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和王明路线对党的严重危害的若干历史情况【28】
（1984年8月）第一部分王明在莫斯科投靠米夫拉宗派打击陷害同志
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人，1925年11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1928年6月，我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当时派布哈林、米夫出席我们党的六大，王明俄文比较好，就让他担任主要翻译。当时米夫兼中山大学副校长，同时在共产国际主持东方部工作。东方部管中国、日本、东南亚、拉丁美洲一些党的活动。王明在中山大学积极投靠米夫，把米夫作为自己的后台。米夫也要拉帮结派，找一些东方国家的人做他的亲信。王明在1927年被米夫提拔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党支部局（相当于学校党委）的主要负责人，支部局书记，作为米夫在中山大学的代理人。从此，王明就被人称为“小米夫”。
王明利用负责中山大学支部局的职权，也拉帮结派，拉拢当时表示积极支持王明为首的支部局的一些同学，无形中形成一个“左”倾的教条宗派集团。王明这些人由于得到米夫作靠山，控制了支部局，他们自称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他们会背诵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名词，自称是“理论家”，在中山大学可以说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独断专行，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当时在中山大学有一部分资格较老的同志，他们在国内参加过建党活动，参加过第一次大革命的实际斗争，有的则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些同志都比较有实际工作经验，对王明拉宗派，操纵支部局，专断独行的作风不满意，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认为支部局不民主。于是，王明就压制和打击这些同志，这样，在中山大学就形成了两派，一派是以王明为首的支部局派，加上附和他们的人，一共不到100人，这是少数派。另外一批人就是不满意支部局专横作风的，全校七八百中国留学生，是多数派。
王明打击陷害多数同学，采取诬陷的手法，先是诬陷中山大学同学中有一个“江（苏）浙（江）同乡会”的反革命组织，以后又诬陷许多同学是托派、布哈林派。
所谓“江浙同乡会”的案子是怎样一个情况呢？莫斯科中山大学原来的支部局书记叫董亦湘，原来支部局领导人有党的创建人之一俞秀松和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周达文、孙冶方。孙冶方就是前两年逝世的、我们称他为模范共产党员的经济学家。他是薛暮桥的弟弟，原名薛萼果。他作风正派，在同学中威望高。1927年后半年，王明被米夫提拔为支部局的书记以后，由于多数同学对他不满，他就想找到一种借口，来打击前任支部局的领导成员，杀鸡给猴子看，镇住多数同学。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1927年的冬天，俞秀松、孙冶方他们的俄文比较好，已经调到列宁学院去当翻译，当翻译就可以拿到工资，一个月就可以拿到90卢布的工资，比较有钱。他们还住在中山大学教职员宿舍。而其他同学还在当学生，当学生一个月只有9个卢布的津贴费，钱很少。这样，一些老同学星期六就找孙冶方他们请客，买点肉，买点酒，会会餐。
就在1928年初，新年到春节之间这段时间，有一个星期日，孙冶方约了董亦湘、俞秀松、周达文、蒋经国（当时也在中山大学留学，是个党员，还发表反对他父亲叛变革命的文章）、左权、胡世杰、陈启科等人在他的房里聚餐，做点中国菜吃吃，回锅肉什么的，说说笑笑。有一个中山大学的学生公社（就是学生会）主席，这个人在孙冶方的房门外走过，听到孙冶方屋里有许多人在讲话，说说笑笑，听着都是江浙口音的人，他就向支部局打了个“小报告”，说“孙冶方房内有许多江浙人在说话，好像是开江浙同乡会的样子”。王明抓住了这个“小报告”添油加醋，立即向副校长米夫汇报，诬指中山大学有一个“江浙同乡会”的反革命组织、小集团，就秘密派人到处侦察。当时，在莫斯科开过六大以后，当上总书记的向忠发（向忠发是武汉一个工人，那时强调工人成分，他就当上了总书记）听信了王明的谎报，就到中山大学召开了一个师生大会，宣布说：“凡是在党内组织反革命的同乡会的，一律给我枪毙！”这个人是很粗暴的，也不识几个大字。弄得中山大学人心惶惶。这时，支部局就诬指董亦湘、俞秀松及贵州人周达文和孙冶方，说他们是“江浙同乡会”的头头。董亦湘他们不服，就向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提出申诉，要求查明真相。这时候，瞿秋白在六大之后担任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另外还有开过六大之后还在莫斯科的周恩来。于是瞿秋白、周恩来亲自调查这个案件，问那个打“小报告”的学生会主席究竟怎么回事。那个人说：“我说是薛萼果（孙冶方）宿舍里有一些江浙口音的人在那里讲话，好像是开江浙同乡会的样子，我并没有说真有一个江浙同乡会的组织。”这样就否定了王明和支部局的汇报。这就是王明诬陷所谓“江浙同乡会”的案件。具体经过情况，1981年我和孙冶方同志在一起开会时，我问过孙冶方，他详细给我讲了当时情况。还有陈修良，她当时也在中山大学，她也和我说了这个情况。
从1927年下半年开始，苏联共产党内开展了反托洛茨基派斗争，1929年下半年开始，联共党内又开展了反布哈林右派的斗争。王明诬指“江浙同乡会”案件失败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利用联共党内当时反托派、反布哈林右派斗争的声势，在1928年和1929年把许多不赞成王明的大多数同学打成“托派”、“托派嫌疑”、“布哈林右派”等等，最轻的罪名是“调和派”。这些同学，有的被捕了，当中有少数同学有托派观点的关进监狱里了，有的甚至被杀害了，有的同学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者是北极圈（苏联靠近北极圈，太阳老在头顶上转，下去一两个钟头又上来了，就这样一个地方），到集中营里去做苦役。当时许多老同志都吃过这个苦头。有的被开除党籍驱逐回国，最轻的也是送回国内继续考察。就这样把这七八百同学处理了。这个处理，绝大多数同学是被诬陷，是冤枉的。当时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邓中夏等等接到许多同学的申诉，也不赞成王明这样大规模地打击、陷害同志，多次到中山大学来开会，进行调解。王明就把这个情况通过米夫反映到共产国际，说瞿秋白和邓中夏“右倾”，同情那些“托派”、“布哈林派”的人。于是共产国际就严厉地斥责瞿秋白、邓中夏等人“右倾”，给了他们处分，而且作了一个决议，要中共中央“刷新代表团的成分”，更换人。王明更加趾高气扬。
