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纪念吉鸿昌同志壮烈牺牲五十周年【39】
1984年11月24日，是吉鸿昌同志壮烈牺牲50周年。
“七七”事变前，当我还在浙东家乡上中学的时候，就从一些抗日报刊中，得知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在察北抗日的消息。特别是吉鸿昌将军亲率大刀队血战长城，登上多伦城，从日寇手中收复多伦、沽源等数县的传奇般事迹，在我们爱国青年中传颂着，使我对这位民族英雄、抗日将军，从心底产生了敬意。后来，在延安得知吉鸿昌是中共党员，作为同志，我对他更增添了一层崇敬的心情。
吉鸿昌同志的英雄事迹，我们党早在抗日时期就进行了宣传。我记得1940年我们华北联合大学在敌后给学员讲授“九一八以来的中国”时，就曾具体地介绍过吉鸿昌的抗日事迹。1945年6月，中国共产党七大通过《关于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议》，并发出《追悼中国革命死难烈士祭文》。吉鸿昌同志是当时决定褒扬的革命烈士之一。1946年解放区编印的《中国共产党烈士传》就有南田撰写的《吉鸿昌烈士传略》，曾真实地记下了烈士生前的一段铿锵有力的肺腑之言：“我是中国共产党员，我为我们党的主义和政纲而奋斗。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人、为劳动群众、为全国国民、为全人类的正义进步而斗争的阵营里。我参加了为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的工程，这正是我的光荣。这正是我不同于中国一般流俗军人所在。我能够毁家纾难，舍身报国，拒绝利诱，见危授命。这样来抗日救国，这正是党给我的感化，这正是党的意志……”孔原同志也曾在解放区发表过《纪念民族英雄吉鸿昌同志》一文。吉鸿昌同志的事迹，在战争年代，鼓舞激励了无数革命战士，为着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而冲锋陷阵。
新中国诞生后，我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时，曾在该书第六章第二节简要记叙了吉鸿昌烈士的英雄事迹。50年代后期，吉鸿昌夫人胡洪霞同志撰写了《吉鸿昌就义前后》，并被收入《红旗飘飘》第5集。当我读到洪霞同志写的吉将军英勇就义时，要敌人面对着他开枪，我不禁激动得流出了热泪！我觉得我们许多共产党先烈是古往今来最崇高伟大的英雄人物。吉将军慷慨悲壮的英雄气概，至今使我神往。他的精神将永与日月争光，“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建国后至60年代，一些文艺家先后要把吉鸿昌的英雄事迹搬上银幕和舞台，写进小说，以更广泛的形式宣传革命烈士，进行传统教育。但是，党内也有个别以“左”的面貌出现的奸佞小人，如陈伯达及他在上海的同帮，竟插手阻止吉鸿昌烈士事迹的研究和宣传。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吉鸿昌烈士竟被扣上了“军阀”、“阶级敌人”的帽子，对烈士家属的政治迫害也接踵而至。这一切在当时有着可疑的背景，那就是陈伯达之流妄图瞒天过海，掩盖自己的丑史，以诽谤烈士的英名和事迹来逃避自己的罪责。
1971年年初，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部署下，我党逐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周恩来同志曾就吉鸿昌烈士事迹的宣传明确指出：“吉鸿昌同志是由旧军人出身后来参加共产党，牺牲时很英勇，从容就义，很有必要把他的事迹出书。”胡洪霞同志的回忆文章才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恩来同志在“批陈”时，指示出这本书，是很有深意的。但是，那时“四人帮”仍在横行，关于吉鸿昌同志在抗日同盟军和在天津进行地下斗争史实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仍存在着重重阻力……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以后，根据党中央关于正确评定党史上重大事件和人物的功过是非的精神，对党史人物的研究受到各级领导和党史工作者的重视。在党中央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和支持下，1979年3月，成立了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并决定出版《中共党史人物传》，吉鸿昌烈士是其中之一。现在，关于吉鸿昌的小说、电影和戏剧文学剧本也相继问世，烈士的事迹已得以广泛宣传。
吉鸿昌烈士离开我们已经整整50年了。他面对中华民族的危亡挺身而出、毁家纾难、身先士卒的英雄事迹有口皆碑；他面对反动派的屠刀，大义凛然、威武不屈、英勇就义的悲壮场面可歌可泣。吉鸿昌同志从一个旧军人转变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这一事实说明，真心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大多走向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吉鸿昌与许多爱国的军人一样，都是从爱国主义这个共同点出发，各自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他们在不同时期，处于不同地位，经过不同道路，得出的都是一个共同的结论：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能够振兴我们的中华民族。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要代代相传。无产阶级革命传统也要代代相传。以无数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来教育激励后来人，确实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条重要途径。在纪念吉鸿昌烈士壮烈牺牲50周年的日子里，出版纪念烈士的专辑，既表达了对烈士的深切怀念，也为青少年做了一件有深远意义的好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