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从旅欧到大革命时期的理论贡献【146】
周恩来不仅是举世公认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实践家，也是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半个多世纪的峥嵘岁月里，他和毛泽东以及党的其他领袖们一起，发动、组织、领导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起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推进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工作，对发展马列主义、创立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周恩来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珍品，周恩来的理论贡献，为马克思主义增添了新的光彩。
和毛泽东一样，周恩来也不是“少有大智”的“天生的圣人”。经过实际工作的千锤百炼和理论上的艰苦探索、勤奋学习，他才逐渐成长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建党到大革命的整个时期，我们党处在幼年阶段，对于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缺乏完整的、统一的理解。在这个时期，周恩来虽然对于中国的国情，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深切透彻的了解，对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原则的运用，还没有后来那样成熟和得心应手，经验也远不如后来那样丰富和全面。但是，他始终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对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统一战线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理论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于一些重要问题，具有精辟独到的认识。历史事实说明：周恩来是我们党内最早认识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进行党的建设、最早认识必须建立革命军队推动武装斗争、最早认识必须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促进革命发展的领导人之一。
（一）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
中国革命运动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是：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周恩来踏上革命的征程，就积极投入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斗争。旅欧期间，他除了参加和领导中国学生的革命斗争，开展华工运动外，用很大精力从事建党建团工作。1921年3月，他在巴黎参加了旅欧的共产党小组。同年冬，同赵世炎、陈延年等创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即共青团）。1922年3月，他从巴黎到柏林，在旅德中国学生中建立与发展共产主义组织。6月，在巴黎召开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代表大会（后来根据团中央指示，定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他和赵世炎、陈延年等被选举担任领导工作。8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周恩来是领导成员之一。
在建党工作中，周恩来概括了实践的经验，阐述了党的建设的有关理论。
共产党人要坚持共产主义的科学信仰。周恩来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强调应“特别注意于宣传主义，吸收同志”【147】。他为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起草的团章第一条规定：申请入团者，必须做到“对于共产主义已有信仰”。他把学习、宣传共产主义列为团的根本任务，指出“本团旅欧之责任及今后应有之活动——大体规定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换言之即列宁的谓‘学’，‘学共产主义’”，“内部训练问题——以进行共产主义研究会为最要之事”。他认为，共产党人应当是坚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不应当是迷信宗教神学的教徒。他论证了科学信仰同宗教迷信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指出我们从事社会改革“当重科学精神”【148】。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所提倡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科学”，共产党人“信仰”“纯本科学精神探求出来的共产主义”，而不“迷信”“锢蔽思想”的宗教精神。共产党人之所以信仰共产主义，是因为这个理论是从“实际”中来，并在“实际”中经过“试验”而被证明了的科学。因此，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愈明，信愈真，感愈切，革命的精神遂能愈久而愈坚”。他坚持“实践第一”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非常强调“培植”“趋重‘实际’的精神”，认为社会改革和科学实验都“不可离它须臾”，无论是革命导师马克思，还是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安斯坦（按，即爱因斯坦），都具有“趋重实际”的科学精神。周恩来说，马克思本着这种精神，才创立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学说，不然，“共产思想还存留在乌托邦中”，“牛顿没有它（按，指趋重实际的科学精神），引力原理未必发明，安斯坦没有它，相对论不会出世。”在论证划分科学与迷信的界线时，周恩来说：“迷信与信仰何别？别在其所信的理论与方法，能否用在‘实际’上来‘试验’，换过来说，便是能否合乎科学精神。”这就清楚地指明：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才是科学，否则只能叫迷信。他坚持科学精神，坚决反对迷信和盲从，指出：宗教迷信是“‘牺牲弱者庇护强者’，长人依赖性，诱人容忍，‘锢蔽思想’”的“人类中的一种毒药”。他强调：“再申谈一句，凡有所‘信’都不应超越于理智范围之外，出此便为‘迷信’。”周恩来是坚持实践标准的典范，在50多年的革命实践中，他坚决信守并身体力行这个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思想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提倡发挥全体党员的创造精神和负责精神，反对林彪、“四人帮”的现代造神运动和制造现代迷信的愚民政策，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纯洁性，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共产党人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民主集中制问题，主要之点就是正确处理党的领袖同党员、党的集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周恩来认为，党员应当用科学态度对待自己的领袖。