1929年4月，王明回国到了上海，以后支持王明的人不少也陆续回国，但是中山大学的支部局还操纵在王明的代理人王云程、朱阿根（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了叛徒）手里，继续迫害同学。王明后来经过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一手操纵下篡党夺权了。夺权以后，在1931年冬天又回到莫斯科，他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当上了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团长。他在米夫支持下参加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他们的极左的那一套，严重损害了中国革命、日本革命、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各国党。这个事情毛泽东在党的八大时曾讲过，他说，过去王明在东方部，那些国家的革命都损害了，我们有责任，欠人家账了。
王明回到莫斯科以后，对原来被他诬陷了的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这几个人并不甘心，不肯放过他们。他利用职权指责他们反托派不力，反托派不坚决，说他们“反对中央领导”，“是托派嫌疑”。1933年，把他们三个人派到远东伯力工作，实际上是变相的流放。到1935年6月，又把俞秀松派到新疆去工作。后来，七七事变以后，就是1937年12月，王明、康生坐飞机回国，他们到新疆乌鲁木齐干脆诬陷俞秀松是“托派”，让盛世才（当时新疆的军阀，是亲苏的）把俞秀松逮捕起来，到1938年6月押解到苏联杀害了。俞秀松就这样被害死了，现在我们党给他平反了。董亦湘、周达文两个人也在长期囚禁以后，被迫害而死。
李立三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被送到莫斯科学习，因为李立三在国内时处分过王明，所以王明怀恨在心。他为了报仇，在1937年同康生回国的时候，就说李立三是个“托派”，授意苏联判了他25年苦劳役。李立三吃的苦头是很大的，后来七大时我们把他选成中央委员，才把他要回来。所以李立三说他犯了4个月错误，挨批了一辈子，判了25年苦劳役。还有陈郁，就是当广东省长的那位陈郁，因为四中全会上不赞成王明夺权，他当时还是政治局委员，也被送到苏联去学习，被改名换姓，叫“彼得”，送到外地的一个工厂里做一个普通的钳工。谁也不知道这个“彼得”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郁。也不准他和别人讲。王明企图让他做一辈子小工，流放而死。后来，周恩来在1939年因为胳膊摔伤了，到苏联医治，同时查问陈郁，他到处找也找不到，后来得知“彼得”就是陈郁，周恩来才把他带回国内来。王明在1973年临死之前写过一本反动小册子叫《中共五十年》，自称他是反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可他自己打击陷害干部，比“文化大革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历史的教训。王明也可以说是典型的“三种人”一类的人物，是一个十足的野心家、阴谋家。
第二部分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篡权，白区工作遭到严重损失
我上面说，1929年4月，王明回国，到了上海，被分配到沪东区委下属的一个党支部担任支部书记。王明不满意，后来又把他调到中宣部机关、全国总工会宣传部机关工作。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同志，他认为王明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所以没有分配他担任负责工作。王明认为自己学了一套马列理论教条，应该做领导工作，所以对李立三很不满意。这时，在共产国际反对布哈林右派的影响下，李立三思想也很“左”，一个劲强调反右。王明后来自称是反立三路线的英雄，好像他是先知先觉者。其实，当时王明同李立三一样是抱着极左的观点，而且可以说他是后来形成立三路线的理论上的鼓吹者。从王明回国到1930年6月立三路线形成，这一年多的日子里，他在党的刊物《红旗周报》、《布尔什维克》上面，抄袭一些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指示，反布哈林右派的一些文章，发表了30多篇，强调反对特别危险的右倾，极力宣扬极左的错误观点。1930年7月，王明纠合博古、王稼祥、何子述（这个人后来死了）三个人写信指责李立三。他们不是指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而是指责李立三还不够“左”，指责他所谓“右”倾实质，他们的歪理论，是说李立三犯了所谓“在‘左’倾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的错误。这种歪理论是一种诡辩论，根本站不住脚的。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说，“左”倾错误就是“左”倾错误，右倾错误就是右倾错误，不存在什么犯了“左”倾错误，却是右倾错误。那样就是概念上的混乱，根本不通。如果说，“左”倾错误的实质是右倾，右倾错误的实质是“左”倾，这种说法在逻辑上就不通，也不符合实际。问题是王明这些人也是“左”倾错误观点，而且比李立三更“左”得厉害，所以认为李立三还不够“左”，说李立三是犯了“右倾”错误，犯了什么“右倾实质”。
我们说，历史往往在相类似的情况下，有一种酷似的重演。“文化大革命”当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都是以极左的错误来打击同志，后来林彪集团败亡之后，在批林整风时，周恩来总理提出来应该批判林彪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这是非常正确的，抓到了问题的实质。但是，江青反革命集团也是极左的，使用极左思潮砸烂我们党和国家的机构，打倒干部。所以江青反革命集团很怕批判极左，批判林彪的极左思潮会批到“四人帮”头上来。于是他们就抄袭了王明的歪理论，说林彪是极左思潮掩盖下的极右实质，应该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这种偷梁换柱、偷换概念的办法，凡是有党史常识的人，有理论常识的人，大家心里都是明白的，这是江青学了王明批判立三路线的所谓“极右实质”的老办法。用批判极右实质发展更“左”的“左”倾错误，这要算是王明发明的，江青不过是抄袭了王明的手法而已。
