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我的回忆》若干重要史实纠谬【3】
《我的回忆》是叛徒张国焘写的一部长篇的回忆录。在这本“自传”中，张国焘打着“客观”、“冷静”叙述亲身经历的幌子，肆意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恶毒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自己的错误和叛变行为辩解。自从这本书于60年代在香港《明报》月刊连续刊登以后，张国焘等人就大肆吹嘘，说《我的回忆》是“详述中共创建历程、发展经过”，“可以说是关于中共最详尽的、生动的第一手史料”，“具有重要史料价值。”【4】张国焘还赌咒发誓地说，《回忆》所述都是“保持历史的真相”，“根据事实”，“毫无虚构和作伪”【5】。从60年代以来，《我的回忆》印成中文、英文的单行本发行，后来又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被看成“中共党史的权威著作”在世界上流行一时。
但是，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作为中共党史工作者，我们必须尊重历史事实。作为中共党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根据确凿的历史资料揭露张国焘在一些重要历史问题上的伪造和歪曲，揭穿他在《回忆》中编造的若干主要的谎言。
（一）关于张国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错误问题
众所周知，张国焘参加了建党和初期的工人运动，在党内担任过领导工作，但是他屡犯错误，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了重大的损失。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先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反对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路线；后来在大革命时期他又追随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如果张国焘确实愿意“保持历史的真相”，就应当在追述“往事”时，老老实实地叙述事实的经过，反省自己所犯的错误。但是，恰恰相反。在《我的回忆》中，张国焘不仅虚构了许多事情为自己的错误辩解，而且把自己打扮成为抵制陈独秀错误的英雄。甚至毫不羞愧地说，他是“最有资格批评陈独秀机会主义的人”【6】。
张国焘所谓“抵制”陈独秀错误，是指他在中共三大上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但是这件事并不能证明张国焘的“一贯”正确；相反地，这是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所犯的一个重要错误。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陈独秀在代表中共中央的大会作的报告中，提出了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大会代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张国焘坚决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尤其反对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认为：如果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那是将中共完全融化在国民党内。”【7】张国焘的主张表面上振振有词，实际上并不正确。历史的发展对这个问题早已作了结论。历史的事实证明，党的三大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对于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作用。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新生的人数较少的共产党，同有较长历史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是唯一切实可行的政策。关键是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错误并不是在于他们主张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而是在于他们片面强调了“国民党为国民革命领导中心”。而张国焘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则是一种极左的政策。这种政策不符合当时实现国共合作的历史条件。在当时，如果不建立坚固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革命势力就不可能迅速发展，当然也就谈不上争取革命领导权了。
