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史人物传记的研究和写作问题【14】
（1985年9月14日）
中共党史人物传记的研究和写作，是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根据我从事这一工作的体会，我写一点经验谈，供同志们在写作时做参考，并请指正。
一、党史、革命史人物传记研究和写作的重要意义
关于研究和写作党史人物传的重要意义何在？我想可以讲三点：
（一）人物传记是历史学的一种重要体裁，党史人物传是党史、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司马迁写《史记》，有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这些都是传记。此外，有十“表”，就是编年史，八“书”，就是讲典章制度、天文历象、社会经济等。《史记》总共130卷，其中有112卷是传记。以后，《汉书》到《明史》，即所谓二十三史，人物传记都占重要的部分。在世界上，历史学和历史书，主要也是两种体例：一种是编年史性质的通史、专史或断代史，再一种体例，就是人物传记。所以说，人物传记是历史学的一种重要的基本的体裁。也就是说，党史人物传记是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党史人物传记，为党史、现代史提供了具体而翔实的史料。
一般写党史、现代史或革命史，只能按历史发展的过程，讲一些大略的发展梗概和主要人物的活动，而通过党史人物的传记，就可以看到在许多历史事件中人物活动的具体情节，给我们展观出许多生动的有血有肉的场面。从我们现在已经编写出的370篇党史人物传记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各省、各地区党的发展史的脉络，了解到工人运动史、农民运动史、妇女运动史、青年运动史的许多具体情况，各个重大事件中人物活动及其作用的活生生的情节。这就给党史、革命史提供了具体而翔实的史料，提供了历史过程中人物的活动情节、思想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等等。而这些又是一般编年史体历史中所找不到的。
（三）党史人物传记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生动的教材。
我们党的许多杰出的先烈先辈，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子孙，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最卓越的一代英豪。他们用最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把头脑武装起来。他们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推翻剥削制度、压迫制度的最艰苦卓绝的翻天覆地的斗争。像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们，连蒙哥马利元帅也赞叹说：这是“人类承受力的奇迹”。如果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要使青年有共产主义理想，要使得执政党不变质，不腐化，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那么就必须学习这些灿若群星的英雄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业绩，他们的牺牲精神、优良作风、高尚品德，吸取前人斗争历程中的经验教训。这就是榜样的力量。我们的党史人物传记就是记述他们的业绩和思想的，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最好的教材。
二、关于写作党史人物传记的一些注意之点
（一）怎样写革命人物的发展过程。就是要如实写出党史人物的思想和行动的发展过程，不要把党史人物写成天生的圣哲。
怎样写人物的青少年时代呢？我们要写出他的家庭环境、学历，在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有哪些人物和事物对他影响最大，他的个性和特点的表现等等。
革命人物的思想发展，总是受到各种影响而形成的。往往是受到老师的启发或父母亲朋的启发，或书刊的影响，或遇到某些事情和重大历史浪潮对他的推动和刺激，这些都要交待清楚。