李立三对王明、博古他们4个人的意见书很不满意。同时，王明还有两个错误，一个是不服从党分配给他的工作，就是不愿意下基层工作，他说他是学理论的，应该到领导机关做理论工作。一个是暴露党的机关。有一次王明在马路上飞行集会时被捕，王明向警察说他是过路的一般群众，敌人要他取保释放，王明就供出他所住的住址，这个住址是中宣部的一个联络点。幸亏这个联络点在知道王明被捕以后，已经把一切文件转移了，要不然就糟糕了。联络点就伪装成普通的住家。这样，我们党通过一些社会关系把王明取保释放出来。所以王明犯了暴露党的机关的错误。根据这些错误，李立三主持的党中央给王明以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给博古等3人以严重警告处分。王明被调出中宣部，在全总宣传部做一般工作，后来又调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
我们知道，1930年夏季发生了立三路线，6月到9月持续了4个月。在1930年的8月下旬，因为李立三准备打武汉，南京暴动、上海暴动搞得很厉害，所以共产国际派瞿秋白和当时到莫斯科去汇报工作的周恩来回国，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共产国际在7月23日有一个关于立三错误的决议。这个决议指出李立三犯了策略上的错误。瞿秋白、周恩来就根据7月23日这个决议来纠正立三路线的，他们主持了中央工作，停止李立三决定的要在武汉、南京暴动的计划和红军打武汉、打南京的计划，停止上海总同盟罢工计划，停止各级行动委员会的活动（当时李立三把各级党、团组织的活动都停止了，组织行动委员会，就像“文化大革命”中革委会那个样子），恢复党组织、团组织、工会组织的正常的组织生活和正常工作。当时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正第二次猛攻长沙。第一次攻长沙，因为那时彭德怀的五军、何长工的八军打柳州以后，长沙空虚；蒋介石正在中原大战，所以他们一下子换了国民党军队的衣服偷袭长沙成功。第二次打长沙就不容易了，因为敌人主力已经进了长沙了，所以后来李立三命令第二次猛攻长沙后，党中央下命令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围，转向江西边界，发展游击战争，加强红军和根据地政权的建设。这些措施都是正确的，纠正了立三路线的基本错误。
接着，瞿秋白、周恩来于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在开会第一天就传达了共产国际7月23日关于立三错误的决议，那个决议说立三是策略错误。李立三在会上也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在策略上自己犯有“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这样六届三中全会就结束了立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本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10月，共产国际忽然给中共中央发来两个文件，一个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报告《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同志错误的报告》，指责六届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实质”，点名指责瞿秋白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再一个文件就是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信，就是根据东方部这个报告，说“共产国际同李立三之间的分歧不是策略认识问题，而是两条路线的原则上的区别”，是路线分歧。本来策略错误、路线错误也是一种咬文嚼字的事情，而且，共产国际7月23日就说是“策略错误”，结果翻过来倒打一耙，批判六届三中全会说李立三策略错误是调和主义，说李立三错误是路线错误。这两个文件，到11月16日才传到上海的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在21日开会承认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错误，对立三路线的错误提得不够高，认识不够。11月25日，还发了一个接受共产国际批评的三中全会补充决议。因为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他这么说，你还得服从他。
1930年10月，就是在中共中央还没有接到共产国际这两个文件的时候，王明已经知道了共产国际这两个指责三中全会的文件内容。王明怎么就提前知道了呢？因为当时有几个和王明一派的人回到国内来，他们在莫斯科就知道了这两个文件的内容了。当时回来的有夏曦、陈昌浩、李竹声、何凯丰、沈泽民，他们在莫斯科知道了文件的内容，就告诉了王明。于是王明就抓住了理，就和博古联名写信给中央政治局，要求公布立三路线的实质，将政治局一军，同时要求撤销对他们的处分。王明还动手写一本小册子，他把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问题指示的一些内容，拼拼凑凑加以发挥，强调反对李立三的所谓“右倾实质”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错误。这个小册子就是王明“左”倾路线的纲领性文件，叫做《两条路线》，又叫《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到了11月，中央接到共产国际的两个文件后，就在党内传达，批评三中全会。王明就扬言瞿秋白不能担任领导，要求共产国际帮助改变政治局的成分，由他们这些能够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党的领导机关。也就是应该由他们掌权，由他们来领导。这时还有一批原来遭受立三路线打击的一些老干部何孟雄、林育南、罗章龙这些人，也要求中央召开一个紧急会议。于是，党中央就在12月9日通过了一个《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后来到四中全会以后，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他们都被捕牺牲了。罗章龙因为反对四中全会，他错在另外组织了一个力争紧急会议筹备会，就等于另立了一个机关，犯了分裂主义的错误。这样就被开除了。