张国焘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主张，是与他在中国革命上一系列错误观点相联系的。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张国焘认为，除“反帝国主义外”，在国内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在“党在当时的基本任务”问题上，他把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分割开来，强调要在国民革命以外，另搞一套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关于联合的对象问题上，张国焘“以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因阶级性使然，所以我们只应与小资产阶级联合”【8】。在职工运动上，他反对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但是历史表明，如果工人群众不加入国民党，对于促进国民党的改造，壮大国民党内的左派势力，争取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显然也不利的。这实际上也是把国民党领导权送给了资产阶级。
事实上，张国焘也不否认国民革命的领导中心是国民党。只是他认为国民党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因此，无论陈独秀和张国焘，在三大上“根本没有讨论到中共要争取国民革命领导权这一问题”。
正是这样，在国共合作开始之前，张国焘反对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在国共合作建立以后，他就成为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的“主要助手”。
五卅运动以后，以1925年7月戴季陶主义的出现为标志，国民党右派加紧进行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1925年11月，谢持、邹鲁、林森等西山会议派公开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发出反共叫嚣。1925年12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同志计议，要在会上团结左派、打击右派。但是，陈独秀和张国焘在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面前，节节退让。当时，陈独秀、张国焘在上海同被驱逐出广东的右派戴季陶、孙科等人谈判，商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指导机关不得占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数；并延迟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等候这些右派返回广州以后再举行。张国焘在订立这个退让协定以后，于12月20日发表致国民党全体党员公开信，宣称：共产党“毅然决然的自愿在中山先生领导的旗帜之下，一致进行国民革命的工作”【9】。可见，那时他并没有抵制陈独秀的错误，而是积极地贯彻陈独秀“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错误方针。
不仅如此，为了推行右倾退让政策，张国焘两次充当陈独秀的“代表”前往广州，压制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要他们向右派让步。
第一次是1925年12月，张国焘前往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在会上，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吴玉章等人联合国民党左派，开除了邹鲁、谢持等西山会议派头目的党籍，给林森等人以书面警告，责令戴季陶反省，会议开得很坚决，斗争激烈。但是由陈独秀派来作为中央代表的张国焘，在这次会上却硬是贯彻陈独秀的退让政策，使大会在选举时受到影响。在选出的60个中央执委和候补委员中，共产党员仅占14人，而且大大抬高了蒋介石的地位，使新老右派势力占了优势。这就埋伏下严重的后果。而张国焘回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后，还欺骗舆论，于2月10日发表文章，硬说：“所有参加这次大会的人们，没有一个不承认全体代表都在孙总理遗嘱遗像之下，充满革命精神之中。”【10】
