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死之间：伊凡·伊里奇的复活
19世纪80年代前后，托尔斯泰刚刚结束《安娜·卡列尼娜》的写作。人们都希望他能继续写出类似的巨著来。可是这位天才的艺术家却陷入了巨大的苦恼之中，以至于他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在一种从容的、统一的、平衡的感觉中写个不休了。事实上，托尔斯泰的苦恼并不在文学创作本身，而是在思想上、信仰上遇到了困惑，问题是致命的；同时，这种困惑又同日常生活搅在一起，更加深了他的痛苦。先看看他在1884年3月末4月初（4月末开始写《伊凡·伊里奇之死》）的日记：“（3月29）重要的是，如果我真是（在某种程度上）按照上帝的意志活着，那么一个疯狂的、病态的世界就不会赞许我这样做。假定他们赞许我，那么我就不再按上帝的意志活着了，而是按世界的意志生活了……”“（4月4日）家里的气氛太让我难受了……三年来我不只是痛苦。而简直是没法活。……只要我参与了他们的生活，我就弃绝了真理……”【23】
他开始狂热地研究宗教，研究“福音书”、《道德经》，思考生与死的问题，追问生命的意义……几乎达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这是他在信仰、思想、对生活的根本态度上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他着手研究东正教教义，并发现它与“福音书”的真谛南辕北辙，于是决定脱离教会，但遭到了妻子的强烈反对。6月18日，他突然产生了离家出走的念头，终因妻子有孕在身和对孩子的爱而放弃（26年后，正是这位在孕育中的小女儿萨莎，即亚·列·托尔斯泰娅帮助他圆了离家出走的梦）。【24】
这期间，他花了大量的精力去写政论、时评、宗教哲学论文。如《忏悔录》、《教条神学研究》、《那么我们到底怎么办？》，等等，想集中解决那些迫使他几乎中断创作的重大难题：活着为什么？生活的意义何在？真正的信仰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女儿亚·列·托尔斯泰娅说：“托尔斯泰在加紧写作《那么我们到底怎么办？》，但是怎么也无法结束，这使他感到疲劳了。他想回到文学创作上来。”【25】在1884年4月27日的日记中托尔斯泰写道：“我想开始和完成一篇新东西。或者是《法官之死》，或者是《疯人日记》。”【26】这部新小说就是指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
从可见的材料看，我们无从得知托尔斯泰构思这篇新作时是如何寻求对以前创作的突破的，但它无疑是他经历了巨大的精神困惑之后的产物。把一切都融进连续的历史长河的水流中去平静地流淌，这样一种创作的风格突然发生了改变，“死亡”，作为中心的主题第一次占据了如此显赫的地位。这对一贯以统一、明确的创作思想为写作前提的托尔斯泰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事件。
“死亡”这个主题在他从前的创作中也屡屡被涉及。但在《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三死》等作品中，“死”的主题从来都是当作人的自然生命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来表现的。《战争与和平》有一个著名的章节：安德烈受伤后躺在战场上，面对着鲜血、杀戮和死亡进行思考。但是，即使在此刻，“死亡”也没有让他震惊，以致使他怀疑他的贵族生活的意义。令安德烈震惊的倒是大自然的魅力。他望着远方——蓝色的天空，远山上白色的教堂泛着白光，象征着人类历史和生活的长河缓缓地、平静地流淌着……在这作为人类生命力的真正源泉的大自然面前，个体生命超越了“自我”，完全与生生不息的自然进程交融在一起，这是对生命本身最高的，从而也是最基本的崇拜。这就是托尔斯泰式的“浪漫主义”。必须指出的是，在《战争与和平》这部史诗中，作家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形式化为一种所谓的“开放型结构”，人类无穷无尽的生活就像长河一般向前流去，个体经验（痛苦、忧伤、恐惧、焦虑等）、造成伤害的偶然事件（失败、死亡、战争、各种来自外部的打击等），作为生活的材料被纳入了一个冷酷无情的线性时间结构之中，融化了、消失了。曾经是那么丰富、微妙的细节，终究被驱赶到了历史的深处，被掩埋起来了。“死亡”，作为一种偶然事件，在历史理性中就这样作为合理的、必然的事情被敷衍过去了。