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突然到了上海，经过米夫的干预，党中央就撤销了原来对王明等4个人的处分，又在22日发出第96号通告，说要用紧急的办法来改造党的指导机关。米夫又授意中共中央在12月25日提拔王明为江苏省委书记，提拔博古为团中央组织部长，这两人就被提起来了。在米夫以共产国际名义一手包办之下，就改变了中央原定召开紧急会议的决定，而开了一个四中全会。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开了一天，40多人出席。米夫出席了会议，他包办代替，事先起草了一个《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强迫会议通过，而且事先拟定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六届四中全会由向忠发主持，米夫出席指导。米夫在会上以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名义提出事先拟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强迫会议通过，把还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选为政治局委员。会后不久又把王明补为中央常委。中央常委当时有4人，就是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陈绍禹（王明）。实际上，那个向忠发是个不管事的傀儡，挂名的总书记，所以王明实际上负总责，成了一把手。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就强调了反对“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强调用所谓“斗争干部”“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这样就用比立三路线更“左”的米夫、王明的纲领和“斗争干部”，来掌握党的领导机关，使王明“左”倾路线在党中央领导机关统治了4年之久。
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党中央领导机关成员是这样的：总书记仍旧是向忠发。他是六大选上总书记的，原是武汉药厂的一个工人，粗通文墨，实际不管事，而且，四中全会以后不到半年就被捕了。6月份被捕，一被捕就跪下投降了。所以四中全会以后中央实际负责人是王明了。四中全会以后组织部长是康生。这个坏蛋是紧跟王明的。中宣部长是沈泽民，沈当时也是“左”的，不过他不久就到鄂豫皖去了。洛甫（张闻天）于二三月份从苏联回到上海，沈走后，就由他继任中宣部长。当时沈泽民和张闻天都是支持王明的。军事部长是周恩来。职工部长是一个铁路工人，叫卢福坦，广东人，这个人后来叛变了，卢叛变后由刘少奇接任。农民部长是杨匏安，也是广东人，这是个好同志，后来被捕了。敌人用烙铁把他的背都烙烂了，他英勇不屈，壮烈牺牲了，之后由张闻天兼任农民部长。还有一个中央特科部长，就是搞情报工作的——顾顺章，这个人原是上海青红帮头子，流氓工人出身。六大以后当上政治局委员，四中全会继续是政治局委员，他送张国焘到鄂豫皖，到了武汉就被捕，之后就叛变了。以后由陈云接任中央特科的工作。中央秘书科长是柯庆施，他是当时王明“左”倾路线的坚决支持者。共青团中央局书记先是温裕成，这是个坏人，4月份停职，后来叛变了。接着由博古接任团中央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项英，他也是支持王明“左”倾路线的，他是皖南事变牺牲的。
总之，除了周恩来、刘少奇、陈云、杨匏安几个老干部以外，党中央机关当时都是王明控制的人。
六届四中全会，由米夫勾结王明，从领导机构成员到所作决议，都是由一两个人说了算，一两个人包办，这在党史上开了恶劣的先例。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中九大、十大把本来不是党员的造反派，突击入党，选成中央委员。十大有故事嘛，上海有什么湿裤子中委、半夜敲门中委。前者是个王洪文的小兄弟，不是党员，半夜通知他入党，第二天去开十大，他只有一条料子裤还湿着呢，第二天穿上湿裤子坐飞机到北京。还有半夜敲门中委，半夜敲门告诉他已经入了党而且要去开十大，等等，这些荒唐的事情。还有一些搞武斗，残酷迫害人致死的人，被提拔到领导岗位。这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也是重蹈了四中全会的覆辙。四中全会指定的这些领导成员，当然有些是老革命家，有些人当时犯了教条宗派错误，后来转好了，像洛甫、博古。但确实有很多坏人，叛徒。所以六届四中全会从政治上到组织上在党史上都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王明“左”倾路线对白区工作的危害表现为，在组织上使得白区党组织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在政治上，由于“左”倾路线脱离群众，使得许多抗日运动遭受到失败。
先讲组织上，白区党员斗争是很英勇的，但是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损失惨重。1931年1月，四中全会产生新的中央之后，我们上面讲了4月份就发生顾顺章叛变。当时，他护送张国焘到汉口然后转道鄂皖豫苏区。顾顺章会变魔术，到汉口耍把式时让敌人特务认出来了。逮捕后就叛变了。他对敌人说，我是管保卫和交通工作的，上海共产党的一切组织、地址、姓名、联络暗号我全知道，我要亲自见蒋介石，要立一个大功。当时武汉的何成浚也想立功，打个电报给徐恩曾，说逮捕了顾顺章。这个电报落到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的手里，他是我们打进去的一个共产党员。他连夜派他女婿坐火车到上海找周恩来，连夜转移。接着钱壮飞自己也来了，这就使党中央大部分同志转移了，没有受到更严重的破坏。
