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两个囚徒的逃亡故事
在萨达姆逃亡时随身携带的物品中，除了枪支和美元之外，还有一批文学书籍，包括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据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书籍之一）。对于逃亡者来说，武器和金钱是必不可少的，但书籍就会成为累赘。而萨达姆一直带着成堆的书籍东躲西藏，就使得这位逃亡中的“独裁者”形象暧昧不明。假如我们仅仅关注政治（统治权、飞毛腿导弹）和经济（美元，石油）因素，萨达姆这个复杂形象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当他跟文化（文学，想象方式，民族性等）纠葛在一起的时候，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了。如果萨达姆只需要军火和美元，他就用不着逃亡；如果他只迷恋文学，他更用不着逃亡。当这三种东西（权力、金钱、文化）在巴格达（或者在耶路撒冷、开罗、约翰内斯堡）试图完整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逃亡”或许只能是唯一的选择。因为文化强调的是差异性，而资本和军备积累却是在强行追求单一的整体性。
让人困惑的是，在这样一种令人绝望的危急状态下，萨达姆的床边为什么没有摆着他们的宗教典籍《古兰经》，而是摆着一本19世纪的俄国小说《罪与罚》？这部小说在整个逃亡事件乃至萨达姆一生的事业中有什么意义？萨达姆与小说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在人格类型上有什么异同？他们的行走方式和方向有什么差别？故事发生的两个背景城市——巴格达和圣彼得堡——的文化与现代西方文明有什么关联？
巴格达，古老文明的代名词。这座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诡异之城，在现代欧洲城市面前就是一个“天方夜谭”。它一直在用老眼昏花的目光看着西方城市的发迹，自己却苦于不能动弹。在资本全球化的格局中，巴格达就像一位向现代商人转让老古董的没落贵族，带着寒碜的尊容。相反，仅300年历史的圣彼得堡，一开始就是在“现代性”问题的逼迫和诱惑下，对西方模仿的产物。它是一条从东方走向西方的幽暗通道。在它那蜘蛛网般纵横交错的街道上，随处可见从“东”向“西”的逃亡者的悲剧。
我们现在面对着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世纪中叶，是从乡村来到圣彼得堡的法律系穷学生、“野心家”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故事。另一个故事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是从乡村来到巴格达的法律系穷学生、“野心家”兼“革命家”萨达姆的故事。两个故事如今像乱麻一样交织在一起，结构类似于《一千零一夜》中的“套盒叙事”。究竟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故事套住了萨达姆的故事，或者相反，要视不同的角度而定。但无论如何，结果都很尴尬，因为萨达姆既是故事的主角（被叙述者），又是握有生杀大权的国王。他无法既掌握行动（杀人）的权力，又掌握叙事的权力。因此，延缓生命时间的“套盒叙事”丝毫也帮不了他。
我们看到的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故事被套在萨达姆的故事中。但按照历史时间，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故事套住了萨达姆的故事。拉斯柯尔尼科夫先于萨达姆近一个世纪面临了“现代性”的困惑——在信仰、道德等一切价值都让位于资本的前提下，做虫子还是做拿破仑？他们两人一开始都选择了当“拿破仑”。但各种外部环境的差异，使得萨达姆和拉斯柯尔尼科夫走着不同的线路，迈着不同的步子，有了不同的结局。
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一个被现代城市抛弃的人。作为“孤独的个体”，他并不反抗现代城市，而是反抗那些阻止他进入现代城市的各种因素。在肮脏潮湿的“地下室”里，他苦苦思索着进入现代城市的捷径。他一走进出租屋就发烧、说胡话，只有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的时候，他才精神焕发，充满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他在大街上构思了一个严密的谋杀计划，就像构思一篇侦探小说一样。