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思想解放和评价历史人物问题——在山东省召开的党史讲义和党史教学讨论会上的报告【1】（1979年5月18日）
同志们：
这一次山东省开一个党史讲义和党史教学的讨论会，我们来学习，和同志们见面，和同志们交流一下意见。那么，先谈一个前言，谈谈思想解放和评价历史人物问题，以下讲关于五四时期的陈独秀，请同志们多指正。
最近，5月1号到9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一个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这是个全国性的纪念会和学术集会。现在我们山东省接着又召开了有全国各地一百几十位代表来参加的党史讲义和党史教学的讨论会。我们这个会紧接社会科学院的前一个会，可以说也是前一个会的继续吧，也是个学术会议。讨论的范围，可以说都是党史、革命史、现代史这个范围。
从党史来说，前天教育部李正文司长也谈过，去年11月有个杭州大学召开的党史课讨论会，那也是关于党史、革命史、现代史的带全国性的学术会议。那么我们这一次济南的会议，也可以说是杭州会议的继续和扩大。这三个会都是盛会，讨论的中心，大体是一致的：一个就是我们继续解放思想，冲破林彪、“四人帮”所设置的禁区，拨乱反正，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提倡实事求是，提倡民主和科学、民主精神、科学态度，提倡探索真理，服从真理，坚持真理。这也就是完整地准确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根本原理，反对思想僵化，反对现代迷信，这是解放思想问题；这也就涉及怎样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历史人物，实事求是，弄清历史上重大的功过是非问题，这就是三中全会的精神。
第一个问题，解放思想问题。我简单讲几句。当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关系到能不能实现我们国家的四个现代化，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如果思想僵化、迷信盛行，不能够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那么我们四个现代化就会是一句空话，就会落空。而这个思想解放运动还是刚刚在开始，因为粉碎林彪、“四人帮”也还不久，“四人帮”被粉碎还不到三年，肃清流毒的工作，还需要不懈地努力，深入地进行下去，在各门学科都要深入地进行下去。
大家都看了周扬同志的报告，周扬同志的报告把我们当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作为五四运动以来三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之一提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五四”以来，第二个思想解放运动就是延安整风运动，反对教条主义。我们现在是第三个思想解放运动，这个运动刚刚在开始。五四运动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延安整风纠正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也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现在纠正林彪、“四人帮”十年的极左路线，这又是一个新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都是我们写党史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写党史脱离了这三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个党史课本就脱离了最重要的思想内容。我们当前的中心课题就是放手解放思想，谨防思想僵化，谨防“句句是真理”、“一句也不能动”之类的思想禁锢。“五四”时代第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了孔孟的老教条。当然，从孔子孟子他们本人来说，我们怎么历史评价，怎么一分为二，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人们的思想被统治者利用孔孟学说禁锢、束缚、僵化了两千年，这个危害是很大的。“五四”时期，当然从对立面来说，林琴南、辜鸿铭这一班清朝的遗老遗少，他们继续是僵化思想。从新文化运动当中的右翼来说，比如说胡适宣传白话文，我们应该加以肯定，有进步意义。但是他后来也是搞什么整理国故，贩卖实用主义，引导青年去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也还是僵化思想。而我们老一辈革命家，“五四”时期的青年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蔡和森等等，他们在“五四”时期思想很活跃。