表面上看，在《三死》中“死亡”正式作为一个主题出现了，并且似乎变得重要起来，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作者自己是如何说的就知道了。托尔斯泰在写作《三死》这篇小说的前夕（1858年5月1日），给亚·列·托尔斯泰娅的信中这样写道：
（关于《三死》）我的想法是：三个生物，即女地主、农民和树都死了。女地主既可怜又可恶，因为她一生都在撒谎，就在临终时还在撒谎。基督教，正如她对这一宗教所理解的那样，对她来说，是无法解决生死问题的……那个农民在临终的时候是很平静的，这正是因为他不是基督教徒的缘故……他所信的宗教是跟他在一起的大自然……至于那棵树，在临终时是很平静、很诚实的，甚至是很美丽的。说它美丽，那是因为它不撒谎，不做作，毫无惧色，毫无遗憾。【27】
可见在《三死》中，“死亡”与其说是一个主题，倒不如说是一种工具、一个素材，一种印证某种宗教理想的工具，一个为了表达作者隐藏的道德动机的素材。而《伊凡·伊里奇之死》则与以前的作品不同。首先，“死亡”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心主题出现了；并且关键在于它被置于作品的核心结构要素的地位。而“生存”则像一个罪大恶极的被告被押到了公堂，来接受“死亡”的判决。
在“死亡”主题的威慑下，其他的一切：人际关系、家庭、日常生活、公务、对往事的回忆等，都成了表现这个主题的材料，都成了听候审判的案宗，也就是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疑问。审判——最后的、真正残酷的审判——在哪里进行呢？在垂死者的灵魂中！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的流程突然在某一瞬间停滞了，作为过程的生命在死亡面前遭到了质疑。伊凡·伊里奇面对死亡时刻的心理状态与他对往事的回忆、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与过去的和正在进行的生活交织在一起，构成对他眼前的现实、对自己庸碌的一生的严酷批判。也正是如此，一位平庸乏味的法官的平庸生活外壳下面，人的灵魂就像冬眠的蛇一样慢慢地苏醒了。
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叙述的故事非常简单。一位身世普通、一生过着太平安乐日子、事业上几乎是平步青云的中级官吏伊凡·伊里奇，经过疾病尤其是可怕的心灵折磨之后，死去了。小说共十二章。第一章写伊凡·伊里奇死亡的消息传开后同事、朋友的反应以及丧事仪式上的情况。作者在这里突然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伊凡·伊里奇的身世极其普通，极其简单，而又极其可怕。”然后转入对主人公的一生经历（出身——法学院生活——就职——调职——婚姻——家庭生活——事业失意——重新安排生活）的直线叙述，共两章。从第四章一直到第十二章结束，即从伊凡·伊里奇初病到病情恶化再到双腿一蹬死去，占据了整篇小说的四分之三。在前三章中，作者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冷静、客观、历史地讲述。幸好从第四章开始，伊凡·伊里奇就病了。于是，作者和他的主人公一起变得疯狂起来了。