第二次是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4月，张国焘两次受陈独秀的“委托”赶到广州压制我们党和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的反击。张国焘到了广州以后，一面召开广东区委紧急会议，专横地阻止共产党员对蒋介石进行反击，另一方面，他去探望蒋介石并秉承陈独秀的指示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以前与蒋介石达成“谅解”。在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他作为共产党的党团负责人，硬是不顾毛泽东等同志的反对，强迫出席二届二中全会，党团接受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结果，在国民党担任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蒋介石则当上了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主席兼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一举篡夺了领导大权。张国焘执行右倾退让政策，在上述两个历史关键时刻帮助了蒋介石反革命阴谋步步得逞，这就严重地预伏下了大革命失败的危险。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竭力吹嘘他在大革命后期以“种种努力”“挽救中共的危亡”，这也是对历史的歪曲。
1926年11月，陈独秀派遣张国焘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代表，后来又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张国焘到了武汉以后，不仅不支持蓬勃兴起的农民革命运动，反而跟着地主、资产阶级右派反对农民运动。他恶毒地攻击湖南农民运动“左”倾，叫嚷这样下去要出乱子，必须纠正“偏差”。当时，湖南的恶霸地主刘岳峙组织“保产党”和“左社”，猖狂反对农民运动，鼓吹由国民党管辖农民协会。国民党湖南省、市党部决定查办“左社”，永远开除刘岳峙等人的党籍。张国焘在这件事上大为恼火，公然为刘岳峙叫屈，攻击开除刘岳峙是破坏国共合作，这进一步充分暴露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立场。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夕，张国焘的右倾错误发展到了顶点。1927年6月30日，陈独秀召开党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第二天，张国焘在汉口向记者发表公开宣言，宣称：“现在的形势很险恶，这大部分是我们自己应该负责任的，民众运动的发展，超过了我们的主观的力量与客观的要求，弄得不易驾驭，又引起了当局的反感。现在不能不采取退却的步骤，不退却，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攻击工农运动“过火”，并叫嚷“如果要想和国民党合作，就不应该过火”，“昨天中央已经决定将工人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的代表自动交出一部分来。以后我们的工作应该切实一些。”他还自欺欺人地说：“据我看来，武汉的局面，可以因为我们的退却而稳定下去。”【11】
事实说明，张国焘并不是如他自吹是“最有资格批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人”，而是最紧跟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的人。《我的回忆》厚颜巧辩，颠倒是非，并不能掩盖其丑恶行径。相反地更加暴露了它是一本恶曲史实、为他自己开脱罪责的虚伪的作品。
（二）关于张国焘1924年叛变问题
张国焘不仅在党的历史上屡犯错误，而且在1924年5月于北京被捕后，出卖了党组织，供出了包括李大钊同志在内的一些共产党员。在《我的回忆》中，张国焘无法回避这些事实，将其被捕经过作了详细的叙述。但是却竭力隐瞒自己的叛变行为，甚至把他自己打扮成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的英雄。吹嘘在狱中受刑时他“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敌人审问他时，他是“概以‘不知道’三个字答他”，使“他们一无所得”。【12】
但是，当我们翻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解放后查获的北洋军阀内部档案时却看到，历史的事实并不是张国焘所说的那样。历史的事实是，张国焘被捕后很快地写了《供词》，并在京津卫戍总司令部被审讯期间，供出了李大钊是共产党在北方的领袖，供出了张昆弟、黄日葵、高君宇、范体仁、陈佩兰（比南）、缪伯英等多人为共产党员。在1924年6月9日《北洋政府内务部为密咨张国焘口供致各地文稿》中记载，张国焘供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伊与张昆弟等辅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之类……时常商量党务，男党员有黄日葵、范体仁、李骏、高君宇（即高尚德）【13】、刘仁静、方洪杰【14】等，女党员有陈佩兰【15】、缪伯英等。”在1924年7月北洋内务部给交通部一份《密咨》中还提到：“铁路总工会《各路工人通信地点名册》，系张国焘等所供出。”北洋政府对张国焘的口供十分重视。即于6月9日、6月14日连续发出“严速查取李大钊”的密令。6月9日下午逮捕了《新民国》杂志编辑范体仁。此外，北洋政府还根据张国焘的口供，通令全国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当时李大钊闻讯被迫转移，化装成商人避居昌黎五峰山。其他同志也都及时转移。但是，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在石家庄被捕，接着，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郑州和胶济路各地的铁路工会负责人被捕、通缉、开除的达40多人。我们党领导的北方铁路工人运动，遭到一次严重的破坏。而张国焘由于出卖有功，受到敌人的“优待”。这就是张国焘在《回忆》中所说的，后来一下子“整个案子都轻松了”的真相。