毛主席当年也读过四书五经，也相信过无政府主义，曾经想和蔡和森同志一起在岳麓山那个地方搞一个新村，就是一块儿劳动，一块儿分配，新村主义。周恩来同志到日本去留学，刚刚去的时候，他也相信过明治维新军国主义，以为可以富国强兵，他也相信过贤人政治。恽代英同志、陈延年同志都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他们都经过一个探索真理的过程，才找到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也还有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的过程。所以说，他们追求真理是有一个过程的，他们思想很活跃。不能设想人们一开始就迷信一种东西，就认为是真理了，必须通过他们自己的实践的认识的过程。所以也要允许现在这一代青年人有一个思考探索的过程。当然现在青年人条件好多了，一开始能够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可以供他们学习，有许多方便的条件。但是要允许他们通过探索和思考，达到真正认识的过程，使他真正认识到真理。现在的条件，不像五四时代青年那样了，因为当时接触的社会主义思潮，有各种各样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也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也有，新村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也有。经过这许多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比较才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我们现在有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放在青年面前，引导他们学习，因此，社会上有一点点支流，就是青年思想有一点点混乱，这并不可怕，可以引导向正确的方向，因为真理在我们手里，会引导青年同志到真理的道路上去。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引起这些混乱，责任不在青年，而在林彪、“四人帮”搞乱了青年的思想。因为这一代青年，在他们懂事的时候，他们所接触到的大量的货色是冒牌的假马克思主义、假社会主义、假毛泽东思想。第一，就是林彪、“四人帮”及某顾问的冒牌的假社会主义，也就是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穷过渡”的、贫穷的平均共产主义，也就是封建社会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给人民以贫穷王国，而他们自己是淫乐王国。第二，林彪、“四人帮”、康某给他们的是假无产阶级专政，假的；林彪所谓四个念念不忘，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假的，也就是他们的封建法西斯的全面专政。张春桥、姚文元所谓的全面专政，也就是江青这位“女皇”的独裁寡头政治。第三，就是林彪、“四人帮”、康某搞的假的所谓党的领导，也就是把党、团、周总理为首的人民政府、民主和法制统统砸烂，大乱天下，乱中夺权，实行江青、山东的王效禹之类的帮派体系的领导，把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领导冒充为党的领导。第四，就是林彪、“四人帮”、康某的假马列主义，假毛泽东思想，也就是披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打着最最最最最高举，更高的更高的高举这样的旗号，借高举以营私，篡改、阉割、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拿起“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样的棍子来打人，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宗教化、符咒化，念念有词，念符咒似地搞现代迷信，僵化思想，后来就演变成为“一句也不能动”。这是一条思想路线，也就是高举假马列主义、假毛泽东思想。
今天，邓小平同志讲，我们要坚持四个原则，我们就是要坚持真理。一，就是真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二，真的无产阶级专政，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是最广泛的民主，只对少数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三，就是真正的党的领导，也就是三中全会讲的党的集体领导。四，就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就是邓副主席说的完整地准确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立场、观点、方法、革命的精神实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结合实际（历史实际，当前实际），正确解决实际问题。讲真理，讲真话；反对讲大话、讲空话、讲假话；服从真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所以我们要具体分析，因为这一代青年，他一懂事时记着这么多假的东西，“假作真时真亦假”，他们对真假一时分不清楚，因为林彪、“四人帮”以假乱真、鱼目混珠，真假混淆、是非颠倒，所以青年们产生了怀疑。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拿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的四个原则来教育青年，批判、弄清、肃清那些假的东西的流毒，这就叫做“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因此，青年们思想活跃是好的，思想混乱一点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思想僵化，一僵化，把林彪、“四人帮”这一套假的东西又灌输到青年当中去，就糟糕了。