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的戎马生涯和政治岁月，使得蒋介石一贯表情严肃，不怒自威。时任士林官邸凯歌堂牧师的周联华回忆说：“我第一次见蒋公的时候，就有个印象，这印象一直在我心里，就是蒋公鼻子以上非常威严，尤其是他的眼睛；他的鼻子以下非常和蔼可亲，尤其是他的嘴。所以我常常说他的鼻子以上像严父，他的鼻子以下像慈母。所以每次我都尽量多看他的嘴，这样我就不太害怕了。”
应舜仁：他跟你谈话的时候，很注重你的应对、讲话、语气各方面。他还看你这个人的仪态、表情。很多人讲老先生会看相，其实不是看相，他是见过了千千万万的人，见过的场面、见过的人多了去了，所以能察言观色。一看就可以了解这个人厚道□□道，是不是嬉皮笑脸的那种，有没有奸诈的样子。再等你开口，几句话一讲，他就可以了解你一半了。
如此审慎地挑选侍卫，是蒋介石多年军旅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种习惯。他亲自起用的第一位贴身侍卫是自己的堂侄王世和。1921年，蒋母王采玉病逝，蒋介石返家奔丧，守制期满后奉孙中山之命前往广东。由于早前在广东曾与粤军将领结下梁子，蒋介石担心此行粤军会对他采取不利行动，因此打算挑选一批忠贞可靠的家乡青年，组成一支小规模的近身侍卫队随他去广东。他见22岁的堂侄王世和长得精干结实、反应灵活，此时又无业在家，便命他广招体格健壮、吃苦耐劳的青年。最后挑选了蒋恒祥、蒋瑞昌、蒋甫元三名蒋姓宗亲侄辈与王世和一起组成贴身侍卫小组，由王世和担任侍卫长。由此，蒋介石开始正式使用侍卫，终其一生没有停过。
应舜仁记得，蒋介石当时用红铅笔在他的名字上打了一个钩。一周之后，他就正式调任侍卫工作。应舜仁是浙江人。蒋介石身边的侍卫原本几乎是清一色的浙江籍，但是到了台湾之后，随着新老交替，侍卫当中也有了一些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员。而蒋介石本人浓重的浙江口音就成了“新科”侍卫的难题。应舜仁说，作为一名侍卫，“听话”是最基本的要求，“听话”不仅是要懂得蒋介石的口音，更是要懂得百分之百地服从。
应舜仁：老先生办公的时候要回形针，但他不叫回形针，叫“插销”。一般人想应该是门上那个插销吧，结果错了。老先生又讲“拿绢头”，绢头是什么？上海人讲手帕，宁波人才讲绢头。一个武官去拿什么？去拿了块砖头来。
听错了话，老先生会生气的，这时候你就得听话、得服从。如果辩一句，他就要发脾气了：“强辩，强辩！”他觉得，你对我来讲是用人，不应该在我这个主人面前强辩你的理由。结果有一次山东武官听成了“枪毙”，吓得发抖发慌，怎么这样就要被枪毙？副官跟他讲，我像你这样子“枪毙”，早就被枪毙十几次了。
曾担任台湾“行政院长”的郝柏村也在蒋介石身边服过役。郝柏村是江苏盐城人，到台湾之前只是军中的一名营长，1958年金门炮战的时候因为驻守小金门有功，受到蒋介石父子的赏识。1965年，因为一项特殊的任命，46岁的郝柏村来到台北士林官邸，成为蒋介石身边第一位非浙江籍的中将侍卫长。
郝柏村：有一天，经国先生打电话叫我到台北来见他一趟。我坐火车到他家里，见面以后他说，你调任侍卫长。第二天，老“总统”就见我，说你马上到职。于是我就到“总统府”来担任侍卫长了。
郝柏村说，侍卫长并不是侍卫，他实际上是蒋介石的军事秘书，还要负责蒋介石和家人的安全保卫。此外，他还是士林官邸的“大总管”，吃、穿、住、行诸项事宜都得经手。
对于自己获得重用，郝柏村认为除了能力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在军中背景单纯，不属于任何一个派系。而他被任命为侍卫长是蒋介石和蒋经国共同决定的，如此重大的任命，使得郝柏村格外小心翼翼。
郝柏村：选我做侍卫长，我想他当然有培养我的意思。因为过去侍卫长一般都是浙江人，而且很少有带兵的，没什么当过师长、军长的人来做，我是例外，既不是浙江人，又带过兵。
曹景行：所以您上任的时候，自己感觉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郝柏村：对，重大转变。怎么讲呢？这是个成败的关键。人家说“伴君如伴虎”，你在他旁边做好了，当然他可以让你上去，那要做不好，马上就要下台了，以后就没有任何发展机会了。因为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一直很小心谨慎，做得很好，老“总统”蛮喜欢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