后来，顾顺章亲自带人到上海来捕人，情况也很严重，一些人让他碰到逮走了。6月，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叛变。当时党中央实际一直由王明负责。向忠发被捕后，由王明代理总书记了。王明当时在上海党中央不断遭到大的破坏的情况下，召集了一个常委会，决定他自己到莫斯科去；因为周恩来在上海目标太大，决定他到苏区去。在上海建立一个临时中央局，经共产国际批准，补选博古、张闻天、康生三个人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常委，在9月份成立临时中央，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担任中央常委，博古担任书记。那时王明在中央常委会上说现在暂时不设总书记，所以后来博古说他自己是总书记，实际那时没有设总书记。当时王明的想法是想把总书记留给自己，可他又到莫斯科去，他就不叫设总书记。临时中央其他成员有李竹声、刘少奇、陈云、康生。
临时中央是1931年9月下旬成立的。10月下旬王明离开上海到莫斯科去了。11月到了莫斯科就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还参加了主持东方部的工作。以后临时中央和中央苏区向共产国际的请示，实际都是由王明代表共产国际用电台来指示。所以王明虽然根本没有到过苏区，在1931年10月又离开了中国，但他是以共产国际的名义用电台遥控指挥的，实际上还是王明路线。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2月上海中央局被完全破坏，也就是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4年，大政方针都是王明在莫斯科用电台遥控指挥的，所以这4年都是王明路线。
周恩来于1931年12月离开上海，经过广东汕头、福建上杭进入瑞金苏区，那时就这样一条交通线。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上海坚持了一年，因为党组织不断遭受国民党的破坏，共青团中央的几任书记袁炳辉、胡均鹤、王云程三任书记先后都被捕叛变了，临时中央常委的卢福坦、全总委员长的黄平也都被捕叛变了。临时中央在上海站不住脚，经过共产国际的同意，于1932年冬天分三批搬到中央苏区。1933年1月，博古、张闻天、陈云等主要负责人都陆续经汕头、永定、上杭到达瑞金。康生去了莫斯科，担任中央代表团的副团长，当王明的助手。临时中央还有一个成员李竹声，留在上海当中央代表。不久，又从苏联回来一个盛忠亮，也是王明一派的人。经过共产国际同意，就由李竹声、盛忠亮两个人为首成立个上海中央局。任务是代表党中央领导白区党的工作，职权相当大，并且负责联络沟通瑞金党中央和莫斯科共产国际的联系。因为当时瑞金党中央的电台功率不大，不可能直接同遥远的莫斯科通报，需要经过上海中央局的秘密电台中转。同时共产国际也时常派一些信使、军事代表到上海通信，指挥工作。
上海中央局从1933年初成立到1935年2月完全被破坏，一共有两年，经过三届的人员变动。第一届是1933年初，临时中央搬走之后成立中央局到1934年6月，大约有一年半。第一届书记是李竹声，组织部长黄文容，宣传部长黄文杰，还有盛忠亮。到了1934年的三四月，黄文容被捕叛变了。6月，书记李竹声也被捕叛变，第一届中央局垮台了。第二届从1934年6月到10月，4个月，书记是盛忠亮，兼组织部长，宣传部长黄文杰。到10月份盛忠亮也被捕叛变了。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神月》，写莫斯科中山大学这样一本书。这个人后来在美国。第三届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2月19日。书记黄文杰，兼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朱镜我，秘书处张唯一。到了1935年2月19日，前两任的叛徒李竹声、盛忠亮，还有一个秦曼云，把上海中央局机关的全部情况向国民党特务机关出卖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经过周密调查，同一天出动，把中央局机关和下属机构的36人一下子逮捕了。其中有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准备接任组织部长的何成湘，他是从东北来的，宣传部长朱镜我，中央秘书处张唯一，中央文委成员田汉、阳翰笙、林伯修、许涤新等等。这样上海中央局及其下属机关全部被破坏了。原来由上海中央局领导的各地党组织也都失掉了党的关系。这就是毛泽东说的白区的党组织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这些人后来有的关在南京，有的关在苏州反省院。七七事变以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由周恩来、董必武到南京与国民党交涉，从南京监狱、苏州反省院把他们营救出来。黄文杰现在叫黄玠然，在全国工商联当秘书长。朱镜我后来在新四军总部工作，皖南事变时英勇牺牲了。
上面说的是组织上的损失，当然有国民党破坏的客观原因，但也有“左”倾路线工作暴露的错误。
在政治上的错误就是唯我独革，唯我独“左”，不但不能联合中间力量和第三派，组织统一战线，打击最主要的敌人，相反地，把中间力量和第三派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把朋友当作敌人打，孤立了自己。对抗日运动，提出口号过“左”，脱离群众，使抗日运动遭到损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当时临时中央不提“收复失地”的口号，却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认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是为了进攻苏联。日本人占领了我们东北那么一大片土地，你不去提收复失地，反对侵略，却提出一个武装保卫苏联，保卫外国，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这个口号怎么能够动员起群众？
东北兴起许多抗日义勇军，许多党员参加了抗日义勇军。但是1932年中共满洲省委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北方会议”决议，提出在东北建立苏区、苏维埃区域和红军，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革命政策。这些过“左”口号，脱离了广大抗日阶层。后来虽然组织了抗日联军，但1935年6月3日，王明、康生当时作为中共代表团从莫斯科给东北一个指示，叫做“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又叫“王、康指示信”，又强调做伪军工作，强调“不要死守根据地”。所以，在东北建立抗日根据地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正确的指导。东北这么大地方，人民抗日积极性又那么高，但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把东北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当时日本侵略者强大，气候又冷也是一个原因，但主要是政策上有错误，到1938年以后，东北抗日根据地基本上丧失了。剩下的也不多，只是在深山密林中有些营地，冬天待不住。抗日联军陆续撤退到苏联伯力附近，只能以小股武装进行一些活动，打些游击。