在《我的回忆》中，张国焘还捏造事实，吹嘘自己与杨子烈在敌人面前的“英勇”，说在敌人污蔑中国共产党时，他“还向他们抗议”，声言“参加中共这是光荣而不是犯罪”。杨子烈则“气得高声斥责他们是土匪”。【16】可是，阅读张国焘、杨子烈的供词，事实也是完全相反。在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1924年5月29日呈报内务总长的张国焘、杨子烈亲笔供词中，张国焘说：“中国共产党现尚幼稚，既无组织，人数亦尚少，故从来并无何项革命活动。”杨子烈说：“我的丈夫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迷，而研究这种（共产）邪学说，而得像现在这种结果，我既是他的妻子是脱不了关系的，我也不愿意脱离关系。政府诸大人是人民的父母，人民做了错事，是应该求诸大人的宽恕，使其有改过自新之余地。”“那不仅张国焘和我铭感不忘，就是稍有知觉的人，也当感德无涯矣。”读了这些供词，一对低声下气、摇尾乞怜的叛徒形象真可谓“跃然纸上”，哪里还谈得上什么“高声斥责”和强烈的“抗议”。而张国焘的所谓“保持历史的真相”的写作原则，却由此可见其一斑。
张国焘在胡编了一通狱中“英勇不屈”的表现以后，也感到自己所说的“一言不发”、“都答以不知道”的谎言难以骗人，于是又吞吞吐吐承认他有一个“口供”，不过是敌人强迫写的，而且他“总避免给他们把握到不利于党的材料”。张国焘这些狡辩更是漏洞百出，欲盖弥彰。第一，从这些话可以看到，张国焘不是“一言不发”，而是有口供；第二，如上所述，这些口供，并不是“总避免给他们把握不利于党的材料”，而是出卖了党组织；第三，这些材料不可能是强迫写的，因为张昆弟、黄日葵等同志的情况当时敌人既不知道，也无法编造一通，然后去强迫张国焘“盖手模”，而是张国焘在狱中供认出来的。
张国焘口口声声地说，在追述往事的时候，他“总是自我约制”，“只想根据事实，提供一些线索以便人们去研究这一段历史”。但是在涉及他的叛变和犯错误的关键问题上，他的“自我约制”就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关于《新民国》编辑范体仁被捕的时间的叙述就是其中一例。如上所述，范体仁是由于张国焘的出卖而被捕的。张国焘心怀鬼胎，在讲到范的被捕经过时，故意含糊其辞，把范体仁列作与他“同时被捕”的五人之一。这样一来，似乎范的被捕与张国焘无关。但是，从《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呈报拘捕范体仁文》中可以清楚看到：第一，张国焘与范体仁并不是同时被捕的，张国焘、杨子烈等四人是5月20日被捕的，而范体仁是“六月九日下午”被捕的，中间相差20日。第二，范体仁是北洋政府内务部“据张国焘供称”后，“转令”京师警察厅“严速查拿务获讯办”而被捕的。可见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并没有实行他的“根据事实，提供一些线索”以便人们当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原则，相反地却制造了种种假象，把事实搅混，以便掩盖他叛党的罪行。可是，事实毕竟是事实，不管张国焘怎样费心机来掩盖自己出卖同志的行为，历史最后还是会“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现出他叛徒的原形。
（三）关于张国焘是否抵制了王明路线的问题
张国焘不仅把自己打扮成抵制陈独秀投降主义的英雄，而且还自称是反对王明冒险主义的“先行者”。在《我的回忆》中他用很多篇幅表白，他是不满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曾设法想在当时就揭发米夫派的罪恶，要求立即举行中共五中全会将陈绍禹这一群撵出中共中央。”他甚至带救世主口吻说：“假如我能早到（上海）两个星期，那些不幸事件（指四中全会）也许可以避免。”【17】
历史的真相果真是这样的吗？