但他的一整套策划、思维方式和行动线路都与现代方式相悖，显得非理性、情绪化、变化无常——他在实施谋杀计划的半路上突然放弃，在“干草市场”瞎逛了一通；他准备穿过涅瓦河堤去看望朋友，却突然转身去谋杀那位高利贷者。因此，警察和法官按现代侦探逻辑的推理根本无法对付他。现代法律根本不能阻止罪恶，现代制度和逻辑对拉斯柯尔尼科夫也不构成任何威胁和挑战，逃亡之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因此感到百无聊赖。他开始厌恶为他提供庇护的街道，自己（在索妮娅诱导下）一头钻进了宗教忏悔的圈套——放弃现代意义的“个人性”，借助信仰进入另一个“整体”世界。可见，真正的罪孽和惩罚，都与内心良知的觉醒与否相关。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资本主义“水晶宫”而构想的俄罗斯式的拯救之路。
对于萨达姆来说，拉斯柯尔尼科夫恰恰是他身上被压抑或省略的部分。与“现代神经症患者”、犹豫不决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相反，年轻的萨达姆是一个果敢的、争强好斗的人，据说还是一个“义人”，并有严重的民族狂热症。因此，萨达姆在一瞬间就跨越了拉斯柯尔尼科夫漫长的个人奋斗之路。萨达姆进入城市的道路是奇特的，他以民族复兴的名义了介入了一场残酷的权力争夺战，并迅速进入了城市的核心。他也采取暗杀的方式，但不是谋杀高利贷者，而是谋杀国家领导人（独裁总理卡塞姆）。他一开始就拒绝现代性的“孤独个体”的身份，而是以民族整体一员的面目出现在巴格达。他参加了“阿拉伯复兴党”，企图统一被分割成22个政权的阿拉伯世界，重显古老的巴格达的光荣。萨达姆从进入巴格达开始，就不是一个“现代个体”，而是一个“欠发达民族”的代表性符号。这里已经显露出了悲剧的征兆。
但是，萨达姆以“民族”的名义而非个体的名义，在一个非现代的城市巴格达过着极其现代化的、欲望化的奢侈生活。他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的人民不要过世俗化的“欲望生活”，而去寻求永恒的“神圣生活”。似乎他个人欲望的实现，就代表了他的人民欲望的实现。因此，萨达姆这个符号的“公众性”、“合法性”就成了疑问，这是“后极权国家”统治者的通病。萨达姆的所作所为遭到了来自内外的抵抗。于是，他终于被迫进入了“地下室”，这正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竭力要抛弃的地方。只不过萨达姆的“地下室”（巴格达近百个地下掩体式行宫）设施更现代，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在这里他不可能成为拿破仑，只能成为“虫子”。因为这个“地下室”既与现代意义上的公众之间失去了联系，也与民族意义上的公众失去了联系。最终，维系萨达姆统治的并不是文化和信仰，而是武器和美元。它最终被威力更大的武器和数量更多的美元所取代。这是萨达姆悲剧的根源。
萨达姆真正意义上的逃亡生涯是从2003年开始的。与拉斯柯尔尼科夫向城市中心、向现代生活迈进恰恰相反，萨达姆逃亡的方向是北（北者，败也），地点是提克里特乡下（萨达姆的“血地”），时间是春天（生长和复活的季节）。逃亡生涯的开始，就是作为“公众人物”的萨达姆的终结。回到故乡的土地，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都是他对“个人身份”的复归，同时含有死亡与复活的双重意味。这是一种最原始的宗教情感，它比任何教派的经典都更本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或者小说《罪与罚》（而不是《古兰经》），与回归“个体”的萨达姆相伴随。我们无法了解在逃亡过程中萨达姆的想法，特别是他在读《罪与罚》时的感受。或许他也开始忏悔，就像拉斯柯尔尼科夫跪在市场上忏悔一样。但此刻的萨达姆已经不是原来的公众形象（总统、独裁者、民族英雄），而是一个众叛亲离的失败者，一个提克里特乡下土地的儿子。无论是“忏悔”还是“获救”，都只能是对“个体”而言。“公众人物”既无法忏悔，也无法获救。或者说，作为“总统”或“民族英雄”或“独裁者”的萨达姆是无法忏悔的。在这个意义上，提克里特乡下农民萨达姆获救了，“罪与罚”从此应该一笔勾销。至此，萨达姆的逃亡故事已经结束，小说《罪与罚》的使命也结束了（它成了美军的战利品）。
至于美国人，他们以为抓住了总统、独裁者萨达姆，其实那个萨达姆早就不存在。美军抓住的是一个提克里特乡下的“农民”，并发誓要对这位“农民”进行审判。美国人究竟是要审判“罪行”还是要审判“罪人”呢？这种“审判”，与其说是在对一个“罪犯”进行惩罚，不如说是给他们自己制定的“律法”一个交代。“交代”的目的在于希望阻止巴格达再出现另一个“萨达姆”。只要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冲突存在，这种希望终究要落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