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著名作家。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光荣称号。
如果长到十多岁了还不识字，对于庆春来说，那时候的出路，就是去做个小买卖，提个小筐子，卖些花生、煮豌豆或者樱桃什么的，要不然就是去店铺当学徒。正在一筹莫展时，老舍家的一位远亲刘大叔偶然来了，他答应把庆春送到学堂。庆春的命运从此发生改变。
老舍是腊月二十三出生的，全北京的人都在欢送灶王爷上天，父母就给他取名叫庆春。父亲是皇城的护军，在抵抗八国联军时战死了。失去了父亲，家境更加贫困，每逢夏天夜里下暴雨的时候，家人就要坐到天明，以免屋顶忽然塌下来丢掉了性命。全家人每日只进两餐，每餐只有一样菜——冬天是白菜、萝卜；夏天是茄子、扁豆。饺子和打卤面是节日的饭食。
家里很穷，母亲和姐姐一入冬季就要辛勤劳作，给人家浆洗一大堆一大堆的衣服，或者帮人赶做新长衫，好挣钱过年用。庆春在一旁打下手儿——递烙铁、添火、送热水和凉水等等。母亲想让儿子去上学，又怕受人家欺侮，更怕交不上学费，所以庆春直到9岁还不识字。母亲当然知道读书的重要性，可是每月三四吊钱的学费，实在让她为难。如果长到十多岁了还不识字，对于庆春来说，那时候的出路，就是去做个小买卖，提个小筐子，卖些花生、煮豌豆或者樱桃什么的，要不然就是去店铺当学徒。
正在一筹莫展时，老舍家的一位远亲刘大叔偶然来了，他答应把庆春送到学堂。庆春的命运从此发生改变。
之后，庆春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随着这位阔人去了学校。学校在一座庙里，庙里的大殿很黑、很冷。神像用黄布挡着，供桌上摆着孔圣人的牌位。老师给了他一本《地球韵言》和一本《三字经》，庆春成了学生。
老舍知道自己上学不容易，如果不是远亲刘大叔照顾他的话，也许自己注定要当文盲，所以很珍惜上学的机会。庆春对待学习很认真，尤其偏爱学语文，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他不爱玩旗人喜爱的玩鸟等娱乐，除了看书学习，他唯一的乐趣就是去茶馆听说书。在茶馆里，老舍看到形形色色的人，让他感到十分的有趣，这一切为他后来的小说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庆春小学毕业的时候，亲友们都让他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他也觉得自己应当出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辛劳，可是，他更想继续升学。
他偷偷考入了师范学校。因为，那时师范学校的制服、书籍、食宿都由校方供给，费用不多。但是入学时，要交10元保证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庆春很想找刘大叔帮忙，但想到不能老麻烦人家，是啊，这年头大家都不容易，人家能帮一次已经够好的了。想来想去，庆春打消了念头。最后，母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借来了10元钱，含着眼泪把庆春送出门去。
老舍19岁时从师范学院毕业后，去一所小学当了校长。当时正是“五四”运动时期，各种新思潮风起云涌，老舍决定在学校推广白话文教育，可没想到马上就受到了一些保守派的抵制。他们说：“古文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而白话文刚刚兴起，不适合在小学推广。”
老舍据理力争，说：“任何新事物都有一个开始，让小学生学白话文没什么不好。”
在老舍的坚持下，学生们改学白话文。老舍自己也开始用白话文写作，虽然老舍的文言文和古体诗已有扎实的功底，他还是觉得用白话文写作是件痛快有趣的事，他刻苦练习，在白话中又加进了北京话，这使他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
1924年，老舍应聘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在这里他广泛涉猎世界各国的文学，同时他开始动手写长篇小说。老舍在伦敦住了5年，写了三部长篇小说。回国后，老舍在山东齐鲁大学任教。老舍一生交游甚广，他不仅在作家学者中有很多知心朋友，而且同处于底层的劳动群众也有广泛的接触。一次，一位来访的学者看到老舍正在家里和一个土里土气的小商贩谈得很投机，等他们谈完了，那位学者很惊讶地问老舍：“这也是你的朋友吗？”
老舍笑着说：“是啊，是朋友，也是我的老师。”
“老师？”学者瞪大了眼睛，疑惑地看着老舍。
老舍说：“这些人每天在饥饿线上挣扎，他们都有自己悲惨的遭遇，通过和他们的接触，使我对人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937年老舍辞去了职务开始专职写作。《骆驼祥子》就是这个时候的作品，问世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老舍的传世之作。
老舍在中国现代小说艺术的发展中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他的作品与茅盾、巴金的长篇创作一起，构成了现代长篇小说艺术的三大高峰。他的贡献在于其独特的文体风格，他的作品的“北京味儿”、幽默风格，以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俗白，凝练、纯净的语言，在现代作家当中独树一帜。同时，老舍创作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现代长篇小说在民族化与个性化的追求中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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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春长到十多岁时还不识一个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如果他按照这样的道路按部就班地向前走，他的人生真的让人不敢想象。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老舍在成长道路上遇到了刘大叔这颗救星。如果一个人没学上，连一个字都不认识，又何从谈起写小说呢？可以说，没有刘大叔，就没有后来的老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