1931年1月下旬，张国焘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当时正是六届四中全会闭幕后的第10天。在四中全会上，王明依仗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强行夺取了中央的领导权。张国焘在莫斯科当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代表时，和王明发生过矛盾和冲突。但是一贯善于搞政治投机的张国焘在回国后，看到王明把持了党中央领导权，又有米夫做后台，为了借助王明向上爬，他不仅没有揭发王明、米夫的罪恶，相反地苦心孤诣地弥合他与王明之间的裂痕。1931年2月7日和3月5日，张国焘连续在《实话》报上发表了《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路线上的斗争》、《执行党的路线与加紧两条路线上的斗争》等文章，宣扬“四中全会是完完全全接受了国际路线”，“它彻底批评了立三路线……反对了三中全会调和路线，革新了党的领导机关，指出了党的当前任务，要求全党在实际工作中揭发立三路线和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大肆叫嚷：“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党反国际的行为”。可见，张国焘与王明虽曾有矛盾，但是，为了借助王明往上爬，这时竭力向王明等人靠拢，他不仅没有“不满四中全会的决议”，而且“看风色”“定行止”，坚决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成为贯彻六届四中全会错误决议的一名急先锋。
张国焘在“回忆”四中全会以后的历史时，还把王明痛骂一通，说：在中共四中全会上，陈绍禹“在中共内部首先推行阴谋诡计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党内“胡闹”。因此“陈绍禹等的名誉是太不好了。中共内部没有人为他们说好话”。【18】张国焘这番话乍一看来，似乎非常公正。可是，也正是张国焘，在四中全会之后，肉麻地吹捧那个“名誉是太不好”的陈绍禹！他宣称王明“是坚决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同志”，攻击反对王明路线的人就是“企图利用派别观点来掩盖他们反党反国际的行为”，“就是借所谓反陈绍禹派为名，反对党和国际却是实”。他还给反王明的人戴上“右倾分子”、“立三路线残余分子”的帽子，主张对他们进行“严重打击”和“深入的肃清”。竭力向王明献媚，表白他愿意充当他们的伙伴。正是这样，王明对张国焘这种“虔诚”的态度颇为赏识，认为他虽然犯过不少错误，但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在党内仍有一定影响，可以拉他作为推行“左”倾机会主义的助手。因此，王明等把持的中央，任命张国焘为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派这个“钦差大臣”到鄂豫皖根据地贯彻“左”倾机会主义。张国焘对此极为感动。这就是张国焘所称的当时“党内洋溢着和谐的气氛”的真相，也是在王明当政时期，张国焘得以爬上鄂豫皖根据地领导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还企图吹嘘他在鄂豫皖根据地推行的“新政策”。在该书第16篇《鄂豫皖苏区》中，他以大量篇幅叙述了他的新政策内容和成绩的“显著”，并把根据地的发展说成是由于他“推行新政策”所作的“种种努力的结果”，狂妄地自封为“披荆斩棘，艰难缔造”鄂豫皖根据地的“园丁”。
什么是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新政策呢？在《我的回忆》的第16篇第3章《推行新政策》中，张国焘作了概括的介绍。主要是：第一，“纠正乱打土豪的风气”，实行新的土地政策；第二，“实施新经济政策”，“奖励经商、活跃市场”；第三，贯彻统一战线政策，“纠正游击习气”；第四，确立新的军事方针，“巩固和扩大这个鄂豫皖苏区”。按照《我的回忆》的描述，张国焘真可谓是一个“雄才大略”、“注重政策”的政治家、军事家，真成了抵制“左”倾机会主义的党的领导人。但是，问题在于：这与历史上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所谓新政策，事实不相符合。
首先，在鄂豫皖根据地张国焘积极推行的是王明过左的土地政策，而不是正确的土改新政策。鄂豫皖根据地从1928年就开始在黄安、麻城等地区进行土地革命。1929年6月的鄂东北《临时土改政纲》和12月的《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行细则》两个早期的土地革命文件，基本上是正确的。它们是根据六大决议精神结合当地的土地革命经验制定的。在没收土地的范围和对各阶级的政策方面，与六大有关文件是一致的。1930年春，根据地在后一文件指导下，全面开展了土地革命。后来，虽然曾经受到立三路线的影响，但是自从曾中生同志到根据地以后，在实际上已经纠正了“左”的偏向。可是张国焘对鄂豫皖土地革命成果视而不见。在1931年召开的鄂豫皖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出了“重新分配一切土地”的决议。接着就开展了一个重新分配土地的运动。这个运动全盘否定了过去的土地革命的成果，颁布了一系列“左”的土地政策，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对反动家属“做苦工”、“驱逐出境”、“不得分土地”的政策，这些“新政策”严重影响根据地社会秩序的安定，阻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当时根据地造成很大的危害。