一般说，一个历史人物，在青少年时代就表现出他的特点和个性。革命人物有共性，有个性，共性就是一般的发展规律。比如说，老一辈革命家一般都经历过从爱国思想出发，发展到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然后转变到信仰共产主义。有些人在思想转变过程中还接受过改良主义思想，如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立宪救国等等思想，有的则接受过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如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新村主义等思想，最后，转到马克思主义，这是一般的发展规律。我们要写共性，写一般的发展规律，特别要注意写出人物的个性，也就是特殊性，给读者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物的印象，而不是千人一面，给读者一个概念化的人物，想象不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青少年时代是一个历史人物思想和性格发展和形成的重要阶段。所以是传记的一个开头部分，不可不写。但对幼年时期，参加革命以前的时期，不要占太多篇幅，对他的家乡环境、风物、社会背景不要写得太多，对他的家族、世族、亲属，也不要写得大多。对历史人物的儿童时代、青年时代的故事，除了重要的很能表观他的个性的以外，也不要多写。在我们收到的党史人物传稿中，一般地说都是对人物参加革命前的青少年时代写得偏多。
写人物的特点、性格，要如实地恰如其分地写，不要写许多虚美的形容词，把一个小孩子拔高为神童、超天才。如果能切实写出他的优良品德、气质，也就可以了。人是有发展、锻炼、成长过程的。
（二）怎样写党史人物的功绩。对革命家的功绩，要用事实来说话，就是要把人物奋斗的事迹说清楚，要把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恰当的交待。这样，也就说清了人物的功绩。所以我们写党史人物传记，就是要看重写革命家最重要的事迹，对人物的一生中主要的重要的事迹要写得充分，其中一些最放光彩的事迹，最悲壮的、最感人的事迹，一些最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场面，可以像电影的特写镜头似的展开来写，要刻画得细微，生动具体。而对于一些次要的事迹，可以写得简略些，一些平常的日常工作，可以简略概括地来写就行；不要事无巨细，平均使用笔墨，使人读来感到平平淡淡，成为一种材料的堆积、年表的罗列，分不出事情的主要次要，使人读了昏昏欲睡。同时，写作者在叙述传主的功绩时，不要仅仅用许多形容词、赞叹语来赞美，而对传主的活动，反而写得空空洞洞。例如，说传主“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某次战斗；战斗中，“不顾个人安危，奋勇杀敌”。这些都是虚话，没有说明传主是如何进行战斗的。比如说，五卅运动中，传主“是抱着满腔爱国热情，积极参加了运动”。这些也是概念化的虚话，没有说明传主在运动中干了些什么。更不要作空洞的过头的赞誉，如说传主“亲自参加了某次运动，起了伟大的作用”。这是一种浮夸的文风。我们要做到传主有多少功绩，就用事实说多少功绩。不要浮夸，也不要缩小，更不能虚构事实。另外，有些人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比如瞿秋白，既是革命家，又是文学家、理论家。有的人则既是革命家，又有某方面的职业专长，比如说，又是教育家、哲学家、史学家、科学家、医生等。因为我们是写党史人物，所以要着重从他参加革命活动、党的活动这个角度来写，其他方面的贡献和成就不作更多的展示。同时，侧重写人物在疾风暴雨的革命时期和重大事变中的活动，对建国后的日常工作可以少写。
（三）怎样写党史人物的过失。我们写正面的革命人物，这些人物的主导方面是好的，但在革命过程中，谁也难免有过失，有失误。我们写历史人物传记，主要的是注重写大是大非，不能回避。一些小是小非，无关大局的生活琐事方面的偶然的小过失可以不写或少写。我们要写明人物重要过失的事实，分析过失的性质和严重程度，指出教训，使读者看了党史人物的传记，从前人的失误中，也能得到有益的教训。例如对李立三、瞿秋白，他们发生过路线上的错误，那就要写上他们的错误发生的过程，造成的危害，也要指出他们不是野心家，他们主观上是要革命的，他们在思想认识、思想方法上的错误导致了路线上的错误，同时，他们对错误是有自我批评的。又如夏曦、邓发，他们犯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党内危害也很大，受害者的家属很有义愤，那么，就要写出他们的错误和危害，不能回避。但是从他们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来看，他们还是革命人物，是在一个时期内他们执行了错误的路线，自己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夏曦，错误很严重，但是许多老同志还是说他是“两头好，中间坏”。中间一股错误很大，做了坏事，但还承认他前期是革命的，最后是长征中为革命工作而牺牲的。评价一个党史人物，看他的晚节很重要，晚节不忠，虽然前期做了不少工作，但很难作为正面的榜样人物，因为晚节是古人所说“盖棺论定”的问题。