这对我们执行新时期的总任务，对党的事业的前进，就糟糕了。比如说，社会主义有优越性，昨天廖盖隆同志讲了很多。本来我们不管怎么说，我们建设三十年社会主义，发展无论如何也要比资本主义快、好，多快好省嘛。为什么我们发展慢了呢？就因为许多假的东西、错的东西起了作用。必须把这些假的东西、错的东西肃清，把鱼目混珠的鱼目拣出去，这样，社会主义这颗珍珠才能大放光明，社会主义优越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思想解放运动还刚刚在开始阶段，还是方兴未艾，任务很艰巨。从“四人帮”被粉碎到现在也不过是短短的三年时间，这在历史上是很短的时间，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还刚刚在开始，弄清楚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这个问题刚刚提出来，原来弄不很清楚，在三中全会才弄清楚，原来讲什么“极右实质”，还不是很明确。所以，现在不是收了，而是要大大地解放思想。
我们研究党史就需要深入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党史课的重要意义也就在这里。大家努力作扎实的探讨，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写出新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我们中国革命走过很多弯路，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实行了正确领导，但是党的历史上很多问题，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并不是全党都弄得很清楚了的。到1945年，这就是遵义会议以后又经过了十年，才写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1945年到现在，又是34年了，这又需要写出新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时候，1945年是经过了延安整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和党史讨论。现在我们是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也要有一个党史讨论，把这34年的历史总结一下。我们来看，总的说，遵义会议后，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的路线是很正确的；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的路线也是很正确的，全党思想很一致，办法也很高明。解放以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时期，我们各种方针、政策都很稳当、很高明、很正确，发展也比较快。1957年反右派就有个扩大化的问题，1958年以后有个刮五风的问题，三年经济困难，发生了马鞍形；以后又有反右倾机会主义弄错的问题。演变到1966年以后，林彪、“四人帮”横行，这一个历史现象长达十年之久，1966年到1976年。华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解放思想，高举马列主义，顺应人民的要求，9亿人民的要求，一铁拳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人民真是人人高兴、个个称快！这个整整十年的动乱，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糟蹋得不像样子，党风、学风、文风都糟蹋得不成样子，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以说占到五分之一的时间。
这难道是偶然出现的吗？难道不是值得十分重视、认真总结经验的重大教训吗？所以，这就需要对于林彪、“四人帮”的出现及其灭亡，一个一个问题作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写出新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当然，这些探讨和研究不是一下就能解决的，也就是三中全会公报所说的，需要比较慎重地探讨研究，不能匆忙作出结论来。匆忙草率地作个结论，那也不解决问题，就像延安整风经过思想统一，经过详细的党史讨论，才写出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我们党史工作者就是要认真地严肃地真正研究当时的情况，当时的文件、文告，弄清问题的真相，根据事实作出科学的论断出来。这样一个一个问题的解决，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能够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作出科学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有了新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能够由中央编出一部新的党史课本出来。目前，看起来中央还顾不上来编一部新的党史课本，而这后一段党史没有一个新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话，要编一部新的党史课本是有困难的。我们党史教员当然就更不行了，是不是？