他说，共产党人对待领袖不能像“教徒对于神父牧师只有迷信，即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应当“一方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时时监督其行动”，就是说要信仰真理、发扬民主，正确实行民主集中制，不要把领袖当作偶像来崇拜。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形成的。由于他们同人民群众息息相通，忠于革命事业，比一般人有更高些的智慧和才能，善于依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奋斗的智慧，率领人民推进历史的进程，因而理所当然地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人们心悦诚服地服从他们的指挥；但是领袖并非神仙，他们的认识也要受时代的限制，受客观进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对事物的本质和运动发展的规律，往往不是能一下子看清和掌握的。因此，再英明的领袖也不可能“明察秋毫”和“洞察一切”，做到百分之百的绝对正确而不犯任何一点错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领袖也难免会受蒙蔽和欺骗。服从领袖的指挥，监督领袖的行动，这是共产党人对待领袖的唯一正确态度。
个人服从组织，领袖要服从集体的决议。周恩来赞扬列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维护法制的模范行为。当时旅法学界中有人著书立说，攻击苏俄是“以首领之意志强迫人民服从”，周恩来针锋相对地质问：“著者亦曾知赤俄政治上的首领服从劳动会议（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人民委员会的决议么？著者亦曾知劳动会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常变更人民委员会的决议么？而劳动会议代表更有为无产阶级中人撤换的事么？”周恩来在这里提出并强调了个人服从组织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建党原则的根本前提，任何个人，包括“首领”，都不能凌驾于集体之上，而要“服从”集体的“决议”。周恩来不仅在理论上阐明了这一组织原则，而且在他一生的实践中，始终把自己置于党的组织之中，而不是之上。他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模范。
党员应当正确认识和运用党内民主的权利，反对奴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指出：“共产党当然不要‘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自由论者，但共产党也决未曾想造出蠢如鹿豕只知服从的党员。”他把有无民主生活看做区别革命军队和旧式军队的重要标志，“旧式的军队除掉被愚弄和服从外，无他事，今日的红卫军却有了劳兵会议”。他强调“军队犹如此，他种组织更不待言”。这就是说，党内更应当有充分的、正常的民主生活，把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
“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绝对民主化倾向，是社会上无政府主义在党内的反映。当时，无政府主义影响很大。周恩来从理论上深刻揭露了这种思潮的错误和危害，尖锐指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已有了十年以上的历史，他利用中国人的惰性和容忍，竟与那些思想堕落者结成了不解之缘，他们都自命为提倡科学的人，其实他们只会高谈那空想的艺术，高谈几个‘真’、‘善’、‘美’的名词，论到实在的开发实业的方法，恐怕除掉毁坏大规模生产，反对集中制度外，无什么具体主张。”【149】周恩来当时对无政府主义的切中要害的批判，对于那些在今天仍闹无政府主义以及沾染了极端民主化不良倾向的人来说，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千万不要和那些“思想堕落者”结成“不解之缘”。
“‘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自由论者”和“蠢如鹿豕只知服从的党员”，两者都是违背科学精神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都没有正确认识和运用党内民主的权利。前者会涣散、瓦解以至毁灭党的战斗力，把无产阶级的战斗先锋队变成资产阶级的自由俱乐部，后者会使人们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变成只能盲目执行指示的工具和机器，从而使党陷于思想僵化。林彪、“四人帮”正是既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又制造思想僵化的现代迷信运动，几乎整个毁掉了我们党所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共产党人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方向。旅欧期间，周恩来在实践的基础上，“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定妥了我的目标”【150】，确立了誓为共产主义献身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他对各种社会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认定共产主义是中国的“救时良方”。这个思想，集中反映在他1922年8月写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他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指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终久必归崩溃”，论证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文章“从经济状况上立论”开始，指出“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世界上只有一个共产主义能使这个责任无国界无种界地放到无产阶级的肩上，也只有他能使中国民族得列于人类中间彼此一视同仁。”周恩来分析了中国的情势，指出“一切缓和修正的办法都无所施”，只有共产主义“为彻底的改造良方”，不论中国，不论世界，都要走共产主义这条“顺势变更”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是“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
周恩来认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共产党人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把革命进行到底。旅欧期间，他非常注重了解、研究和学习列宁巩固苏维埃政权、发展社会主义胜利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阐明自己的观点，主要是：第一，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的“过渡期中”，“要肃清旧毒，扶植自由的新芽”。只有把企图复辟的旧势力肃清，把“锢蔽人心”的旧思想的“毒”肃清，才能使社会主义的“新芽”茁壮成长。他科学预言：“不然，还得请出‘沙’（按，指旧俄沙皇统治），请出克伦斯基政府来。”【151】三十几年后苏联出现“新沙皇”的霸权主义，四十几年后林彪、“四人帮”封建专制主义在中国的横行，完全证实了青年周恩来的远见卓识，第二，实行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内容的“经济革命”。周恩来强调，我国“教育实业的发展都系于我们民族的经济状况”，他在当时就正确指出，共产党在取得了政权、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要把工作的中心逐渐转移到“经济革命”方面来，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大力发展生产。