从1931年张国焘在鄂豫皖主持的重新分配土地运动的史料中，还可以看到：《我的回忆》所吹嘘的张国焘主张“纠正乱打土豪的风气”也纯粹是虚构的。在1931年9月11日鄂豫皖军委政治部发布的《怎样分配土地问答提纲》中，就鼓动乱打土豪。文件说，“因过去路线上的错误（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土地革命的利益大部分被豪绅地主和富农窃去了，雇农、贫农、中农、工人（要土地耕种的）没有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因此，“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富农土地包括在内），重新分配一切土地，是党目前领导广大农民深入土地革命的紧急任务。”这个提纲还规定：“地主阶级的土地被没收后，不能取得丝毫的任何土地；富农如果要种田地，可以给以较坏田地的劳动份地。”这就是说，张国焘忠实地推行了王明的“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不仅如此，张国焘的重新分配土地的新政策还严重地侵犯了中农的利益。这表现在分配土地时实行打乱平分，这就使一部分中农的地在平分土地时被侵犯了。与此同时，1931年7月14日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七号通告规定：“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分别，主要的是在是否有剥削性”。按照这一规定，有一些有轻微剥削的富裕中农也就被划为富农，这就扩大了土地革命的打击面。
在经济政策方面，张国焘的经济政策也不是什么“奖励经商、活跃市场”，而是颁布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新政策规定，对民族工商业课以重税，“把捐税的负担移到有财产的剥削阶级身上”。规定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青工6小时、童工4小时，工人每星期休息36小时，每年休息四星期，工资照发。这些政策实行的结果，造成工商业店铺倒闭，使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发生极大的困难。
在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张国焘认为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不可能存在第三派或中间营垒，他否认国民党中央军与西北军之间的矛盾，对蒋介石和西北军的矛盾也未加利用。例如西北军的吉鸿昌被蒋介石派到鄂豫皖地区“剿共”，因受红军影响不愿与红军作战，被蒋介石勒令“解甲归田”。当时，吉鸿昌曾派人与红军联系，张国焘竟然拒绝与吉联合，并将吉部来使杀害。张国焘对知识分子也采取歧视政策，他学着王明的腔调说：“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同志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这是正当的办法。”
（四）关于鄂豫皖第四次反围攻失败的问题
在鄂豫皖根据地，张国焘也并没有执行正确的军事行动方针，而是时而右倾保守，时而“左”倾冒险，最后导致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使革命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
张国焘是1931年4月14日到达鄂豫皖苏区的。当时根据地红军经过两次反围攻斗争，已经发展为两万多人的正规兵团，地方武装也有很大的发展；与此同时，蒋介石正积极准备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攻，对鄂豫皖区暂时采取守势，这正是红四军转入进攻，积极向外发展的时机。在这种情况下，红四军领导人建议：以一部分力量留在新区做发动群众工作，肃清反动武装，大部分兵力则迅速向外发展，南下出击黄梅、广济，恢复原红十五军所在地区，进而威逼长江，牵制敌人，配合中央苏区反围攻斗争；同时解决经济和粮食困难，以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但是张国焘却借口“巩固苏区”，拒绝了这一正确建议，命令红四军主力到新区剿匪。结果，在新区方圆数十里的山区，反动地主武装分散打游击，“全军大军云集，已无用武之地，给养更成问题，加以两次‘包剿’以来，全军不仅没有发过一个零用钱，而且衣服、草鞋都弄到非常困难的地步。”【19】由于没有鞋穿，造成许多战士烂脚踝，痛苦不堪，影响战斗力。因此，红四军的负责同志“一致向中央分局建议，主张两团兵力留在新区，继续工作，以主力打下英山，直取蕲水，巩固阵地发展，以配合中央苏区”。张国焘不仅再次拒绝接受这一正确建议，而且指责这是“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而再来一个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直到7月间，周围敌人仍无进攻迹象，同时由于援助中央区反围攻任务所迫的红四军领导同志的一再坚持，张国焘才同意向外发展，然而由于他的阻挠，已经贻误了50多天的时间。