王明“左”倾路线还导致了1933年张家口抗日同盟军的失败。1933年5月26日，在周恩来、陈赓等同志领导下的中共华北党组织政治保卫局（后改为政治联络局）派出吴成方、萧明、宣侠父、许权中等组织中共张家口特委。吴成方现在在上海。萧明在张家口第一次解放时是张家口总工会主席，后来是北京市总工会主席（已病故）。宣侠父后来被国民党杀害了。许权中后来牺牲了。他们和爱国将领冯玉祥、方振武等经过长期酝酿、准备，在张家口共同组织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日寇占领了热河、坝上察北几个县都被日军占领、华北危急的情况下，抗日同盟军的成立是鼓舞中华民族奋起御侮救亡，推动北方革命进程的重要的、举足轻重的抗日行动。抗日同盟军在北路前敌总指挥吉鸿昌等指挥下，7月12日收复了被日伪军占领的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四县。吉鸿昌光着膀子拿着大刀爬多伦城头，把多伦收复了。张家口同盟军崛起奋战，特别是收复了察东四县，当时不仅在国内，就是世界上也是很有影响的。
然而，执行王明路线的以柯庆施为首的抗日同盟军前委，他们按照王明路线，在与冯玉祥等爱国军人的统战关系上，提出所谓“要兵不要官”的策略，把冯玉祥看做“最危险的敌人”，反对我党与冯玉祥最初制定的不公开党的旗帜而只打抗日旗帜的“西瓜政策”（即里红外不红），主张实行“胡萝卜政策”，里外都红，公开打出党的旗帜。同时一些执行王明路线的人在张家口搞“三罢”活动，罢工、罢课、罢操。张家口当时已成为抗日根据地，察东前线需要支援，你搞“三罢”，不是自己乱了自己嘛。还提出“打倒冯玉祥”，这就在抗日同盟军内部、在张家口抗日大本营造成内乱。加上蒋介石南京政府看到中共在察哈尔打起旗帜搞抗日，找到了借口，说冯玉祥被共产党利用了，不是真抗日等等。便命令何应钦等亲日派派军队包围察哈尔，对冯玉祥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蒋介石对冯玉祥说，你要抗日可以，但攘外必先安内，不能被共产党利用，不能和共产党合作，压迫冯玉祥。何应钦最后派了16个整师进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极为困难，冯玉祥在1933年8月中旬被迫宣布下野。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一批坚持实事求是的同志，主张保存实力，因为何应钦16个整师的力量，抗日同盟军是抵抗不住的。保存实力准备长期抗战，提出我党直接领导的第二师、五师、十六师、十八师、骑兵第三师这些部队先集中到坝上然后转移到陕北根据地，保存力量。8月24日，前委在张北县二泉井召开军事会议。由于一批军事干部的努力，前委主要负责人柯庆施同意暂时西去商都。
后来，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商都守军不与同盟军合作，前委仍主张东进，不同意向西转移，到独石口想寻找机会到河北省的中部、南部和那里的农民运动汇合。当部队开到独石口后，前委则将未跟上前委的二师党员和前委内部主张西去的党员开除出党，说他们是退却，右倾退却，然后提出“打进北平去过中秋节”的口号。当时抗日同盟军才三四千人，何应钦在北平有16个师，你怎么可能到北平去过中秋节呢？这不是脑袋发昏了嘛。然而柯庆施等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坚持打大城市的主张。抗日同盟军开到京郊小汤山地区，企图攻进北平。结果进入了国民党的埋伏区，日本人的飞机在上面炸，国民党的几个师包围起来，激战十几天，打得弹尽粮绝，寡不敌众，柯庆施只好化装逃到北平。吉鸿昌、方振武、宣侠父没法再打了，只好派代表与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谈判，残存部队放下武器，将领们遣散。
抗日同盟军虽然失败了，但是这场斗争，大大振奋了中外抗日人心。吉鸿昌、宣侠父等人继续在天津、上海等地进行地下斗争，筹划再次组织抗日部队。吉鸿昌1934年11月在天津由于叛徒出卖被捕，英勇牺牲了。
总之，抗日同盟军从察北去打大城市北平，因而造成失败，这是王明“左”倾路线对北方抗日运动的一大危害。
第三部分王明路线对苏区的危害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向各苏区根据地都派去支持他“左”倾路线的人作中央代表，这就是“钦差大臣满天飞”。对于毛泽东、朱德所创建的中央根据地，派去一个苏区中央局，先后有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邓发等人，当时都执行王明路线。其中项英去得早些，后来，任弼时、王稼祥有重大的转变，顾作霖长征时留在中央苏区牺牲了，邓发在遵义会议时转变好了。派到贺龙等创建的湘鄂西苏区当中央分局书记的是夏曦，这个同志后来在长征中牺牲了，是个烈士。但他在湘鄂西执行王明路线，搞肃反杀人很厉害，犯了很大错误。派到鄂豫皖苏区当中央分局书记和中央代表的是张国焘，他表示坚决支持王明路线而被派到鄂豫皖。鄂豫皖苏区是由曾中生、许继慎、徐向前等同志创建的。张国焘是坚决执行王明路线的大坏蛋。他利用肃反杀人如麻，把许继慎、曾中生、旷继勋等根据地的创建者都先后杀害了。同时派往鄂豫皖的还有沈泽民和陈昌浩。沈泽民后来牺牲了。陈昌浩执行王明路线、张国焘路线，犯错误很大，后来在抗大教书，解放后在编译局工作，变得很虚心，我和他很熟，“文革”中被迫害而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了追悼会，党中央对他作了很好的评价。派到方志敏创建的赣东北区，当闽浙赣省委书记的是曾洪易，这是王明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后来成了叛徒。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建立的中央派到这些苏区根据地的代表，都去贯彻王明“左”倾路线。首先是把刚刚开始纠正的肃反扩大化错误又发展起来，大抓大肃什么“AB团”、“社会民主党”、“第三党”、“改组派”，冤枉错杀了许多的好同志。肃反扩大化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文化大革命”中也是在某些方面重复了这些错误，把大批好同志打成什么“特务”、“叛徒”、“走资派”等等，关牛棚，关监狱，残酷迫害死了许多好同志。