他说：“共产革命的主要条件便是经济革命。在革命未成功前，我们只是个破坏，无所谓建设。革命成功后，生产的劳动阶级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消灭了私有制度，集中了资本，公有了农田，重用世界上无作用的科学家来帮助无产者开发实业，振兴艺术，更进而求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平均配合。”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科学技术，是没有阶级性的，也是没有国界的，“资本主义害处……不在它利用科学，乃在闭塞工人的知识”，执政的共产党只有使“科学为全人类效力”，“人类才得脱去物质上的束缚，发展自如。”第三，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周恩来非常赞赏列宁发扬民主和维护法制的模范行为，在他看来，列宁领导的“赤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得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代表和“拥护被压迫阶级利益”，主张“共产革命”，“消灭私有制度”以达到“消灭阶级界限”，“铲除痛苦的根源”；同时，它具有保证实行民主和法制的比较完善的制度，人民的权力机构拥有立法、选举、监督和罢免的权利，它可以“变更”政府的“决议”，“撤换”国家工作人员直至“首领”，“首领”要“服从”人民权力机构的“决议”【152】。
概括起来，周恩来这个时期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必须以马列主义的科学理论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领导人民群众为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5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坚持上述基本思想进行党的建设，才能把党建设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击破各种形式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的破坏，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核心力量。
（二）关于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建设的学说
旧中国是一个处于内外敌人武装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革命的敌人武装到了牙齿，没有一支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就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
周恩来在旅欧期间就开始懂得组织革命军队的重要，他总结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明确提出组织革命军队、夺取革命胜利的思想。他说：“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153】在致逸豪（按，即邓颖超）的信中，他引述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卢森堡的话：“我们若无军队便不能革命”，赞赏这是“见到之语”【154】。
1924年，我们党同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合作，全国处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高潮中。夏季，周恩来从法国巴黎回到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先后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书记等职。这个时期重大的军事活动，从黄埔建军到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两次东征，到北伐的胜利进军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成功，从工农群众武装队伍的组建，到党直接掌握的军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的诞生，都和周恩来的名字分不开。在实践中，周恩来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基本原理，紧密结合这个时期军事斗争的实际，致力于创建革命军队的艰巨事业，并且从理论上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军队建设的有关问题。
无产阶级只有建立一支革命军队，才能达到革命的成功。周恩来从社会的发展、世界革命的进程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强调建立革命军队的极端重要。他总结了从奴隶制度到资本主义制度人类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指出奴隶主阶级和地主资产阶级之所以掌握“一切的统治权和支配生产权”而成为统治阶级，就因为他们手中掌握了军队这一“武力”的“工具”。但是，剥削阶级利用军队压迫工农劳动群众的历史“不是永恒不变的”。现在，世界已“进化”到了被压迫阶级利用武力“冲破”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了。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就是一个范例。周恩来认为，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在于“工农利用武力推翻了俄皇贵族”。他满怀信心地指出：“同样，中国被压迫的民族及其他被压迫的弱小民族，觉悟到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压迫的时候，也会从他的本身造出的武力用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他明确指出，在由西方的无产阶级和东方的中国革命会合起来的世界革命中，“军队的组织更有重大的意义！”中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只有“造成他本身的武力”，才能用以“达到世界革命的成功”【155】。中国无产阶级只有有了自己的军队，“才能以机关枪大炮报沙基惨案的仇。”【156】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具”，是实现党的理论的“先锋”。周恩来的《军队中政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阐明了革命军队的性质和任务。他批判了“有枪阶级是压迫者，无枪阶级是被压迫者”的谬论，指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必须把自己的斗争提到组织革命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的高度。他说：“军队不是阶级，是一种工具”，它既可以作压迫阶级的工具，也可以作被压迫阶级的工具，被压迫阶级应当、也必须“利用这工具去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势力”。他指出，为人民谋利益是革命军队的唯一宗旨，这种“被压迫者的本身组织起来的武力”，“并不是压迫人的”，而是“成为解放人的武力”。它的榜样就是“苏俄劳农政府的红军”。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强调“解除人民痛苦”，“增加人民幸福”，是革命军队军事行动的根本目的。【157】这样的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周恩来关于军队应当是革命工具的思想，为人民服务是军队唯一宗旨的思想，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明确规定了军队的革命性质，从而划清了革命军队和反动军队的根本界线。这些重要思想，对于我军的建立和发展，一直起着实际的指导作用。