如果晚节是好的，为革命壮烈牺牲了，虽然革命道路上犯过错误，说明这个人本质还是好的。瞿秋白晚节是好的，坚决拒绝敌人劝降诱降，写了《多余的话》，深刻解剖自己，留给革命后继者思想上的启示和教益（有些话的语气可能当时国民党报刊发表时有篡改），最后从容就义。“文化大革命”中是把他打错了，冤枉了他。还有像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是龙华二十四烈士，牺牲得很壮烈，他们在反对米夫、王明把持的六届四中全会时，也参加了“力争紧急会议筹备会”，我们就不给他们扣上什么“分裂主义”的罪名。历史的千秋功罪是非都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王明、林彪，做过好事，也做过错事，还曾做过坏事。王首道同志1983年在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三次会议（长沙会议）上指出：“那你就得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6卷）我们就不能把他们早期做过的好事，完全抹杀掉，甚至也说成是坏事，那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但他们晚节不好，这样的历史人物，就不能成为后人的榜样。比如说林彪，他叛党叛国，成了反面人物，但他在红军战争中直到解放战争中，有战功，有指挥能力，这些不能不承认，在党史上、战史上还是要写他的，不能否定他的存在和一定的作用。当然不必去宣扬他。
（四）关于怎样写党史人物的优良品德和作风。我们写党史人物传，既是为了缅怀前人，更重要的是为了教育后人。前人在艰苦的斗争中，历尽艰险，有许多非常感人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我们许多党史人物传的作者，在采访许多老同志时，说起老同志回忆起烈士生前的艰苦卓绝的事迹来，往往声泪俱下，我们作者也感动得不禁流下同情之泪。我们许多作者，在阅读烈士生前的日记，阅读到许多感人的材料时，常常被感动得流下了热泪，热血沸腾起来。我们许多作者，在写到这些慷慨悲壮的事迹时，也常是满怀激情，含着泪水来写的。我们看到现在儿童、少年，都有幸福的生活，快乐的童年，他们怎能想到我们的前人所经历过的种种非人的生活，他们怎能想到我们的前人所受过的种种非人的苦难？前人的不怕艰苦、以身作则的牺牲精神，百折不回的奋斗精神，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同志的高尚情操，都需要发扬光大，让后人来继承这些革命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高尚品德、作风和情操。对于儿童、青少年，如果教育得好，他们就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如果不进行党史教育，不进行优良传统、道德情操的教育，纵容他们，那么他们也可成为亲日派、亲美派、卖国贼，可能成为败家子、花花公子、流氓阿飞、经济犯罪分子、打砸抢分子、“三种人”之类。所以，我们党和国家就有腐化变质、亡党亡国的危险。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光凭空洞的说教是不行的，要靠言传身教，要靠榜样的力量。我们的英雄人物的传记，就是很好的榜样。我们写传记，就要注意把这些为后人留榜样的好儿女的精神风貌、道德情操、优良作风写出来，这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当然，我们要通过事实来写，不要空洞地写几句成语、形容词了事。但也要注意，不要写得过了，过了头，离了事实，别人就不相信。比如有一位记者，写纪念吴玉章的文章，说吴老生前房间里没有一把沙发。这就不对，我当了吴玉章同志18年助理，吴老是经常坐在沙发上看书、看报、听收音机的。吴玉章同志确是生活俭朴、道德情操极为高尚的人，但不是表现在坐不坐沙发上。相反的，吴老有严重的痔疮，脱肛，所以，我们总是让他坐软椅子的。比如写我们的将领、中央领导人，在战争年代，说一贯吃得怎样坏，穿得怎么破，展览一件破睡衣，一贯不骑马，马给病号骑，等等。应该说，在战争年代，有艰苦的时候，也有生活比较改善的时候，行军指挥时还是要骑马，甚至坐担架，也有让马给病员骑，自己走路的时候，总之，不要夸大。
（五）关于写党史人物传记如何按历史顺序写作问题。写历史人物传记，应该按照历史的顺序，基本上按编年的叙述的体裁，来写人物一生的发展过程。在人物传记叙述过程中，必须随时注意把年、月、日交待清楚，比如传主出生的年、月、日，逝世的年、月、日，入党的年、月、日，都要写清楚，如果实在查不太清具体的日子或月份，那么，也要写明某年的春、夏、秋、冬哪个季节。至于年份，则必须查清写清，不可含混。年份，我们用公历，哪年就写哪年，不要写“次年”“翌年”，有的原件记载是阴历或清朝皇帝年号、民国年号，或干支纪年，则可换算成公历，可以查查万年历、近代史历表等工具书（如最近珠海特区纪念林伟民诞辰一百周年查到其生日是阴历十月初六，换算成公历即11月1日）。
