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胡安·鲁尔福小说中的乡土世界
拉丁美洲作家中，墨西哥的胡安·鲁尔福（又译为鲁尔弗，1916—1986）是非常独特的一位。他一生的作品不多，但影响却很大。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1955），是一部让许多作家都吃惊的作品，也是他的创作中最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那是一个寻找天堂却在地狱里游走，寻找理想却在现实中耽搁的鬼魅故事。我这里关注的是他的短篇集《平原烈火》，是写墨西哥农村的。
我们分到了土地
《我们分到了土地》是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一篇小说。胡安·鲁尔福是描写农民经验的大师。他的小说都很短（没有写过“长篇”，“三部曲”更不用说了），但简单有力。他的力量来自准确。
鲁尔福的短篇小说，是以20世纪四五十年代墨西哥农村土地改革为背景的。土地改革将以前的土地私有制重新洗牌，再平均分配给农民，变成新的土地私有。在鲁尔福眼里，这种重新分配问题很大。当局官员用单纯的土地“面积”来欺骗农民：你们分到了这么一大块土地，应该高兴啊。农民说：我们不要这样一块“硬牛皮”一样的土地，它什么也长不了，它离水源和村子太远。
毫无疑问，当局在分配的时候，土地的“资质”、“兑换率”这些概念被置换了。同样大小的土地，同一个人用同样的力量和成本耕种，会得到不同的产量和效益，就是土地资质的不同。这个道理很简单，农民也清楚得很。但那位小官员不管这些，将土地证书递到他们手上，算是完成了“土地革命”。当几位农民还试图争执的时候，他便偷换概念，说：你们不要攻击将土地分给你们的政府，而应该攻击封建大庄园制度和大地主嘛！农民对庄园主的革命是一个旧矛盾（可以读鲁尔福的另一篇小说《教母坡》），不能替代现在的矛盾。
就这样，他们分到了土地，一块巨大的土地。“这里什么都长不起来，连兀鹰都不会到这里来……兀鹰在高空疾飞，企图尽快逃离这片白茫茫的龟板地。这里一切都是静止不动的，人在上面走就好像往后倒退一般。”【11】这句话就像是一句箴言。在小说《都是由于我们穷》中，鲁尔福把土地革命后农民的赤贫化、女孩因贫穷而堕落的状况，描写得触目惊心。我们发现，“三农”问题不是中国才有的，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一部反映苏格兰农民生活的电影《牛的见证》中，也有类似的表现。
农民有农民的思维方式。得到了一块劣质土地，他们说，哎，总比没有好，这块土地尽管不能种庄稼，用来遛遛马还是行的。但这并不等于农民认可了当局的不公平分配，而是为自己找了一个暂时的借口，一种独特的遗忘方式。四十年后，墨西哥的农民起义就是对“土地革命”的回答。
农民“暂时遗忘”的方式，就是迅速离开“社会”，融进“自然”。几个分到一块寸草不生的土地的农民，在干涸的平原上走着。他们看到了远方的河流，看到村落绿茵茵的树丛上空，群鸟在飞翔；听到寸草不生的平原的边缘，隐隐传来了狗叫声；闻到了泥土散发的芳香。于是，他们内心感到欢畅，一种现代逻辑无法理解的欢畅。
都是由于我们穷
鲁尔福的短篇小说《都是由于我们穷》篇幅很短，大约只有3000字。他以一个农村男孩的童年视角，讲述了12岁的姐姐达恰，与一头名叫“小蛇”的母牛的故事。鲁尔福生于农村、了解农村，但他不喜欢“真苦啊”那种作秀式的抒情方式。他的叙事出奇的平静，他控制容易被人利用的腔调，把叙事限制在男孩的“有限视角”之中，使自己的叙事更真诚，更有力度。
土地改革之后的墨西哥农村每况愈下。这在一个农村孩子的眼里，是以自然灾变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村里一位大婶死了，刚刚下葬，就开始下暴雨。收割的小麦来不及储藏，还堆在晒场上。农民的家禽家畜、村里的树木，都遭到暴雨的洗劫。更让他们伤心的是，姐姐唯一的私产，一头母牛被山洪卷走了。小说用了很大的篇幅，去描写男孩和姐姐到河边去等待母牛出现的过程，他们推测母牛如何被卷走的各种可能性，猜测母牛死时的样子。他责备母牛，明明知道这里的地形，为什么还要瞎跑呢！他最后断定，一定是母牛在梦游的时候走进了小河，正好赶上山洪暴发。