革命军队必须建立政治工作。周恩来认为，政治工作是使军队确立革命观念的保证，军队要成为革命的工具，就必须开展革命的政治工作。他在《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中指出我们的政治工作要批判军阀军队利用“宗教运动”来维护部队统一的作法，也要避免法国革命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一些弊病，而要学习列宁领导的苏俄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他赞扬红军的政治工作“目的也对，方法极好”，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周恩来从当时的实际状况出发，提出政治工作的任务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有革命观念，使全军上下明确：反对帝国主义、消灭军阀是自己最近的唯一使命。周恩来确切地阐述了军队的基础在于士兵这个正确观念，他说：“军队的本身完全在士兵，因为有广大的兵士群众，才能够成为军队。”【158】因此，“我们在革命军里做政治工作，最要紧的是使广大的群众明了帝国主义的罪恶”，“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159】。“要使兵士明白怎样与工农联合”去“共同打倒帝国主义”【160】。周恩来这里提出的革命军人要认清敌友、懂得为谁打仗，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和紧紧依靠工农群众这三个重要问题，可以说是最早全面概括了我们部队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对于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起了重大的作用。
周恩来把纪律教育作为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强调革命军队应当做到“认识革命化、纪律化、统一化”【161】。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开学典礼上，周恩来把遵守纪律提到“革命最重要的一个要素”的高度。他说，自觉地执行纪律是克敌制胜的一个“要素”，“假使没有这个要素，一定不能把反革命的陈炯明，假革命的杨希闵、刘震寰打倒，将来更不能把我们仇人（按，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一概打倒。”【162】周恩来强调发挥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政治思想工作要讲求实效，指出干部和政治工作人员要以身作则、严守纪律、勇敢作战，比士兵更要勤苦，政治工作要区别民众、士兵、伤兵和俘虏等不同对象，用最经济的时间，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革命军队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援，才能夺取战争的胜利。周恩来坚信战争最深厚之伟力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他回国刚一投身大革命就提出团结革命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和商人，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和一切反动派的明确思想。他说：“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兵士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以作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163】他强调：“若无人民援助”，军队就“不足负重大责任”【164】。东征中，周恩来非常重视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依靠和发挥人民的力量，把“一方面向民众宣传，一方面训育士兵”【165】并列为部队政治工作的两项基本内容。他每到一地，总是强调军民团结，抓紧组织工农学商各界的坚强民众团体，配合和支援革命军的军事行动。周恩来特别强调工农的支援对于战争的胜利有着决定性作用，他说：“工农阶级”是“革命先锋”【166】，“他们需要国民革命之成功，比任何人都感觉急切”【167】。1925年7月，他在总结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胜利时指出：打平东江和打倒杨、刘，都“不是军队的能力”，而“是广州工农与革命军联合的势力”。周恩来对工农和革命军队的阶级地位作了科学分析，指出他们根本利益的一致，都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剥削和压迫，“他们所受是同一种的痛苦”，所以他们就有联合的需要与可能，他们形式上所受的痛苦不同，而他们永远是联合为同一的阶级。周恩来的口号是：“工农兵大联合！共同打倒帝国主义！”【168】周恩来的这些重要思想，闪烁着人民战争思想的光辉。
革命军队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和指挥。1926年5月，周恩来代表党向叶挺独立团作指示，把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列为首要一条。当时他和毛泽东都很重视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他们曾经商谈，主张在国民革命军所有的六个军中，都要搞一支像独立团一样的党所直接掌握的军队。在当时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和两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周恩来在加强党对军队领导作用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工作：第一，在政治思想上，宣传党的主义、理论和政策。第二，在组织上保证党的领导。如在黄埔军校建立了直属中共广东区委军委领导的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作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在叶挺独立团设立党支部、连设党小组，党支部直接向区委及其军委汇报工作。周恩来还注意培训优秀的共产党员作为军事、政治干部充实部队，增强部队中党的力量。第三，在制度上，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建立和推广党代表和政治部的制度，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大多由共产党员担任。这项制度，在我军建设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说：“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169】
周恩来这个时期阐述的关于武装斗争和建设革命军队的理论，其主要之点是：无产阶级要取得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胜利，必须组织一支坚强的革命军队。这支军队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战争的工具，是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先锋，这支军队要肩负这一光荣的使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这些思想，对于我军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的形成，起了奠基的作用。