还有传主活动地点，除了著名的都会外，都要写明省名、县名，再写村名。比如说，传主从上海到了七里坪，或者说到了长冲村，这七里坪、长冲村在哪里呢，也许你作者知道，但是一般读者就不知道。就应该写明是湖北黄安的七里坪，或长冲村。有些战争时的小地名，地图上也没有，你还应该说明在什么县的什么方位。比如说在瑞金县城北边的大柏地，在兴国县城北边的老营盘等等。写传记的作者，要查地图，弄清地理位置，也要向读者交待清楚事情发生的地点。
传主职务的变迁。传主所做某件事情的发生、发展过程，都要按时间顺序叙述。为了讲清楚某一事件前后发展过程的始末，在总的按历史顺序的原则下，为了叙述的方便，也可以对个别事件作前后集中的交待。
总之，写历史人物的传记，不要采用写文艺作品、写电影剧本的那些倒叙的手法、穿插的手法。比如先写一个传主怎样死了，或通过一个老人追忆过去，然后再来追述传主以前是怎样怎样的。或者，把传主的生平事迹，分几个问题来写，时间前后穿插反复，或者先叙述后面的事情，再回头来写前面的事情。总之，我们写正式的历史人物传记，不采取文学小说、电影的那种倒叙的、穿插的手法。
（六）关于怎样写历史人物的活动。因为人的言行，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关系是很大的。比如在五四运动前和五四运动后，历史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在国共合作时期和在国共分裂时期，历史情况也有很大不同，我们不能脱离历史条件来叙述人物活动，更不能离开历史条件来要求历史人物。比如我们一些党史人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当了国民党员，在国民党党部担任职务，这就不能同国共分裂时期的国民党等同。“啊，你原来是国民党员，是国民党党部的委员。”过去肃反扩大化，就是这样来的，不懂历史。比如，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初期，许多进步青年参加了国民党地区的政工队，山西的牺盟会，这些青年很多后来入了党，参加了革命工作。1957年反右肃反中，许多省的公安部门，把政工队定为反动组织，“文革”中更把牺盟会都定成反动组织，这就冤枉了许多人。闽西的肃“社会民主党”案，有一次当地红军游击队纪念“三一八”宣传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的社会民主党，江西的AB团。所谓AB团，是段锡朋、程天方等在大革命时代在南昌组织的，1927年春就被革命青年打垮了。段说“A、B”是省级、县级的意思，当然是右翼组织。抗战时，段对我党同志说，这个组织本来人数就不多，怎么后来在苏区你们杀了这么多鄂豫皖、川陕、湘鄂西改组派，株连了上万的人。所以，交待清楚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历史阶段，很重要。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把人所共知的、一般的历史背景叙述得太多，扯得太远。一般的情况下，历史背景、历史事件在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书籍中，都写得很明白，你写传记，提几句就够了，用不着把一般历史教科书上的叙述，大段地搬到传记上来。传记着重是写传主在这个历史事件中有什么活动，做了些什么。我们看到有篇传记稿，是写一位将军的，但是只看见满篇的战史，只不过是在战史挂上一个某将军这位历史人物的名字。这样的传记是没有完成任务的。也有的党史人物传，写出了这位人物经历过的许多历史事件，对这些事件，花了许多笔墨来写，而写到被立传的这位人物时，只挂了一句，说他也“积极参加了”。这样的传记，都是由于缺乏调查研究，对传主具体人物研究不够，没有下很多工夫，就造成了在大量教科书上已有背景或战史的基础上，加上一个传主的名字这种空洞的现象，有的传记，虽然对传主的活动也写了不少，但背景也写得很多，因而文章拖得很长。传稿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只有把一般的写背景的部分尽量压缩，删掉，但有些珍贵的历史情况要保留，如陈伯钧传，红五军团的行军作战，都按他的日记写的，这就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七）关于为什么传记内容必须真实，不可有任何虚构。我们说，历史人物传记的内容，必须是完全真实的，所写的要全部真人真事，言必有据。切不可凭想象虚构，不能添加任何假人假事。司马迁写《史记》，态度是很严肃认真的。《汉书》司马迁传，说他“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就是说，他写的传记文章，是秉笔直书，所写的事实都要核实，不作虚夸的赞美，也不隐瞒历史人物重大的错误——也就是“不隐恶”。因为写历史人物的传记，不同于写小说、文艺作品，作者有想象自由，可以凭想象塑造典型人物，人和事完全可以虚构。写历史人物传记，则人物、事实，来不得半点虚假。