在命名日，父亲为什么要送给尚未成年的姐姐达恰一头母牛呢？因为他们家太穷，致使两个大姐姐都已经堕落，被父亲逐出家门，进城打工（做妓女）去了。看着小女儿日渐隆起的乳房，杉树一样往上蹿的身材，父亲感到十分痛苦，仿佛看到了又一次堕落的征兆。父亲设法买了一头母牛送给女儿，让她有自己的财产，不至于堕入风尘。
女儿达恰的发育和成长，没有让父母高兴，反而成了他们的一桩心病。他们认为根源在于没有财产。没有财产的人只有一条路，就是将自己变成财产。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头母牛身上。现在，这头母牛被洪水冲走了，希望将要落空，全家人感到十分绝望。
那头母牛再也不会回来了。姐姐站在河边哭泣，眼泪哗哗地流淌，“仿佛河水流进了她的体内”。男孩试图安慰她。胡安·鲁尔福的文字简洁有力，三言两语就能产生震撼力：“我拥抱着她，竭力安慰她。然而她并不理会我的意思，反而哭得更厉害了……而河水还在继续上涨，河边飘来的腐烂的气味直往达恰那湿润的脸颊扑。她那两个小小的乳房上下起伏不止，仿佛突然在开始发胀，为她的堕落而卖力效劳。”【12】
与其说是男孩感觉到了姐姐乳房的颤动，不如说是他仿佛预感到了姐姐的堕落，预感到了别人即将对一无所有的姐姐的占有，从而产生了不安和战栗，一种无助的不安和战栗。这比直接去描述两个大姐姐如何堕落的过程（像流行文学所做的那样），要更加触目惊心。小说就以这样令人发憷的方式结尾。
为什么不离开土地
对土地贫瘠而荒凉的形态的描绘，也是胡安·鲁尔福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让我们来看看短篇小说《卢维那》中的描写——
贫瘠的山地到处都是悬崖，“只有梦幻才能爬上山谷”【13】。
风刮进人的肚子里，“骨头架子都给吹得摇晃起来”【14】。
只有凄凉在那里栖息，“见不到笑容，人们的脸好像都上了夹板一样……那儿刮的风把那凄凉的面貌搞得更加乱糟糟的，但始终没有把它刮走……这凄凉就像是在那儿出生的一样……它像迷魂药似的压抑着活人的心脏”。【15】
孩子们“从母亲怀里一下子就跳到了锄头上”【16】（引按：意思是很小就成了农民）。
“圣胡安·卢维那，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是个天堂里的名字，但实际上却是炼狱。”【17】
有人问，为什么不离开呢？政府难道不帮助你们离开吗？这的确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也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想到的问题。很多试图改变农村贫困现状的政府（包括印度、拉丁美洲、中国等），都在鼓励农民离开，离开土地，离开“资源贫乏”的农村。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不离开。有一位当代学者说，当代农民的“农耕经验”，将被“迁移经验”所取代。实际上“迁移经验”不过是给“农耕经验”雪上加霜而已。“迁移”是短暂的，“返回”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
一位卢维那农民这样回答别人的提问：你说政府会帮助我们离开？你了解政府吗？是的，你了解，在这一点上我们一样。但是，你了解政府的母亲吗？嘿嘿嘿嘿。我们就是不了解政府的母亲。因为政府没有母亲。在上一个、再上一个政府，跟下一个、再下一个政府打架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和亲人死了，被埋葬在这里。“如果我们离开的话，谁来照看这些死人呢？他们待在这儿，我们可不能把他们孤零零地撇在这儿不管。”【18】
在农民那里，过去（祖先）、现在（共同体）和未来（繁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时空整体，土地是这个时空整体的底线，同时又是他们的道德底线。现代社会试图将它分割，但遭到了农民的抵制，除非你将他们这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彻底毁掉。
