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阿赫玛托娃:为亡灵弹奏
1946年8月14日,联共(布)中央下达了一个特别决议:取缔《列宁格勒》杂志,并撤换《星》杂志的全部编辑人员。这两份杂志的罪咎之一就是,他们“为阿赫玛托娃空洞的和不问政治的诗歌提供篇幅”。随后,中央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两次在大会上作报告,他恶狠狠地宣布: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是一个把淫秽和祈祷混合在一起的“半修女、半荡妇”,她那些诗歌——日丹诺夫直截了当地说——“是一堆破烂货”【19】。日丹诺夫的话就是代表“最高指示”的。同年的9月4日,阿赫玛托娃(还有左琴科)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从此再也不准发表一行文字,并且从此开始了她更为苦难的生涯。
阿赫玛托娃与苦难的渊源并不是从1946年开始的,还可以追溯到更早前。她的第一个丈夫、著名阿克梅派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于1921年因反革命的罪名被秘密警察镇压。1936年,她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还有她第二任丈夫、艺术史家普宁都被关进了监狱。儿子在20年中3次入狱,1956年被释放;普宁过了17年的监禁和流放生活,1953年死于狱中。
1946年对阿赫玛托娃的裁决并没有充足的理由。这不过是新政权意识形态控制中的一次淫威表演,更直接地说,就是日丹诺夫不爱看到阿赫玛托娃这类人的名字。尽管阿赫玛托娃在1918年就与古米廖夫离了婚,但在当局的眼里,她永远是古米廖夫、一个被处决的布尔什维克的敌人的遗孀。对此只能这样解释:由于上面所列举的那些残酷事实,新的国家政权便将自己“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暴力逻辑用到了诗人阿赫玛托娃身上,认为阿赫玛托娃会把因丈夫和儿子的死而产生的仇视他们的心情,写进了自己的诗歌中。日丹诺夫明确地说:在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中,除了报复以外,什么也没有。
在阿赫玛托娃的全部诗作中,无论是早期的抒情诗还是后期的悼亡诗,我们的确看到了伤害、背叛、不义、罪孽、死亡……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她那经常受到伤害的、充满恐惧和不安的灵魂的深处涌出来的。
那里寥廓的天地渺无一物。
连风也只是轻声地唱着悲歌。
那里肤色黝黑、无所企求的村姑
目光中满含着谴责。
(1913)
可是我竟自荐于你,抛却了原有的矫情,
因为十二月已经诞生,寒风在旷野上呼啸,
纵然处在你的禁锢之下,却是那么光明,
何况窗外有黑暗监守着我,不容我反悔逃遁。
(1921)
我那失去了自由的姐妹今在何处?
在西伯利亚的暴风雪中她们能梦见什么?
在月圆之夜她们又能影影绰绰幻觉什么?
我要把临别时的那份敬意给她们捎去。
(1940)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从她那交织着如此多苦难的胸膛传出的声音中,我们听到的不是报复性的号叫,而是一种比号叫更有力的、更令人永志不忘的声音。这声音不是小夜曲,不是恋歌,更不是进行曲,它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安魂曲。你还可以称它为“挽歌”、“祈祷文”。诗人不愿让伤害的毒素直接从内心涌出,而是将它融进自己的心底,并让那毒素通过伤害的过滤,最后出现的是能安抚更多人的灵魂的“祈祷”的清流。
阿赫玛托娃写于儿子被关在集中营期间的长诗《安魂曲》,粗看上去,的确带有自传色彩:一个妇人的儿子被捕了。她带着为儿子准备的包裹等候在监狱的大墙下。她到处探听儿子的命运。但是,阿赫玛托娃无疑不是在仅仅写自己的儿子,而是写给所有受伤母亲的,东方的和西方的,白人的和黑人的,过去的和现在的,苏联的和中国的。并说“我无时无刻,不论何地都要将她们回忆,在新的劫难里,我也决不忘记”。
我知悉一张张脸怎样凋谢,
眼睑下流露出凄楚惊恐的目光,
苦难怎样将粗粝的楔形文字,
一页页刻上面颊,
一绺绺乌黑的浅灰的鬈发,
霎时间怎样变成一片银白,
微笑怎样从谦和的嘴角边枯萎,
恐惧在干涩的轻笑里颤栗。
我不仅是为我一个人祈祷,
而是为了所有和我站在一起的人们,
无论是酷烈的寒冬,还是七月的热浪,
我扑倒在瞎了眼的红墙下。
——《安魂曲》
在普遍的苦难、恐惧、伤害面前,诗歌又有什么用呢?阿赫玛托娃说她要用不幸的话语,为曾经和正在受苦难的人们“编织一块巨大的遮羞布”。用心去聆听她的声音吧!那是安娜在用永恒的竖琴为亡灵弹奏。从她那被掐断的歌喉里哼唱出来的“安魂曲”,不但安放了诗人自己那颗不安的灵魂,更安放了众多孤苦无告的母亲们的灵魂。
《安魂曲》是一部无与伦比的史诗,更是一曲黑暗岁月里的悲歌;俄罗斯人称阿赫玛托娃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但我宁愿称她为一位伟大的悲剧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