我们也就只能够讲到1956年，或者是讲到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反右派以后有些问题就不大好讲了，我们也讲不了啦。关于“理论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理论是没有禁区的，科学是没有禁区的，李正文同志前天讲了，我们可以探讨。课堂上当然也可以作些探讨，做些研究性的讲解，讲些研究性的意见还是可以的，在报刊上宣传就要更慎重一些。写成讲义出成书，当然难度就大了。所以，现在大家说党史讲到1956年八大，或者是1957年。在八大以前，或者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前，也就是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总的说历史事实、理论观点，还是比较成形，我们比较有把握。过去，1957年以前这段历史，除了被林彪、“四人帮”歪曲的以外，总的说，我们过去建国后17年写的讲义、课本、简史都还是基本符合事实的，实事求是的。基本事实、基本理论、基本观点是对的。所以，不能因为后面有些问题没有解决，就取消党史课，把以前的1956、1957年以前的党史也抹杀，也一概怀疑，那就不对了，那是不行的。以前基本事实、基本理论都还是正确的，可以讲的。过去，“文化大革命”前，我们编过一些党史课本、粉碎“四人帮”后又编了一些党史课本、革命史课本，这些都还是有成绩的。
当然，林彪、“四人帮”时代，北京的“林氏春秋”，上海姚文元组织的写作班子，什么这个两条路线斗争史，那个两条路线斗争史，那就不可信了，有很多歪曲篡改。所以，总的说，解放思想问题，宣传上我们要注意政策，但中心我们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换一句话说，就是不断地认识真理，服从真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讲真话，写真党史，这才是真正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谈谈关于解放思想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谈一下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我们接触到很多党史教员，大家大量涉及的问题就是怎么评价历史人物。党史很多禁区也是来自历史人物。要对党史上历史人物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那么，就必须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以及康生、陈伯达所设置的禁区。譬如说，对于“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本来我们党对这些历史人物都是有定论的。毛主席在1936年跟斯诺的谈话中（就是跟斯诺谈话在自传中讲到的），对“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毛主席都作了实事求是的客观的评价。解放以后，在前一段时期我们对这些人物也还是作了科学的论述。1954年、1955年批判胡适，主流是好的。但是，多少就出现一点形而上学，形式主义，好就绝对好，坏就绝对坏，就出现这些现象。到了1963年、1964年，康生、陈伯达就拿起了大帽子，开始打棍子。首先搞了个所谓“普列汉诺夫事件”，就是当时编译局在一个注解里头，按照列宁的观点来注释普列汉诺夫，就说他前期是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期成了取消派。这康生、陈伯达就拿起棍子来说，这样不对，是吹捧了叛徒。从此，对历史人物就不能够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造成形而上学猖獗。我们恐怕记忆犹新，当时凡是实事求是地评价了陈独秀的都挨了批，扣了许多大帽子，什么吹捧叛徒啦，为叛徒翻案啦，等等。杭州大学一位同志，就为这么一件事情，一个普通的党史教员被关了三年“牛棚”。毛主席早就讲过，李大钊同志是先于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受了李大钊影响，受陈独秀影响的。至少李大钊同志是应该充分肯定吧！可是康生说，这么讲就叫做分庭抗礼，是贬低毛主席。他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就制造这么个谬论：反对分庭抗礼。于是就把李大钊在革命博物馆陈列中的地位降低了，李大钊同志英勇牺牲的绞刑架也拿走了。“四人帮”粉碎了，情况不同了，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打破禁区，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地评价“五四”时期的人物，譬如李大钊同志，张静如同志准备给大家讲讲李大钊同志，我们肖效钦同志讲毛主席当年思想发展的过程。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我想讲三点。