这大概就是农民的宿命。他们从土地里面生长出来，就像一株植物一样。当土地的生长力渐渐丧失的时候，他们却很少想到离开，特别是老人和女人。他们在等待枯萎的时刻。这种枯萎，常常以一种极端孤寂和宁静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唯一的期待和希望就是，能够超越自然生长的规定性，在孤寂和宁静之中转化为“精灵”（在自然之中摆脱了自然的植物），就像他们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故事一样，这或许就是他们的最高理想。只要还有土地存在，农民原型，就是现代文明中一个不死的精灵。
土地上的“暴走族”
在胡安·鲁尔福的小说里，经常会出现农民在土地上暴走的场景。农民已经由一个自由的行走者，变成了土地上的“暴走族”。“暴走族”的本质在于，试图摆脱混乱的空间对身体的压力，将压力转换为行走的时间。“暴走族”的生存空间毫无疑问是出了问题。《我们分到了土地》、《那个人》、《只剩下他孤身一人的夜晚》、《你没有听到狗叫吗？》等小说，其情节全部是在行走过程中展开的。农民像受惊的蟑螂一样在平原的土地上暴走不休，脚步混乱。这已经不是传统农民的行走方式了。
传统的农民很喜欢走路。几十、成百公里，他们拔腿便走，有时候还要用棍子挑上一点东西，空手走就很奢侈了。往一个地方去，既可以横走，也可以直走，可以走大路，也可以抄小路，十分自由。农民在土地上行走，表面上可能是去办一件什么事情，实际上就是一种丈量（占有）土地的潜意识的表现形式。还有一种农民，喜欢走夜路。摸黑在田埂上走，眼睛的功能完全搁置，看不到土地上的实物，也不管它属于谁，想象中的占有和双脚的丈量配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极大的满足感。这种行走当然需要训练。年轻的农民在黑暗中行走的时候，经常会打瞌睡。他们宁愿进城去，按照红绿灯的指挥行走。
从胡安·鲁尔福的小说中可以发现，农民行走的脚步全都乱了套，就像一位精神病患者所走的线路。这无疑暗示了农民文化的精神分裂状态。在这个过渡状态中，农民行走的自由性质已经完全丧失，与丈量或占有的潜意识梦幻也越来越遥远。他们实际上就像是在土地上逃亡。在行走的过程中，农民遇到了各种阻力：暴力、疾病、盘查、追踪。这些与现代生活相关的阻力，改变了他们的行走方式，打断了他们梦想的线索，让他们不时地回到现实层面，现实告诉他，这些土地不是你们的，不要在这里“丈量”。一个与肉体行动相关的梦的形式，就这样变成了一种社会学的形式。这是农民所无法理解的。
今天的农民自愿废弃了传统行走方式，将自己的双脚闲置起来。他们开始迷上了汽车。以车代步是一个现代化的指标。尽管还没有村村通车，但只要走几里路就成。这几里还往往成了青年农民的负担。飞奔的车将他们拉到城里，为他们制造一个新的梦想。他们试图抛弃土地，奔向更高的目标。但是，返回的道路一直在等待着他们，就像箴言一样。鲁尔福的小说《北方行》，就是写一位试图进城的青年农民的遭遇。当他回到村里的时候，原来属于他、但遭到他遗弃的一切，再也不属于他了。他一无所有。
土地的紧急状态
这是我关于胡安·鲁尔福小说的最后一篇评述。但我依然不想讨论他那篇最著名的、让所有的小说家都烦躁不安的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如果说他前期的一系列关于农村的短篇小说，就像荒凉的平原上生长出来的瘦瘠的麦子的话，那么，《佩德罗·巴拉莫》就像一株茂盛的罂粟。在这种场合讨论“罂粟”过于奢侈，还是让我们来讨论“麦子”吧。
有人认为鲁尔福把农村题材写尽了。但是，在鲁尔福一系列关于墨西哥农民的短篇小说中，几乎没有对农民生活的内部空间的描写，房屋、居室、家具、室内生活等内容，几乎是空白。只有《马卡利奥》涉及了一些居室生活。那是一篇以孩子的视角叙述的故事。孩子害怕外面随时扔过来的石头，害怕“魔鬼”。所以，他整天躲在屋子里，整晚在床上含着老女佣的乳头不肯松开。因此，它与其说是居室生活，不如说是外部生活带来的一个噩梦。
生活的动荡和剧变，一定会在内部引起骚动，甚至改变内部结构。像胡安·鲁尔福这样敏感、细腻的作家，他不可能疏漏什么，尤其是对农民的生活。究竟是什么分散了作家的注意力，换句话说，是什么将他的叙事“聚焦点”引向了外部世界，引向了那片荒芜的平原。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土地的紧急状态”。