张国焘在军事上一窍不通，又不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专横跋扈，因此在军事行动方针上，他虽然同意了向外发展的意见，但又从右倾保守转向“左”倾冒险，竟命令红四军在攻下英山以后，东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震动南京。可是红四军领导同志从实际情况出发，详细比较了潜山、太湖、安庆地区和蕲春、黄梅、广济地区的情况，认为在“敌情与地势、特别是群众的革命基础和配合中央苏区之敏捷，均不如转出到出击黄、广，直捣武穴为好”【20】。而且这一地区的根据地恢复以后，可以和黄麻、皖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因此，红四军一面报告分局，一面举兵南下，从8月到9月，占领英山、蕲水、广济、罗田及沿江这一带，消灭敌军7个团以上，有效地配合了中央根据地的反围攻斗争。但是张国焘对此却极为不满，决心对红四军领导进行宗派主义的改选。借口红四军“在政治上重复已经破产的立三路线”，“放弃援助中央苏区”，“违抗分局命令”，强令红四军北返。红四军除了执行分局的指示外，对南下和东进的是非曲直向党中央和中央分局作了申诉。徐向前、曾中生8月20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根据地几百里的阵地，如果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曾中生9月5日给中央分局的信中指出：“我们真不懂责限一个月必占安庆之命令与李立三路线责限两星期必占安庆之命令有什么分别了！”但是张国焘却不顾红四军南下的正确方针和胜利的事实，竟将曾中生撤职，派陈昌浩去接替红四军政委的职务。这就是张国焘《我的回忆》中说的“确立”新的军事方针和“变更”领导干部的历史真相。张国焘“新”的军事方针的严重后果是造成鄂豫皖第四次反围攻的失败。
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5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在反对敌人第三次围攻的口号下，利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统治发生危机的有利形势，发动了黄安、杜甫店、苏家埠三次进攻战役，取得了鄂豫皖红军空前的胜利。1932年6月，蒋介石向鄂豫皖发动了第四次围攻。在这次围攻中，蒋介石亲自坐镇南京，集中了庞大的兵力，采取稳扎稳打、并进长追、逐步压缩的方针，企图“聚歼”红四方面军于长江北岸。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军虽然存在粉碎敌人围攻的有利条件，但是情况是十分严重的。可是，被第三次反围攻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张国焘对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在反围攻中采取冒险主义的方针。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却竭力为自己的错误辩护，说他“自知力量薄弱”，“保卫苏区的任务十分艰巨”，“预先警告苏区人民”，“要求大家预为准备”。而反围攻的失败首先在于二十五军“低估了敌军的力量”，“胜利冲昏了头脑”，造成在霍邱的失败。把自己的错误推得干干净净。其实，“低估了敌军的力量”，造成反围攻失利首先是张国焘。还在1931年12月23日第三次反围攻的黄安战役结束的当天，鄂豫皖中央分局就把这一胜利说成是“完成一省到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提出了“夺取中心城市”的口号。1932年1月，国民党南京政府因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迁都洛阳。鄂豫皖省委又盲目乐观起来，进一步提出“偏师”之说。在2月17日，鄂豫皖省委《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中说：“国民党政府的迁都洛阳，一方面表示国民党由于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失败，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斥逐的走狗……从此在进攻苏区与红军的战场上主要的火线将由帝国主义者所直接担负，而国民党的洛阳政府和其他军阀政府，只担任偏师的任务。”“同时就向鄂豫皖苏区党提出了一个严重任务，就是采取进攻的策略……消除苏区向南方发展的障碍，夺取武汉门户”，“以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战争和准备夺取武汉，完成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这个荒谬的“偏师”说，连王明路线统治的中央也在3月6日给鄂豫皖分局的信中批评说：“是不顾事实的胡说。”但是，张国焘在3月给临时中央的报告中还一再重复他的军事冒险主义观点。3月26日，他在《关于红军在皖西作战行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四方面军已率第四、第二十五军共五师十二团之众向六、霍行动，决心拿下六、霍，配合全国红军大举向敌进攻，积极准备同帝国主义作战，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苏家埠战役之后，张国焘在6月18日给中央的电报中更认为“已根本消灭尽‘围剿’”，“转变与敌人”全局决胜负的时候。