（三）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学说
革命统一战线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法宝。我们党认识和运用这个法宝，曾经走过曲折的道路，付出过很大的牺牲。1923年“二七”惨案后，党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单凭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而要胜利，必须团结一切革命力量，团结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派，同他们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基于这一认识，党的三大确定了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决定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希望经过两党的合作，来实现无产阶级与其他民主力量的联合，并且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党在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性。经过党的努力，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革命派改组了国民党。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成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周恩来在初期革命斗争中，就很重视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工作。五四运动中，他提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这里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同业公会”在内。【170】旅欧期间，他强调勤工俭学同学和华工的团结，指出“只有无条件的携手……协力进行，才好图工学前途的发展”【171】。他在研究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经验时，很重视无产阶级做团结、争取军队的统一战线工作，指出“法国工人同军队一旦能联络起来”，革命“便有了希望”【172】。党的三大以后，周恩来积极贯彻民族统一战线方针，1924年国共合作，巴黎成立了国民党旅欧支部，周恩来是支部负责人之一，在华工和勤工俭学生中努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回国后，在联合战线工作中，在工农运动和军事斗争中，周恩来都创造性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总结了一套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初步理论。
第一，分清敌我友，团结各派民主势力，结成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力量为中坚的反帝反封建的广泛民族统一战线。
分清敌我友，确定主要的打击对象，团结和壮大革命力量，孤立、瓦解敌人，这是任何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根本条件。对于这个基本问题，周恩来较早就有论述。1924年2月，在巴黎出版的《赤光》第2期《革命救国论》一文中，他分析了中国革命运动敌我友三个方面的力量，指明了构成中国革命动力的革命势力。回国后，他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深入研究中国国情，分析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基本状况，指出：中国是一个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内受封建军阀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武人政治”是“扰乱中国的两大障碍物”【173】。这就是说，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不但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还有更强大的帝国主义。周恩来总结了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指出：“不论帝国主义者、军阀政客、官僚或是买办与洋货商人，他们统统都是革命的对头。”【174】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进一步分析了敌人营垒的情况，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敌人。它支持地主阶级，豢养走狗买办阶级，扶植军阀“攫夺中国的政权”，它对中国民族的“压迫至于极点”【175】。因此，“中国民族欲图生存，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倒，中国民族也万难解放。”【176】周恩来坚定地指出：“中国民族既与帝国主义不两立了，我们便当将帝国主义敌人认清，不容有丝毫和缓和妥协的希冀存在我们的心理中。”【177】这铿锵有力的语言，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坚定性和彻底性。
周恩来认为，认识敌人的强大，为的是“要下我们团结的决心”【178】，团结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商人，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应当包含两个革命联合：“一联国际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作反帝国主义的进攻，一联国内被压迫民众作推翻帝国主义走狗之中国军阀的革命。”【179】
在对各革命阶级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周恩来正确阐述了它们在国内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关系。无产阶级是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1925年，周恩来从省港大罢工的斗争实践中，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明确提出了“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的光辉思想，强调无产阶级“要领导农人兵士而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来打倒帝国主义”【180】。1926年，他进一步强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才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实现。”【181】工农群众是统一战线的中坚。周恩来特别重视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农民受剥削和压迫最深，故“拥护革命最力”【182】。他在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农民对国民革命有三大贡献：政治上拥护革命，经济上支援革命，武装上保卫革命。他说：“工农群众为国民革命之中坚”，工农群众是“革命的基本势力”【183】。这就是周恩来对工农联盟在统一战线中重要地位的科学概括。民族资产阶级是可以合作的朋友。周恩来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指出“我们现在要认清楚中国的买办阶级，不是中国的商家”，它是受帝国主义“支配”的，它“甘为帝国主义的走狗”【184】，是“革命的对头”【185】。民族资产阶级则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这几年来，商人所受的苦痛，也算极了”，它能够和革命“合作”【186】。周恩来把它包括在“革命民众”的范围之内，视为革命“实力”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187】