用暴力方式（子弹、刀枪、命令），强行将农民生活的整体，也就是内部与外部的边界模糊状态，分割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是“土地紧急状态”的重要特征。它将农民逼向了单一的“外部”，纯否定性的“外部”。与这种外部相关的是暴力和抵抗运动，就像发生在土地上的“街垒战”。小说《平原烈火》就是典型的例子。对这种农民式的“街垒战”，中国读者并不陌生。
单一的“外部”，是一种紧急状态下的“社会”形态，它看上去很具体，实则很抽象。但在胡安·鲁尔福的小说中，我们时刻都能感受到一种内外分裂的撕裂声。鲁尔福的独特的叙事语调（或者叙事情绪），试图将分裂的内部和外部合而为一。这是农民特有的感受世界的方式。比如他们在逃亡的时候，容易被土地和自然迷住，所以很快就被抓获；在暴动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失败是必然的。只有那种能够理性地将内部和外部分开的“现代人”才会成功。
割裂农民生活的内部与外部的方式有很多。“土地紧急状态”是其中之一。现代科技和现代思维也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它不但试图改写时间的节奏，也试图改写内部的空间结构和功能。农民“内部生活”的格局，既可以说是最保守的，也可以说是他们最顽强、最坚硬的部分。
土地和抽象不动产
不动产的定义是：不动产是指依自然性质或法律规定不可移动的土地、土地定着物、与土地尚未脱离的土地生成物、因自然或者人力添附于土地并且不能分离的其他物。【19】琢磨了半天还是不甚了然。问题是，法律专家在讨论农民不动产权的时候，发现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因为农民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不动产”的。土地是农民不动产的核心。按照不动产的定义，农民应该有很多不动产（土地）。短短一个定义，出现了5次“土地”。但是，所有的土地似乎都是农民的，又不是农民的。土地分为私有、公有（集体和国家）两部分。属于农民私有的只有祖传的一小块地基，实际上也就是没有土地。在“不动产”中，“土地”这一项空缺，只剩下“土地定着物”一项，其实就一间破屋。
“土地私有”与否等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通过一批法学家和“三农”问题专家的研究、宣传，我们终于明白了一些道理：不要把土地当母亲，而应该把土地当土地。也就是说，“不动产”（土地）不能抽象化，必须落到实处，该是谁的就是谁的，并且要让它产生使用价值和价格。
不是我们的智商有问题，而是我们的智商太高了。作为一个诗歌国度的人，我们都是诗人。我们会面对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抒情，说它就是我的母亲。既然是自己的母亲，那就跑不了。从前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实际上王并没有土地。现在说，普天之下都是我们的土地，实际上我们没有土地。通过抒情，土地长期成为一种抽象的不动产。
将一幢建在牛粪堆里的破屋当做“不动产”来讨论，显得滑稽。但这在农民眼里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在乡村公众视野里，房屋用土砖还是青砖砌成，其结果方式和规模大小，抑或是摆脱传统结构的新派楼房，都标志着一位农民一生成就的高低。为了使农民的“不动产”显得丰富多彩一些，还应该将房屋内部的设施（家具）也包括在内。
今天的中国农民文化分裂为内外两个部分。房屋之外的农民文化已经成为一种“陌生化”的东西，应该让现代社会学和法学去讨论。在房屋之内的文化中，在古老的家具及其摆设格局中，还隐约保留着一丝传统文化的余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