以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代表进入中央苏区以后，积极贯彻王明的“左”倾路线，通过1931年11月的苏区党代表会议，历史上称赣南会议和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批判了毛泽东为代表的原来在中央苏区制定的比较实事求是的军事上、政治上的方针、政策，排挤了毛泽东对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只让他当一个没有多少实权的国家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以后，就去雩都养病了，以后做一点政府工作和农村调查。1932年初，执行王明路线的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搬到苏区后，虽然增补毛泽东为政治局委员，1934年1月五中全会上也继续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因为他是国家主席，但却借口叫他养病，不找他参加政治局会议，连五中全会也没参加。所以毛泽东说他在中央没有发言权。
临时中央1933年春进入中央苏区后，就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打击了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福建军区司令谭震林，省委领导成员邓子恢、郭滴人等人。接着开展了反对江西的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这4个人当时是江西苏区的4个地委书记，当时叫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是瑞金、惠昌、安源中心县委书记。临时中央对他们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他们都撤了职。
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实质，就是临时中央为了贯彻王明“左”倾路线，把这些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掌握苏区地方实权的人，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打下去。把他们赞成毛泽东主张的在军事上“诱敌深入”的打法扣上“右倾等待主义”的罪名；把他们主张保留一定数量的地方游击队、地方武装的意见，扣上“地方主义”、“游击主义”的帽子；把他们赞成毛泽东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革命方针，扣上“富农路线”的帽子。打击福建和江西的罗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打击毛泽东为代表的原来比较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给正确的东西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而推行王明“左”倾路线错误的一套；就是军事上实行所谓“进攻路线”，强调打正规战、阵地战，片面扩大野战军，削弱地方游击队。土地革命政策实行过左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所谓“阶级政策”。对于干部稍有不同意见，就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扣上反革命帽子。实行肃反扩大化，致使干部不敢讲话。
1933年10月，共产国际派来一个军事顾问李德。博古把他捧为太上皇，以李德是共产国际代表来增强自己的威望，于是成立了一个最高决策机关“三人团”，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组成，总揽党政军大权。实际上李德成为最高决策的总司令官，博古等于是政委，周恩来等于是参谋长。博古公开就这么讲。我听成仿吾讲，他去看李德，博古说：“他是总司令，我是政委，恩来是参谋长。”这时，蒋介石已经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实行堡垒政策，修筑很多碉堡，一步一步推进，以便蚕食、缩小根据地。李德提出“以堡垒对堡垒”，打阵地战，短促突击的战术。敌人发挥了飞机、大炮重武器的优势。红军缺少重武器，所以堡垒战中伤亡很大。
这时，1933年的11月，十九路军在福建组织了一个福建人民政府，发动了一个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福建人民政府的领导者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人，主张同红军合作，共同反蒋抗日，并且派代表联络了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和李、白采取观望态度，你打赢了就联合。福建人民政府派了秘书长徐名鸿、陈公培（这个人原来是共产党）、陈小航（还有个名字叫罗稷南，翻译家）为代表，先后到了瑞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接见了他们，同他们订立了“抗日反蒋停战协定”，红军也派潘汉年、黄火青为代表，到了福州。这段历史我和黄火青同志详细谈过。
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从苏区周围抽调了20个师，从江西边境去攻打福建的邵武、南平，蒋介石的部队就从红军在南丰、南城、黎川间的阵地面前经过，红军完全可以把蒋介石的军队拦腰切断，配合十九路军，南北夹击蒋介石军队。如果这样做完全有可能获胜。如果福建人民政府站住了脚，中央苏区和福建人民政府、十九路军联合起来，就还可以联合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一起抗日反蒋，局面可以大为改观。因为后来陈济棠和李、白搞两广事变，也搞过反蒋抗日，完全可以广东、广西、福建、江西联合起来一起抗日反蒋，形势就可以改观。第五次“围剿”也完全可以打破。