那个家里的人个个身体健康，只有伊凡·伊里奇突然觉察到了自己有病，从此，他的生活完全变了样。在一以贯之的平静、有规律的生活秩序里，出现了疾病这样一个不和谐的因素。更可怕的是，疾病的漫无止境的折磨之后，在苦难尽头，还站着“死亡”。死神的身影挡住了生存的最后一丝光亮。在从疾病走向死亡的这场空前绝后的境遇中，个体生命无可挽回地日渐丧失了同他过去所赖以生存的一切的联系。世界从伊凡·伊里奇的病榻前飘离，任他怎么地叫唤也召不回来。他想追上前去，重新恢复同这个世界的联系，但日渐加剧的病痛又剥夺了他残存的力量。“他不能欺骗自己：他身上出现了一种空前严重的情况。这一点只有他自己明白，周围的人谁也不知道，或者不想知道。他们总以为天下太平，一切如旧。”【28】这不只是伊凡的自言自语，而是托尔斯泰对自己、对人们的警示。伊凡落入了一个生与死之间的边缘境遇：一方面同原来那个世界的万无一失的联系被摧毁了；另一方面他无法知道等待着他的死亡究竟是什么样子。“在这样的生死边缘上，他只能独自默默地忍受，没有一个人了解他，没有一个人可怜他。”【29】对于一切人，甚至最亲近的人，他都成了沉重的、令人厌恶的、使人生气的、叫人愤恨的累赘。谁都不愿相信在伊凡·伊里奇身上会发生如此可怕的、空前严重的情况。大家都深深地诚恳地确信：伊凡·伊里奇正在以自己的任性不合法地、简直像犯罪一样地破坏着规定的、公认的生活秩序。事实上，在伊凡·伊里奇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对于他个人而言是不寻常的、令人恐惧的；而在其他所有的人眼里，这是经常发生的、很正常的、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此不应当使任何人惊讶，也不应当提出问题或引起恐慌。所有的人都在对这件似乎与己无关的事件，以理性的名义，以全部真理体现者的名义，要求伊凡·伊里奇本人别把这件事看得过于严重。因为不可能同时存在着两个真理：一个是所有人的，一个是某一具体人（伊凡）的。何况伊凡·伊里奇在从前的生活里不也是所有人的真理的坚决拥护者吗？他现在却糊涂了甚至发疯了，这就更不应该、更不成体统了。
感谢疾病，它造就了伊凡·伊里奇，使他拉开了与日常生活、与周围人的距离，将他从熟门熟路的生活轨道上抛离出来。他恨那将他抛弃后自己却依然在正常运转的生活秩序。在这隐秘的记恨中，他一反过去的乐观、厚道、随和，变得比谁都乖戾、苛刻、挑剔。他乖戾到听见妻子绸衣的簌簌声都嫌恶。可怕的不是病，而是病态。这“病态”将枯燥乏味的法官伊凡·伊里奇，变成了一个敏感的、神经质的人。于是，在他身上奇迹般地萌生了思想者所具有的一些素质。他常常用古怪的眼神打量周围的一切。他发现了什么呢？同事说话的神态使他“想起十年前他自己的模样，因而格外生气”；同事输牌时“脸色十分痛苦”，却硬要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一点想想也可怕”；他自己在赢牌时突然嗅出了疾病的味道，顿时觉得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因得大满贯而高兴，未免太荒唐了”【30】。在他苛刻目光审视下现出原形的是“生活”，是他从前一直认为正常的、合理的、充实的、快乐的生活。这是怎么回事呢？到底哪一种才是真正合理而又正常的呢？是自己以前的（所有人都还在过着的）全部生活，还是如今新发现的呢？真理只有一个。如果以前的全部生活是合理的，那么，现在的伊凡·伊里奇就一定是疯了（他居然站到对抗现有生活秩序的立场上）；反过来，如果现在的伊凡·伊里奇意识到的是真理，那么就是以前的全部生活疯了。将这两者中的任何一方定罪，对于濒临死亡的伊凡·伊里奇来说，都不啻是毁灭性的打击。然而，这是面临死亡的最后审判的时刻，伊凡·伊里奇既然无法逃避，就只能忍受这审判的煎熬。
伊凡·伊里奇的一生中从未出现过如此严重的时刻。他毕生的生活目的就是要努力使生活保持平静，但求永远置身于理性法则的庇护之下。这种“理性法则”貌似要拯救人类于日常的僵死、无知状态，事实上却是在肯定和维护这种状态。理性法则似乎在告诉人们：生命是一种物质状态，新陈代谢是必然现象，故而死是生命的归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它为生命的虚无和无意义找到了绝对可靠的证据。既然这种“法则”设计得如此周密、如此牢不可破，那么，面临死亡的人为何还要这般焦虑、恐惧呢？为什么理性法则不为他们提供一套反焦虑、反恐惧的策略呢？伊凡·伊里奇这样一个毕生忠实于理性法则的人到最后终于挺不住了，他由衷地感到恐惧。恐惧什么？与其说恐惧即将面临的“死”，不如说恐惧曾经经历过的“生”。他一生中所有“正常的”生命活动，仿佛只是为了迎接这场死亡。