第二，掌握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实行依靠左派、团结中派、孤立右派，发展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这个时期的统一战线，是一个从工人阶级到资产阶级的广泛的统一战线，作为我党联合对象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政治上是十分复杂的一个党。因此，只有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坚持鲜明的阶级观点，才能正确实行党的统一战线策略。周恩来的《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剖析了统一战线的基本状况，指出无产阶级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看到统一战线内部不同阶级和集团的存在，并正确处理由此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斗争。他说：“国民革命原是中国各被压迫阶级共同的出路。不过在这革命过程中，各阶级却有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尤其是在民主政治的实施期中，他们更有各自所欲获得的利益。”不同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不同的政治态度，“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常摇摆不定”。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周恩来对国民党进行了透彻的阶级分析，指出“不同的阶级性反映到国民党内自也形成了各派”，左派是“革命的”，“与帝国主义决裂非常坚决”【188】，中派“有革命倾向”【189】，“国民党右派是永不革命的，是永远希望和军阀帝国主义勾结的。”【190】根据这种情况，周恩来提出我党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应该是：联合国民党左派，依靠工农群众作为“革命的势力”，团结和争取中间派，帮助他们“打破”“妥协的心理，断然离开不革命的右派”，揭露、孤立右派，“肃清”国民党内部的反革命。【191】
这个方针，体现了又联合又斗争的基本原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周恩来当时虽然没有作出“两面性”这三个字的概括（就目前我们所见的材料），但是对这个阶级所作的理论分析和所取的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指出它“富于妥协性”，实际上就是抓住了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这一本质。周恩来一方面看到它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所受的“苦痛”，因而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它是无产阶级联合和团结的对象；另一方面强调指出这个阶级在革命中“总是富于妥协性”，需要无产阶级的“督促”，通过帮助、批评和斗争，不断克服其妥协性，使它站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立场上，成为无产阶级的一个同盟军。周恩来总结了“五卅”运动以来的历史经验，正确预见到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这种斗争的不可避免性，指出“要有冲突，必是革命的工农群众和与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推进国民革命”，“防止”这个“阶级的妥协性在革命中发生不良影响”【192】。周恩来还特别提醒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要警惕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利益的国民党右派，从统一战线内部破坏革命，他说：“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193】因此，正确执行与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坚持用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去克服它的妥协性，就显得更为重要。周恩来在1926年底发出的提防“不革命的右派”从统一战线内部击破革命的警告，如果能够唤起我们党的领导集团的及时警醒，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发动突然事变有充分的精神准备，那么，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不可能一下子被内外敌人所打败的。
正确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必须开展严肃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周恩来始终坚持统一战线的策略，顾全国共合作的大局，号召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密切地合作”【194】，教育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拥护执行新三民主义的国民政府，反对共同的敌人，同时，坚决地揭露、批判右派分子诬蔑工农运动“过火”的谬论和压制、破坏工农运动的罪行。对于当时广东政府“压迫工人农民解放运动”的错误，对于资产阶级在对敌斗争中暴露出来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进行善意而严肃的批评、坚决而适度的斗争；希望国民党和广东政府不受军阀“挟持”，摆脱右派“包围”，“肃清”内部的反革命，推进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195】
第三，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问题，本质上就是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这是关系到统一战线成败的根本问题。由于孙中山曾经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由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不少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由于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组织，当时统一战线中，国民党在名义上居领导地位。但是在实际上是孙中山接受了我们党的领导，作为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是由共产党人帮助起草的，这可以说是孙中山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具体表现。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统一战线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趋激烈，公开的、隐蔽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加紧进行限制、排挤和打击我们党的各种反革命阴谋活动，千方百计窃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破坏革命。因此，坚持还是放弃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成了能否发展民族统——战线的关键。