第一点，就是这回中国社会科学院“五四”讨论会当中召开了个“五四”时期老同志座谈会，邓大姐讲了一段话，就是号召大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也是我们为人做事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应当进一步贯彻历史唯物主义，把历史人物放到一定历史条件中去评价。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就是荒谬的，因为历史现象是变化的，时间、地点、条件、人的思想也是变化的。譬如说陈独秀，我们讲这个问题，“五四”时期，党建立时期，这时他是一个思想情况。以后他演变，变化为右倾机会主义、取消主义，他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当然他也有些坏思想发展。在人的思想当中，并不是单一的、很简单的。人的思想比较复杂，有正确的，有错误的；有时错误思想发展起来，有时正确思想占上风。思想方法也是有时候主观和客观符合，有时候主观和客观不符合。主观和客观符合，唯物主义占上风，有时也难免出现唯心主义错误估计。所以我们也就要时时学习。总理说“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就是这个意思。经常要让正确思想占上风，唯物主义占上风，不要让错误思想、私心杂念、唯心主义占上风，是不是？
人生是个改造斗争的过程，人本身的思想也是有斗争的。一个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他骄傲起来，或者唯心论、主观主义盛行的时候，他也可以犯错误，作出错误的判断，也可以看错人，但并不能因此否认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形象。譬如斯大林同志，他晚年犯了些错误，我们并不否认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早期在革命斗争当中，革命思想正确思想占上风，作了功绩的人，条件变化了，骄傲起来了，或者遇到其他特殊困难情况，他的错误思想又战胜了正确思想，也可能演变坏了，这也是事实。那么，又譬如我们讲到杨度，是帮助袁世凯复辟的筹安会的六君子之一，臭名昭著。但这个人在袁世凯复辟帝制以后，他先消极，学佛学，念经学佛，但觉得这个也没有出路，后来受胡鄂公同志的影响，叫他读马列的书，他读了马列的书，看到共产党人英勇奋斗，他思想转变了，从错误、苦闷、消极转变为积极，以后参加革命，为党的事业做了许多重要的革命活动、秘密工作，以后加入共产党，一直到死是个共产党员，为党立了功劳，因为他这个身份很容易掩护。那么这不是奇怪吗？但是是事实。所以我们就要按历史唯物主义来评价历史人物。邓大姐又讲了这么一段话，报上也有，我念一念。她说，现在理论战线要抓的问题很多，要百家争鸣，理论战线从哪里抓起？还是要抓根本。就是小平讲的第四条，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内容很丰富，抓根本还是提倡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我们掌握马列主义思想核心的一条，不然的话，不会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要抓这个根本，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四项基本原则，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你根本抓什么呢？就是抓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邓大姐的意见非常正确，非常精辟，抓到了问题的本质。这就是科学体系，这就是立场观点方法，这就是根本原则，就是要抓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也就是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第二点，对于党史上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还是要继续冲破禁区。我们写党史讲党史，要多出现历史人物。我们觉得写历史离不开具体的人物的活动，如果一部历史书抽调了具体的人物的活动，那就会成为一堆空论。“四人帮”横行时期，这个两条路线斗争史，那个两条路线斗争史，它根本一条错误，就在正面的只有毛主席一个人，错误的也只有机会主义，它完全变成了一堆空论或者变成抽象的社会学公式。我们决不能把党史、革命史弄得只出现几个正面人物和少数几个反面人物的历史。如果是这样做法，那么仍然会流于空洞、抽象，学生感觉到没有兴趣。譬如说，我们打济南，解放济南，许世友同志率领部队解放济南，把王耀武捉住了。我们可以讲王耀武，但是就不能出现许世友，为什么就不能出现许世友？完全可以讲许世友指挥部队围困济南，解放济南，是不是啊？这就生动了吗，是吧！所以党史上多出现一些历史人物，使党史变成有血有肉的生动活泼的历史，而不是干瘪瘪的条条，这也是我们要突破的一个禁区，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这回“五四”老同志座谈会上，李维汉同志讲了这么一段话，我觉得这个意思很好，把它引证一下。他说，“我们写历史要真实，写小说的历史背景也要真实。实事求是要舍得花工夫，要查对历史的烈士的材料，调查半年都搞不清楚。要给历史留下点资料，重视历史的本来面目。毛主席、周总理是全民族的领袖，地方有地方的领袖，单位有单位的领袖，我建议多搜集烈士的资料，有多少无名英雄的资料，中上层的烈士有人注意，下层基层的烈士也要注意。保定白洋淀有个碑，把和日寇作战牺牲的同志都写了上去，当地群众非常重视。如果把这些烈士的资料都整理出来发表，就会鼓舞当地的群众，教育作用很大。”我想建议，把三个时期，即五四运动、党的成立、北伐大革命时期的资料多用一点力量把它整理出来。目前在世的人已经很少了，搜集材料带长久性质，有的人在某一方面已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了，他没有了，就再也找不到人了。写党史搜集材料非常重要，要编辑资料，这就是鼓励我们多写烈士的资料，多访问历史人物，讲他自己的回忆也好，讲他对一些事件的回忆也好，讲对别人的回忆也好。我们党史工作者感到好像没有多少科学研究工作可以做，我觉得李维汉同志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方向。