他根本不承认中国革命战争中敌强我弱的这一基本特点，不相信围攻与反围攻长期反复的规律。因此，他对新的严重围攻毫无准备，仍然继续其“坚决进攻的战略”。由于这种错误的估计和错误的战略方针，其结果必然在政治上、思想上放松反围攻的准备工作。在军事上、群众动员上都没有完成应有的准备。从6月上旬，我军已发觉敌人积极部署第四次围攻。6月5日党中央的军事训令，也已将蒋介石准备向鄂豫皖大举围攻的情况作了通报。张国焘不是适时地转入反围攻的准备，而是一味主张继续向京汉路出击。这就使鄂豫皖红军从反围攻的开始在战略指导思想上“低估了敌军的力量”，二十五军在霍邱“固守”，正是在这种错误的军事行动方针影响下进行的，张国焘对这次战役的失利应负主要的责任。还要指出的是，二十五军军长旷继勋固守霍邱也不是违背“军委会命令”，而是“根据张国焘的指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21】。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不仅没有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诿过于人，将这次失利的责任全归于旷继勋，这显然是“很不公正的”。
不仅如此，张国焘为了掩盖自己在第四次反围攻中的错误，还故意歪曲1932年7月红军围攻麻城的历史真相。在《我的回忆》中，张国焘声称，“针对国民党的进攻计划……七月间，我主力埋藏在麻城附近地区。”“我们特别注意防止疾病的威胁，以期全军养精蓄锐，准备敌军深入到这个苏区来的时候，实行迎击。”按照张国焘的叙述，他似乎是非常重视隐蔽力量，诱敌深入，“在野外消灭敌军”了。但是，历史的事实并不是这样。1932年6月，当国民党军云集汉口，准备大举围攻鄂豫皖的时候，张国焘不是做适时转入反围攻的准备，而是继续向京汉路出击。7月初，鄂豫皖分局讨论军事行动方针时，徐向前同志又在会上提出暂时停止进攻作战，将红军主力在适当地区集结休整，进行反围攻的准备。可是张国焘却拒绝了这一正确建议，命令红军南下夺取麻城，其战略目的并不是“埋藏”主力，“以期全军养精蓄锐”，而是“打下麻城，实现威逼南京的计划”。这就使敌主力得以从容展开，向根据地内大举推进。在敌情已经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张国焘又第二次命令红四方面军主力二次围攻麻城，提出“打下麻城、宋埠、岐亭、黄陂……打到南京去，实现数省政权的首先胜利”的错误口号。直到8月上旬，敌陈继承、卫立煌两纵队全力向黄安七里坪猛扑，张国焘才被迫决定撤去麻城之围。这就是所谓“红军主力埋藏在麻城附近地区”的真相。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挥，红四军浪费掉了从6月上旬到8月的反围攻准备时间。以后，根据地军民虽然奋力作战，英勇阻击敌人，但是一直未能扭转战局，取得主动。
在敌军压境、前堵后追的情况下，张国焘由盲目轻敌、狂妄自大一变为右倾恐敌。他惊慌失措地说：“今天打出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红军只有打一仗，没有打二仗的力气。”9月13日、14日两日连连拍发向中央告急电报。中央根据地在接到党中央14日转去的电报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作了对红四方面军冲破敌人第四次围攻的指示，指出，敌人对鄂豫皖区的第四次围攻，“整个形势已不同于去年，但其战略战术颇似去年三次‘围剿’对付中央区之并进长追，并益以坚守据点、稳扎稳打”。中央根据地第三次反围攻的战略战术，“可以根据目前形势与红四方面军的优点，灵活运用。”并“建议红四方面军目前广泛应采取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于我们的地方，掩护我主力目标，严格地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而不宜死守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迅速转移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敌人‘围剿’”。中央的指示是正确的，正如徐向前所指出的：“这时如有照顾全局的战略计划，打破围攻仍有可能。”但是，张国焘已失去打破敌人围攻的信心，没有贯彻这一指示来挽救战局，而是惊慌失措，决定率四方面军主力越过平汉路向西北方向逃跑。终于造成了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攻的失败，使根据地人民遭到巨大的灾难。可是，张国焘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只字不提中央根据地和鄂豫皖根据地同志的正确意见，却把反围攻的失败归结于敌人力量的强大和“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苏维埃运动”的“先天缺陷”【22】，这就充分暴露了他顽固坚持错误、始终反对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机会主义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