但是这时，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军事代表费雷德（苏联人）和苏区军事顾问李德，都认为蒋介石和十九路军的战争是大小军阀之间的军阀战争，而十九路军是有欺骗影响的最危险的敌人，认为红军不应该去帮助小军阀去反对大军阀，而应让他们自己去自相残杀。这种理论“左”得出奇。李德后来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纪实》，自己辩护说，当时我心里也觉得应该与福建政府合作，但是因为有共产国际上海军事代表的命令，我不得不执行。李德命令红军不要去拦腰阻击蒋介石军队，听任蒋介石军队从红军阵地面前开过去，而且把红军主力由东线调到西线乐安、永丰一带。这样，就放任蒋介石军队集中兵力，居高临下，顺利地打下了邵武、南平，抄了福州的后路。十九路军撤出福州向泉州、漳州一带溃退，到1934年1月终于失败了。
福建事变失败后，蒋介石又集中10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步步进逼。红军节节抗击。高虎脑战役、广昌战役打得非常激烈，红军每守一座县城，往往要牺牲二三千人，还是守不住。最近出版的《彭德怀自述》、《聂荣臻自述》，都讲到这个问题。1934年4月，广昌战役打得激烈时，李德和博古曾到前线视察。到了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对他们说，这样死顶着打不行，红军伤亡太大，并且用一句湖南土语批评李德，说：“你是崽卖爷田不心疼。”彭德怀是湘潭人，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你是外国人，对中国红军的伤亡你不心疼，好像败家子孙卖掉祖宗辛苦挣来的土地一样。李德听不懂中国话，让伍修权翻译，伍修权只得翻译说“孙子卖掉了祖父的土地”，李德还是不理解。这是伍修权亲自对我讲的。在广昌，张闻天也对博古说这样硬打硬拼的办法不行。博古说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两人就吵了起来，吵得面红耳赤，很激烈。李德听不懂他们吵什么，就劝解说，“中国革命还要依靠你们这些由莫斯科培养出来的布尔什维克来领导，你们不要争吵”。从这次争吵后，张闻天也开始反对李德、博古。
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都曾提出红军主力应该向东，到浙江、江苏这一带，或者向西打到湖南中部去，打到外线去调动敌人。但是，李德、博古听不进去。当时李德大权独揽，个人专断，包办一切。这个情况遵义会议决议上有。他不了解中国农村山区的情况，按照地图指挥打仗，让某一个师到某一个村庄，这个村庄有多大他不清楚，能住多少人不清楚。有时十几户的小村庄，你让一个师到那里去能住吗？能吃饭吗？完全是瞎指挥。到l934年八九月间，广昌、宁都、兴国、长汀几个县都丢了，瑞金就唇亡齿寒守不住了，中央“三人团”只好决定突围长征。10月开始长征，在突破四道封锁线后，出发时9万多人的红军剩下了3万多人，损失了三分之二的兵力。到了贵州黎平，召开黎平会议时，李德、博古已经束手无策了。大家认为毛泽东过去一些实事求是的意见是对的，要求毛泽东再出来领导。所以1935年1月中旬召开了遵义会议，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开始了毛泽东为首的正确领导，基本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以后红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都长征到了陕甘宁根据地。南方根据地都丧失了。所以说王明“左”倾路线的危害，使根据地丧失了百分之九十，只剩下一个陕甘宁根据地。
我们讲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研究党史，是为了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这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意思。纵观党的60多年的历史，危害最大的是“左”的错误。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是着重分析和总结“左”倾错误。4年王明路线和10年“文化大革命”都是“左”倾错误，“左”的指导思想。这也是党史上两次危害最大的错误。两次错误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学两个决议可以知道，简单地说，共同的东西至少有这样几条：
第一，从政治上说，“唯我独革”，“唯我独左”，不要朋友，打倒一切，这是孤家寡人的政策。
第二，从组织上说，个人或少数人专断，破坏民主集中制，拉帮结派，用人唯派、唯亲，只信任自己的亲信和亲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敢于讲真话，敢于实事求是提出意见的人，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打成反革命加以逮捕以至杀害，实行肃反扩大化。不断地开展政治运动整人，使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特别是打击和排斥知识分子。
第三，从思想上说，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把旧的一套教条化、神圣化、“凡是”化，样样照抄照搬，脱离实际情况，不能从实际出发，不能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凡事“左”三分，“左”比右好；“左”了保险，右了危险；拒绝改革，看不惯新事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循守旧；对落实政策推托、观望；如果说要搞运动，整人，马上就来劲。“左”倾错误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是小农经济基础的封建主义和家长制的产物，所以它必然表现为封建主义的官僚主义。
“左”倾思想的余毒，至今还是阻碍我们改革和前进的绊脚石，是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障碍。
为了贯彻现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我们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我们重温王明“左”倾路线这段历史，也可以得到一些借鉴和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