倦，很多人会在课堂上打瞌睡。
此外，教学上最主要的困扰，还是在于南北各地的方言不统一。农场的工人来自印度各地，语言极为复杂，说印地语、泰米尔语、古遮拉特语和乌尔都语的都有。甘地懂古遮拉特语，对泰米尔语也稍有了解，至于其他的语言则完全不懂，所以教起来特别吃力。
令人安慰的是，甘地的苦心没有白费，自从开办学校以后，不但孩子们能读书写字，而且也使来自各地的工人了解了和睦相处的道理。
三次被捕
“撒地亚·哥拉哈协会”全体会员，以及所有德兰士瓦的印度人，都有彻底推行“撒地亚·哥拉哈运动”的决心，即使因此而被捕入狱也不在乎。但是，在这期间，由于被捕的人数大量增加，致使许多家眷生活困难，光靠托尔斯泰农场已无法负起这个沉重的负担。因此，甘地他们决定把“撒地亚·哥拉哈运动”的总部迁移到菲尼克斯农场。这个农场距离纳塔耳的杜尔班20公里，开创的时间比托尔斯泰农场还要早。
当他们与德兰士瓦政府展开长期战时，南非的情势有了些微的变化。
英国人通过布尔战争，吞并了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共和国。1910年5月，英国将开普省、德兰士瓦省、纳塔耳省和奥兰治自由邦合并成南非联邦，成为英国的自治领地。德兰士瓦这位南非联邦的总理，就是曾经担任德兰士瓦殖民大臣的斯穆茨将军。
斯穆茨将军成为南非联邦总理后，就邀请国民大会党的主要人物戈克利先生到德兰士瓦来访问。戈克利一见到甘地就高兴地说：“甘地先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南非联邦政府与我谈起要废止被视为黑暗法案的《新亚洲法》，同时也要取销3英镑人头税，今后你可以停止‘撒地亚·哥拉哈运动’，与联邦新政府和睦相处了。”
可是几天之后，当戈克利要求联邦政府实践诺言时，才发现自己受骗了。因为联邦政府根本不承认曾作过这样的承诺。
知道这件事以后，甘地心中非常愤怒，他对戈克利说，既然当地政府一再失信，他们只好继续扩大“撒地亚·哥拉哈运动”，彻底推翻《新亚洲法》。
就在甘地为发动“撒地亚·哥拉哈运动”而从事各项准备工作时，联邦政府不但不履行诺言，反而变本加厉地压迫印度人，他们又制订一项新的法律：凡是不用基督教仪式办理的结婚登记，一律无效。
照这条法律的规定，印度人遵照印度教仪式所举行的婚礼就不被承认了，其他教派也是一样。夫妻关系在法律上得不到正式承认，孩子也就没有正式身份，而变成了私生子，以后就没有继承父亲财产的权利。住在南非的印度人知道这件事后，都很愤慨，一致主张发动“撒地亚·哥拉哈运动”来对抗政府。
有关结婚的问题，不只男人，女人也关心，对这条法律所带来的损害，女人的感受要比男人来得强烈。因此连那些从未参加过这项运动的妇女，也坚持加入，即使因此遭受牢狱之苦，也在所不惜。
为了女性的安全考虑，甘地虽然允许她们参加这项运动，不过，绝不主动召集她们参加。
有一天，嘉斯杜白很不高兴地埋怨甘地：“真是遗憾，你怎么不要求我参加‘撒地亚·哥拉哈运动’？难道你不相信我吗？”
“我当然相信你，可是我不希望你是因为我的要求才去参加这项运动。我希望你能慎重考虑，如果你愿为自己的行动负责，并且不畏牢狱之苦，我绝不会制止你参加。”
听他这么一说，嘉斯杜白立刻高兴地说：“我早就想参加，而且一定会为自己负责的，你放心好了。”
甘地的妻子志愿参加“撒地亚·哥拉哈运动”的事传开后，菲尼克斯和托尔斯泰农场的女人，乃至一般印度妇女也热烈地响应起来，甚至怀抱着婴儿的年轻母亲也不甘落后于人。
甘地把托尔斯泰农场的女人集中起来，要求她们前往位于纳塔耳中心地区的纽加塞耳矿区，发动印度工人罢工。由于3英镑人头税法、强制印度人办理登记，以及强行规定结婚仪式等不当措施，印度人早就满腔怒火了，所以这次的计划非常成功，罢工的声浪就像燎原的星火一般，从煤矿传到金矿，又从金矿蔓延到钻石矿，进行得如火如荼。
这时，纳塔耳的州政府再也不能保持缄默了，立刻派出警察，逮捕了托尔斯泰农场的女人。参加“撒地亚·哥拉哈运动”的女性被捕的消传出后，在纽加塞耳边远地区工作的印度工人马上开展了罢工运动。