有多少烈士，多少无名英雄，为革命英勇流血牺牲了，连个名字也没有留下。我们有责任把他们的名字留下，把他们的事迹留下，来教育后一代，懂得我们革命来之不易，目前的局面来之不易，教育他们热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那么我们济南，我们山东各地，有多少烈士可以写啊！就是王尽美、邓恩铭，这早两年也不是搞得很清楚。譬如，山东出的书说邓恩铭是苗族。我跟方孔木同志跑到贵州（邓是贵州荔波县人）去了解，邓恩铭根本不是苗族，而是汉族（编者注：后经考证，应为水族）。我们看到他很多家信，这个明白的“明”，也写铭记的“铭”，还有许多亲笔信。以讹传讹的事情很多。邓恩铭牺牲了，王尽美病死了。有个时期把王尽美说成是牺牲了，把邓恩铭说成是病死了，张冠李戴搞了个反，就是说对历史没有弄得很清楚。他们是著名历史人物，参加党的一大，参加远东民族大会，这是有名的历史。我们山东几十年来有多少忠诚的烈士、无名英雄值得我们来写啊！哪怕几行、一个小段也是好的。我们党史只有把这些丰富的实际的材料积累起来，好像盖一个漂亮的房子，砖瓦泥木都积累起来，然后由中央或由哪个机构的能工巧匠把它建筑起来，就是个很漂亮的房子。我们写出一部好的党史来，也靠大家做增砖添瓦的工作。
第三点，就是我们还希望加强党组织对于党史工作的领导，要为我们写党史、评价历史人物创造一些条件。最重要的，我们要请中央档案馆、省档案馆、地区档案馆、县档案馆，还有一些博物馆、纪念馆，开放部分的档案，供党史研究工作者查阅，或者编出档案的选集，供党史工作者利用。文艺工作者也应该利用，写作都要利用。写历史，特别是写党史，如果没有档案，没有文献来作根据，就很难做到准确和科学。你光靠回忆，往往出入较大。有些回忆可能大体对，有些回忆很多记错的。就是我们自己，譬如说你过了十年以后，叫你回忆今天的情况，你也可以说究竟是5月还是6月，记得那时天比较热了，有谁来讲什么，你也不一定就记得很清楚。何况当年斗争很紧张，谁也没有作日记是吧？好多事情记差年份，记差时间，记差人物，张冠李戴，往往是比较多。所以，要依靠第一手原始资料，而原始资料也有个去伪存真的问题，但是文献和档案还是很重要的。譬如到现在为止，遵义会议纪念馆，对遵义会议有些具体情况还没弄清楚。前几天我来以前，他们的柴馆长和我们一块座谈了一下。譬如，遵义会议究竟是几号到几号？有说6号到8号的，有说8号到十几号的；说开了一个礼拜的、十来天的、两天的，这是时间。参加人，比较确定的是18个人，有人说有二三十个人。这人呢，因为先来后到的，这个部队在行军当中。会议上作报告的情况，发言的情况，根据许多回忆，大体知道，但是都不能搞得很确切。譬如说李德，李德在会议上怎么表现的？陈昌奉同志说他大发脾气，拍桌子，踢火盆，大吵大闹。陈昌奉同志当时是一个警卫员。伍修权同志当时是李德的翻译。我们访问伍修权同志，他说李德当时挨批，他坐在那个门边上，他不是坐在围着会议桌的正座上，坐在门边上一言不发，因为他挨批而且有点害怕。伍修权同志也不愿意给他翻译。李德是德国人，说德文或英文，伍修权同志不愿意给他翻译。李德在这次会议上没讲什么话。李德自己写了回忆录，也说在会上没讲什么话。那么这就比较实际了。
陈昌奉同志是小孩子，一个警卫员，他说的，肯定是记忆错了，是不是呀？当然这也算是个枝节问题。你要说起遵义会议，李德不是重要人物，因为李德不过是挨批的，是不是呀？究竟决议是什么时候写成的，当时就写成的，还是后来写成的。笼而统之，大而化之，我们当然对遵义会议可0以写，但是你要写得具体、准确，就有困难。这困难，关键问题是他没有看见遵义会议的会议记录。当时我跟柴馆长讲，我说你们打个报告，即使会议记录看不到的话，让中央办公厅、中央档案馆告诉你们一下，遵义会议几号到几号，哪些人参加，这些现在都可以说吧？有些必须解决的问题，所以开放档案是很重要的。这个问题，当然还是要党组织来支持，来解决。各省一些档案馆，1958年到中央复制很多档案，已经有过。我们很多档案是国外没有的，当然我们也有不少档案丢失了，给蒋介石劫走了、日本鬼子劫走了，他们现在都影印出来了，我们也有买回来的。除这以外，我们还希望领导有关方面，多印编出一些文献资料。譬如，现在中央党校、政治学院，他们都在编比较大部头的党史资料，那就可以把过去的六大以前、六大以来、抗战以来的许多材料都放进去了。过去这些材料控制得比较严密，现在应该说至少党史教员可以利用。有这些文献材料，你说话就比较有根据了。许多党报党刊，像《红色中华》、《红旗》周报、《斗争》啦，这些也可以继续影印一下。这样，我们研究问题就可以比较准确，可以提高科学性了。有这个，再加上我们的访问、回忆、核对，这就行了。当然有些档案是没有了，譬如说一大，我们从共产国际苏联翻译回来的一个党纲，还有一个陈公博到美国去留学带去的一个党纲，核对起来，两个东西不谋而合，是一样的，我们认为是真的，但都是外文，一个是英文的，一个是俄文的，中文的丢失了。除这以外，就是靠回忆，回忆材料倒是很多，前前后后，譬如说党的建立过程，有机会我们讲一讲，现在搜集到的各方面建党的情况，我们搜集到104份，将来可以编印出来。光是党的一大，至今关于建党情况的记录，互相矛盾，记错的就很多。那就是要经过一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工作了。
关于编写党史的一些问题，去年杭州会议时候，我们到了80多个院校，一百二三十个同志，大家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央，中央很重视，胡耀邦同志对党史很关心，对党史工作也有指示：党史还要讲，要编资料，要出内部刊物。我们这次会上，中央党校的同志准备了一个关于学习和研究党内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由金春明同志来报告，讲得很全面，这是我们这个会议上很切题的重要报告，我想肯定会引起大家热烈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