文章的每句话，都必须有根据，有资料源。从真实性、准确性来说，写历史人物传记，比写小说或写议论性的文章要难得多，它的科学性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当然，小说、论文要写得很好，也是不容易的，各有特点、各有千秋。中国史学家有提倡“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作为衡量史学家和史学著作的道德标准，叫做“史德”，比如，“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司马迁把农民起义军领袖陈涉列入世家，把失败的英雄项羽列入本纪，也不隐瞒汉高祖作风上的一些情况（金钱财物、美人），这都传为美谈，作为后人写史的道德标准。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更应该做到实事求是，使我们所写的人物传记成为最可信的信史。这样，就如王首道同志说的，真是“一字千金”，一万年后，你写的这篇东西，也有史料价值，成为不朽的著作。
当然，我们讲党史人物传记的真实性，并不是要求把这位党史人物的什么事都罗列上去，有些涉及党的机密的事，暂时不能写，有的党内有争论，暂时还没有弄清的事，暂时也不能写。对这些事暂时可以回避，暂时不写上去。当然回避不等于事实不存在，而是暂时不写上去。比如，有些人物从事过“特科”的斗争和某些机密的地下斗争，现在还只能笼统提一些，而不能和盘托出，都写出来。这些事，有些到我们的后代或许可以写出来，当然，这种需要回避的情况，只是个别的少数的现象。现在一般党史人物的历史都可写出来。而凡是写出来的历史，都必须是真实的信史。
我认为，就是写文学传记，或传记文学，或小说、电影、戏剧，只要是以党史上的真名实姓的人物命名，那么，重要的出场人物，重大的情节，也必须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我认为只可以虚构一些群众形象和关系不大的周围人物的情节。李维汉同志曾经批评过：有一个戏，在大革命时代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身边，虚构一个女秘书，是国民党特务，妖里妖气，此人很活跃，其实没有这个事。还有个戏，写杨开慧，写成女游击队长，两只手能打枪，也没有这个事。据我所知倒是贺子珍、康克清都能打枪，参加过红军战争。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南昌起义》，还有电影《廖仲恺》、《西安事变》都比较符合历史情况。电影《吉鸿昌》，虽然有些事情有些捏合，但基本上反映了吉鸿昌烈士的气质和牺牲的情况。总之，反映现代党史人物的文艺作品，也要力求符合真实情况。不要真真假假，歪曲了人物的情况和事迹，给青少年造成混乱。至于古代历史小说，如《三国演义》，那是古人写的有高度艺术成就的小说，但终究不能代替真实的历史。至于“杨家将”，那就基本上是虚构的了。
（八）关于党史人物传记写作过程中，怎样使传记内容写得扎实、生动。
在写一篇党史人物传记之前，作者先要对这位人物的历史地位、作用，有一个大略的估价。着重写哪些事迹，大体写多少字，先要拟一个提纲，列出参考书，拟订出准备访问些什么人，查哪些材料，用多少时间，多少经费，什么时候完成初稿，先要订出一个初步计划。
写党史人物传记，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是传主本人给党组织写的自传，填写的简历表，到组织部门查传主的档案；再就是传主本人写的日记、手稿、回忆，发表过的文章以及书信等。如浙江新昌县为查梁柏台档案，行程2万多公里，查了53个单位的档案。
其次要尽量收集别人为这位人物写过的传记、小传、回忆文章，追悼会的悼词、纪念文章等等。
有的著名人物的活动，报刊有报导，我们传记作者，要尽可能查阅这些报导，做下卡片来。
对早期的人物，查早期的报刊，是很费事、很辛苦的事，收集传主早期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或出版过的书籍，也很不容易。比如有两位作者写早期共青团负责人卓泽传记，卓泽早期出版过的一本书，在北京图书馆只找到半本，到上海图书馆旧书堆中才找全。
上面是讲收集文字材料。
再一方面，还要收集活资料。有些早期的人物，留下的文字材料很少，那就要靠访问大量的活着的传主的亲属、战友、上级以及传主的故乡和工作过地方的群众。这叫口头历史。口头历史很珍贵，是活人的见证，但往往有不准确的地方，要核对、印证，才能核实使用。无论对于文字资料或口头调查资料，都要经过核实，研究考订清楚说法互相不一致的地方。有的一时难以判断的不同的说法，可以作为存疑，在传记的注释中说明对某一事实有哪几种不同的说法，而不要武断。
我们要求传记文章中的引文、对话和重要史实，都要在每页底下脚注中注释材料的来源。在每篇传记后面，都要注明主要的资料来源，注明访问过哪些活着的人，这样向读者说明这篇传记语皆有本，是真实的信史，而不是向壁虚构、杜撰出来的。
最后，谈谈传记的文字语言，要求简洁、生动、准确的问题。