因为这些劳工大都是穷苦工人，所有住的、用的，以及饮水、炉灶等器物，都是矿主提供的。一旦参加罢工，矿主就把房子、用具、水井、炉灶等收回，就会使他们陷入无地安身的困境。所以他们的罢工也给甘地他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为了保障他们的生活，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可是，要怎么做才能安顿这么多人呢？考虑许久之后，甘地终于想出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就是把这5000名劳工全部带到德兰士瓦来，让他们参加“撒地亚·哥拉哈运动”，以激怒政府逮捕他们，这样不仅可以壮大运动的声势，增加州政府与联邦政府的困扰，而他们也可以安心地在狱中生活，吃住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从纳塔耳的纽加塞耳到德兰士瓦有50多公里路程，再加上德兰士瓦到托尔斯泰农场的200公里，这么长的路程，照例应该是乘坐火车来往的。可是5000张火车票不是小数目，他们没有这么多的资金，最后只好决定徒步前往。1913年10月28日，甘地率领这些工人徒步前往德兰士瓦。他曾劝一些年老和携带小孩的矿工返回矿区，以免旅途劳顿造成身体不适，却没有一个人肯回矿区工作。
要带领5000名互不相识的人平安地走完全部旅程，确实需要费一点脑筋，因此甘地拟订了一项行进时必须遵守的事项：第一，不要携带无关紧要的物品，在路上不可以夺取别人的东西；第二，在情况最恶劣时，“撒地亚·哥拉哈协会”每天只配给每一个人一些面包和一汤匙砂糖；第三，即使遭到白人辱骂，也不要还嘴，警察来抓时，必须遵守“不合作运动”的精神，不予抵抗；第四，在行进中，万一他被逮捕，大家绝不可灰心气馁，自乱阵脚，必须勇敢地走下去。
大家一致表示愿意遵从这项规定，浩浩荡荡的队伍就出发了。第二天下午，他们平安抵达德兰士瓦边境的查尔斯敦。镇上的印度商人热烈地欢迎他们，并赠给他们大量的粮食，还自动把锅、炉等借给他们，并请女人和孩子到他们家里过夜，男人就在院子里做饭、安歇。
为了观察政府的反应，他们在查里斯敦逗留了一个礼拜，发觉没有麻烦后，才继续前进。又走了大约两公里后，就到了纳塔耳与德兰士瓦的界河上。这时刚好有五六个骑马的警察在边境巡逻。甘地告诉大家：“各位在这里稍停一下，听我的指示行动，我们没有许可证，想越境恐怕会有些问题，我先去向警察交涉一下。”
于是甘地便走向警察，向他解释没有许可而要越境的事，请他谅解。当他们正在交谈的时候，那些工人看到州境的标志，便兴奋地一拥而上，拦也拦不住。警察看到这股来势汹汹的急流，早就吓得不知所措了，甚至把逮捕负责人的事也忘了。
重新整好队伍后，他们又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一样，继续朝德兰士瓦的方向前进。进入德兰士瓦境内，再经过沃克斯拉特镇，他们在傍晚5点多钟抵达巴尔姆福特，吃过简单的晚餐后，大家就各自寻找舒适的地面，铺上一块布，准备在露天下过夜。起初还有些家眷在聊天，有些人在祈祷，随着夜色渐深，大家也渐渐进入梦乡，一切复归于平静。
因为明天还要继续赶路，甘地也必须早点安歇，才能有充沛的体力，就在他准备睡下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由远而近的脚步声。当他看到手上提着煤油灯的白人警察时，便立刻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警察来到他身边说：“你是甘地吗？请看这张拘捕状，你已经被捕了。”
“什么时候？”
“现在就跟我走。”
“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沃克斯拉特镇。”
“好，我这就跟你去。不过请稍等一下，我还有事要交代我的朋友。”
警察同意后，甘地便叫醒躺在他身旁的耐兹，告诉他自己已经被捕了，请他带领大家继续往前走，接着，甘地便放心地跟着警察走了。
第二天早上，甘地被带到了沃克斯拉特法院。幸好检察官表示要进一步调查真相，要等一个礼拜之后才开庭。如果马上开庭判决，他一定会被判有罪而入狱，但是在这紧要关头被拘留一个礼拜，一定会使计划大受影响，因此他就向法庭申请保释。起初检察官坚决不准，但因为治安法官秉持公平的原则，准许他以50英镑交保。
当甘地走出法院时，柯连·巴哈已在门口等候了，甘地坐上他的汽车追上仍在行进的队伍。大家看到他平安回来，都非常高兴，精神也振奋起来了。
又继续走了两天后，他们的队伍才抵达史丹德顿。正当甘地在为大家分配午餐时，突然发现史丹德顿的治安法官正在一旁监视甘地。这个治安法官甘地以前就认识，于是他上前问：“你来这里，是有什么事吗？”
他很为难地说：“实在是抱歉，甘地先生，我现在要逮捕你，这是上级的命令。”
“哦！还要劳烦治安法官亲自来抓我，看来我变成大人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