其实，也不能说伊凡·伊里奇的一生中从未产生过冲击“理性法则”的冲动（比如有一次，他想谋求的职位被别人捷足先登，他十分生气，不但提出责问，同周围的人吵架，还冒犯顶头上司，以致造成了受冷遇的后果【31】；又如，他同妻子吵架，“气得双手抱住脑袋，恨恨地说出离婚之类的话来”【32】）。只不过这种本来可望造成多种可能性的冲动，总是在短时间内被“理性法则”和“正常秩序”及时地阉割了。没有类似死亡这样的边缘境遇，一切都在这个井然有序的世界里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和解决，于是，生存就俨然变得毫无疑问起来了。
我们看到，在伊凡·伊里奇从前的生命历程中，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根本就没有震惊事件、危险境遇。所有的本该在生命过程本身不断进行的审视，被无限推迟到了死亡这个最后的时刻。这已经够可怕的了。然而，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从小说的第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伊凡·伊里奇在经受极度痛苦之后死去，死讯一传开，这个“死亡”事件就被同事、朋友们当作日常生活中的一件普通事件来谈论，被纳入了功利关系（对某某升级有好处）中，被虚伪的丧事仪式而程式化。“死亡”这样一种本该对日常生活造成巨大冲击力的震惊事件被日常生活巧妙地、无情地消解了。如果说死亡多少会给与死者有关的人的生活罩上一层阴影，那么丧事后当天晚上的一场牌局就足以将这阴影冲得干干净净。如果这次死的不是伊凡·伊里奇，那么他不也是这牌局中的一员吗？
在死亡这样一种境况中，人的生存的全部真理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就伊凡·伊里奇而言，这场考验不仅轰毁了他过去全部生活“真理”；同时，他对生活的欲望和热爱也被激发出来了。对生活的欲望和热爱，对生命本身、对生命意义的肯定，是如何在垂死者的心灵中实现的呢？让我们注意一下伊凡·伊里奇的男仆盖拉西姆。作品以比重不小的篇幅写了生病垂危的主人与这位“纯朴善良、青春洋溢”的仆人之间的动人关系。在伊凡·伊里奇与周围一切人（甚至包括他的妻儿在内）都处于对立关系时，他与盖拉西姆之间却出奇地默契、和谐、温馨。这是一种真实的、真正健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伊凡·伊里奇临终之前的黑暗里，盖拉西姆成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光亮，使得整篇小说不致成为一首催死曲，而成为对生命的真正意义的挽歌。临死的伊凡·伊里奇终于能够关注、凝视儿子的眼泪，在被疾病、死亡和心灵搏斗折磨得气息奄奄的心中，终于产生了真正的爱与痛苦。伊凡·伊里奇终于还是赶在死亡对生命进行残酷否定之前实现了对生命、对生存的意义的肯定。
难道双腿一蹬、断气儿了就算是死了吗？严格地说来，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的人，他的生与死是没有真正的界限的。他的生命只是一个不断接近死亡的过程，他的生理机能的死亡不过是一个量变积累的过程。假如是一株树、一只狗，那么它的生命过程的确是如此。但是作为一个有灵魂的人来说，他们该如何去面对死亡呢？他们要超越死亡。正如伊凡·伊里奇最后所说的：没有死，只有光！
伊凡·伊里奇从前全部的生命活动似乎就是为了准备这场死亡。他的生命过程与自然死亡的过程是吻合的。但是，就在面临生命过程的终点时刻，他突然发现了生与死的意义。在这一时刻，他断然否定了以前的无意义的、真正像死亡一样的生命。就在对无意义的生命的否定和对真正痛苦的沉思之中，他穿透了死亡。
艺术家托尔斯泰在他这部优秀的作品中，与其说是写了“伊凡·伊里奇之死”，不如说写了伊凡·伊里奇的复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