文字要简洁，就是要求在文字通顺、流畅的基础上，做到简洁明白。传记文章，贵在叙事的简洁明白，评论的语言，也要写得简明。尽量避免文字啰唆，语言重复。有些当时人说的语言，要符合历史的真实，不能臆造，比如说，十年内战时期就义的烈士，写他在就义时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其实，那时就是喊“打倒国民党”。把国民党区分为反动派和民主派是抗战以后的事，十年内战时期的人，还没有使用“国民党反动派”这个词。再比如说1924年以前，传主对人这样说：“我已经信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列宁主义一词，是1924年列宁死后，斯大林才提出来的。1924年以前没有这个概念。还有很普遍的，是写1922年以前，某某人说：“我要到苏联去”或者“我认为‘苏联怎样’”、“苏联革命怎样”，事实是1922年才有苏联的名称，在此以前叫苏俄，瞿秋白写《新俄国游记》叫新俄，其革命则叫俄国革命。比如说，写长征时期的人物，写某某人说：“我们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走，没有错。”其实，长征时期对毛主席还没有“伟大领袖”这个称号，像这类的写法，违反了历史的真实，也违反了常识，应该避免。
关于生动性的问题，我认为在符合真实情况的原则下，对一些壮丽的场面、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形象，还是可以有一些刻画和描述的。我们不赞成作夸张的过多的文艺描写，但是也不要把传记写得太呆板枯燥，用语太概念化，使读者想象不出传主是什么样子、什么个性，想象不出一些历史场面的情景。我们现在许多党史人物传，一般还是写得比较呆板枯燥。《史记》的文笔虽然很简练，但是写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写得栩栩如生。写刘邦、写张良、写屈原、写贾谊，都写得栩栩如生，各有不同的性格和气质，这很值得我们学习。写好传记，要求我们能做到“信、达、雅”三个字。信，就是所写的事实可信，信而有证；达就是文字通达、明白；雅，就是文章的文采、流畅，文字表述生动活泼。鲁迅称赞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的文章既精练又生动，这是作者对文章精益求精、刻苦加工的结果，我们已发表的有些党史人物传是写得不错的。今后希望有更多更好的党史人物传问世。
最后讲一些党的领导和支持问题。要写成一篇党史人物传记，离不开党的领导和支持。高等学校的党史教师从事这一工作，按耀邦同志的批示，主要由各所在的高等学校支持，出调查访问的经费，写组织介绍信。同时也要取得各地省、市、县委档案部门、组织部门的大力支持，为帮助写好烈士、革命家的传记而开放绿灯，提供档案和资料。现在，中央和各级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和高等学校、党校的党史教师合作，是个很好的经验。这样，可以使得资料、人力、党的领导和支持都密切结合起来，就能出成果。像湖南的浏阳、平江等县党史征集办公室同中南矿冶学院的党史教师合作，写出潘心元、寻淮洲、刘畴西等十多篇有分量的党史人物传记，就是很好的经验。
总之，写党史人物传记，是很艰苦的科学研究工作。要写出一篇传记，往往要花好几年时间，跑很多省、市调查访问，为考订、弄清一个事实，踏破铁鞋，跑很多地方，有时还碰钉子，吃闭门羹、扑空，可以说是艰辛备尝。写江竹筠烈士传记的是过去领导江姐工作的川东地下特委书记卢光特同志。他不顾年老患病，抱病写作、调查、访问，几易寒暑，满怀阶级感情，终于完成了《江竹筠传》。广东同志写《沙文求传》，易稿5次，历时5年。河北唐山同志写《节振国传》，费时两年，修改11次。王平同志在病中修改《阎红彦传》。彭儒同志带党史工作者跑了赣、闽、湘几省写《陈正人传》。70岁的程宜萍同志为写《刘型传》跑了3个省，开了许多座谈会，累病了。陈修良同志也已70多岁，她写了孙冶方、潘汉年、张金保、鲍浙潮等5篇传记。我们发表的许多传记，作者大多是花了三四年时间，易三四次稿子，这是很普遍的现象。虽然这是一件赔钱的工作，作者在几年中，赔进了许多钱，出差、调查，最后报酬不过是一二百元、二三百元钱，稿费与支出相比较往往是赔钱的。但作者们认为这是一件崇高的严肃的科学工作，给那些为革命流血牺牲、出生入死的先烈先辈写传，就要用先烈先辈的革命精神来从事这一高尚的工作，而绝不是为了钱。
据我们知道，例如浙江省、中国科协等许多单位，都是在表彰模范党员、先进工作者时，每人发给一套《中共党史人物传》。有的单位，整党时，每个党员发给一套党史人物传。广州西堤邮局有位老职工来信说：他要买全几套党史人物传给子女作遗产，这是最珍贵的遗产。东北有位女教师也说，她给子女每人买全一套党史人物传，作为给他们的宝贵的财产。这些事，都是很感人的。
有这样好的作者和读者，有党的领导的支持和鼓励，这些也使我们对工作增强了信心。最后，衷心期望更多的热爱党史的同志都来从事这一工作，支持这一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