1926年12月，周恩来写了《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总结了国共合作后我党发展统一战线的经验，从理论上集中论述了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强调了党必须争得对统一战线实际领导权的极端重要。
周恩来指出，统一战线中复杂的阶级关系，决定了无产阶级必须坚持自己的独立性。资产阶级在内外敌人的引诱、压力下常常妥协和屈服，力图使革命朝着有利于自己阶级利益的方向发展；小资产阶级会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动摇不定。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坚持独立自主，用自己“最不妥协的”革命彻底性，击破敌人的阴谋，坚定小资产阶级，努力防止和消除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对革命的不良影响，才能使统一战线顺利发展。
周恩来认为，要做到独立自主，必须取得革命领导权，必须坚持党的主义和政见，必须保持对同盟者监督和批评的权利。
坚持独立自主，就要牢牢掌握革命的实际领导权。周恩来指出，虽然我们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且根据斗争的需要和出于策略的考虑，名义上承认国民党的领导，“但这不是说中国共产党便失其独立性质而不应有何种独立主张。”所谓独立性，就是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的实际领导权，并且把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在1925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动员比较成熟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国民党，是“为左右革命的权力”（据1959年揭阳县革命老人座谈会的回忆材料）。这就是说，我们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把国民党改造成为“整个的革命的国民党”，使之成为我们推进革命发展的一个工具。周恩来明确指出，富于妥协的资产阶级没有资格担当革命的领导责任，而只有最不妥协的无产阶级才是唯一能够领导中国革命的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是同资产阶级争夺对农民的领导。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领导起来，建立强固的工农联盟，资产阶级才有可能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因此，我们党要“领导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打倒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为解放他们的痛苦奋斗到底”。
坚持独立自主，必须坚持党的主义和政见。周恩来强调，在统一战线中不应该掩盖我们党的旗帜，“我们除宣传主义外，还时时有将政见宣布的必要”。这样，才不会因为实行统一战线而模糊了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周恩来认为，我们党领导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不仅仅是争取目前的胜利，而且要为“世界革命”奋斗到底。还在1924年6月，也就是国共两党合作不久，周恩来就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历史任务，是要领导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内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他在《赤光》第9期发表的《再论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一文中，驳斥了那种认为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是“阶级妥协”的错误观点，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翻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何从而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周恩来还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他在文章中阐述了这两个革命阶段的区别和联系，指出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才能进行后一个革命。他说，如果不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那么，“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周恩来论述的上述观点，深刻而正确地宣布了我们党的“主义”和“政见”。坚持这些观点，就是举起了党的旗帜，就是坚持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
坚持独立自主，必须保持对国民党的监督权和批评权。周恩来指出，受剥削、压迫最苦的工农阶级，需要我们党作为为他们“谋利益”的“前驱”，代表他们“提出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并督促国民党政府次第实施”。保持批评同盟者的权利，这是维护无产阶级独立性的一个原则问题。周恩来严肃批评国民党和广东政府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在《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一文中尖锐指出：“现在国民党中的投机空气，几乎又与（革命成功，革命党消）民国元年相仿佛”，国民党只有彻底实施自己的宣言，才能获得工农的支持，推进革命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这个时期的战略思想是：在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下，执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用民族统一战线推进反帝、反军阀革命战争的胜利进行。周恩来在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为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形成党的统一战线的完整理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综观周恩来这个时期的革命活动，在他身上鲜明地体现了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他不仅具有无私无畏的革命风貌，而且具有理论上的巨大勇气和创造精神。他不迷信本本，不照搬条条，不满足于已有的认识，敢于研究、解决革命进程中出现的迫切问题，善于总结实践的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上升为理论的认识，指导实际工作的开展。今天，在探索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革命道路上，我们特别有必要学习、继承和发扬周恩来的这种优良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