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严格按照事物运动的规律办事——改革和“两个文明”建设的哲学思考
在我国社会变革的历史时期，随着改革和“两个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新旧政治经济体制转换中矛盾纷呈，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思想内容，而且促进了人们的哲学思考。当前思想领域比较普遍而集中的问题和重要任务是，如何用科学的思想方法认识改革和“两个文明”建设的总形势，整体把握事物运动的规律性，不断提高干部和群众的历史自觉、改革自觉、服务自觉。并且认真总结经验，记取教训，统一认识，协调步调，以保证改革和“两个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本文针对当前部分干部群众的认识情绪和改革实践，试图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就在“统”与“分”中认识“一”和“多”，在“破”与“立”中把握“进”和“退”，在“行”与“知”中注意“左”和“右”三个命题，谈谈如何认识和把握改革与“两个文明”建设的总形势，严格按照事物运动规律办事的问题，并求教诸读者。
在“统”与“分”中认识“一”和“多”
“统”与“分”是事物运动的表现形式。它反映事物运动中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统”与“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没有“统”就不可能有“分”，没有“分”，也不可能有“统”，统分结合既表现事物的整体性，又表现事物的个别性。两者交替进行，显现事物的性质和特征。简言之，“统”与“分”决定于世界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统”与“分”在质与量的关系上常常表现出“一”和“多”。从“多”到“一”的综合及从“一”到“多”的分化，即由“一”变“多”，由“多”成“一”，循环往复推进了事物的发展。因此从“多”到“一”的综合及从“一”到“多”的分化，是事物运动的常规模式。“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这种常规模式的通俗表述。而在分合互变中，“一”和“多”也在互变中进行。历史事实表明，事物在“统”与“分”中，从“多”到“一”的综合及从“一”到“多”的分化，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我国改革的深入进行，“统”与“分”中出现了极为明显的“一”和“多”的关系。其中，从“一”向“多”的分化最为明显。政治上，既坚持一党执政，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又强调多党合作，实行政治协商制度，邓小平同志又提出实行“一国两制”。党内政治生活中，既强调与党中央政治上保持一致，又进行权力再分配，权力下放，民主施政，多方面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这都反映了“统”与“分”中“一”和“多”的关系。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有制形式的变化上，正在由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多种经济并存、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在农村，“统分结合，两层经营”，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在城市，横向联合，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在竞争中走向共同繁荣。在产品的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总原则要求，在计划分配以外又出现了多种分配方式。多种分配方式正是为了更好地贯彻一个总原则，即按劳分配的原则。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也由于自主权的扩大，个人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增强了主人翁地位和作用。如上所述，生产关系的变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整个社会财富日益增多，从而使上层建筑领域空前活跃。多学科的兴起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人们的研究兴趣也呈“多”的势头。学科林立，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正在进入大发展时期。总之，我们正在一个多维化的社会中生活着。
在“统”与“分”中正确认识“一”和“多”，是正确认识形势，整体把握世界的根本要求，是坚持改革搞好“两个文明”建设必须解决好的思想问题。
我们知道，社会生活具有广阔的领域和丰富的内容，并且不断地在发展中产生新现象，导致新矛盾，提出新问题。世界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经常处在演变中。在这种演变过程中，“一”体现着事物的完整性、系统性；“多”体现着事物的耗散性、开放性、灵活性、丰富性。二者互为因果，是“一”和“多”的本质关系。如果我们只承认“一”而否定“多”，就会导致思想理论上的僵化、独断和实践中的教条主义。如果只承认“多”而否认“一”，则会抹杀客观真理性，从而导致理论上的相对主义和实践中的机会主义。如果不运用“一”和“多”的理论去分析形势，认识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将是盲目的和不清醒的。
现在要求我们认识的重要问题是，在“统”与“分”中把握“一”向“多”转化的度，纠正削弱“一”的倾向。打破大锅饭，解放生产力，改变“穷过渡”，在各方面出现了从“一”向“多”的分化，这是十分必要的。可有些人，没有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是以一个过程而出现的”，“分”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在一定时间内显现相对静止状态。因而，“一”向“多”的转化有一个实际存在着的“度”。在主观上企图超越这个度，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在改革中，我们在把握“统”与“分”的过程中，如果不认识“一”向“多”转化的度，在指导工作中不注意掌握分寸，“分”过了头，就会严重削弱“统”的功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清楚没有集体经济，一家一户办不到的事情就无法得到支持；没有整个社会财富的积累，就不会有个体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没有统一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就没有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自积极性的有效发挥。比如，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应当是“统分结合，两层经营”，“分”过了头，“统”就会荡然无存，形成有集体没经济，出现单层经营；再比如，计划与市场调节，如果过分强调市场调节，计划就要削弱，并对市场失去控制。一句话，我们要懂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实现最高理想的必经阶段，所以，我们要用共同理想去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有些人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缺乏正确认识，对农村经济的两种发展趋势片面理解，要么只强调发展个体经济，要么只强调实行单一合作经济。持有上述看法，则在城乡经济改革中，稳态症、恐惧病、沉闷感时有所犯，情绪忽冷忽热，干劲时高时低。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统”与“分”中正确认识“一”和“多”，学会多侧面、多层次、多视角地全面认识和整体把握世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提高历史自觉、改革自觉、服务自觉。在“统”与“分”结合中把握“一”和“多”的前进过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破”与“立”中把握“进”和“退”
“破”与“立”表现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它反映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破与立的过程就是抛弃和创新的过程。破是对旧体制、旧观念的改造、扬弃，立是在现有基础上的更新、发展。但是破立的双方并不是截然断开的，而是新旧双方优势的一个转换过程。旧事物的破除和新事物的确立，是一个此消彼长的渐进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正如列宁所说：“任何肯定的因素同时都包含了否定的因素。”破中有立，立中有破，因而推动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
在改革和“两个文明”建设中，有许多破立关系。不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或是精神文明建设，在新旧体制转换和观念形态的演变中，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一种破立关系。即新体制、新观念的确立和旧体制、旧观念的破除这样一种交替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大锅饭经济体制，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并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工厂破政企不分的领导体制，使政企分开，实行厂长负责制。我国整个农村从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化，由行政手段促成的纵向管理为主转向顺应经济发展需要的横向经济联系为主。城乡经济的这些转变，标志着我国经济正在摆脱旧体制的束缚进入商品经济大发展时期，这是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在政治上实行党政分工，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按“四化”标准调整各级领导班子，破除个人迷信，实行民主政治，同样是一个破和立的关系。观念形态随着生产方式的变更所发生的变化，也具有破与立的意义。如大锅饭时期实行“穷过渡”，观念形态片面强调大公无私，而现在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必须坚持公私兼顾，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这说明，精神和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抽象观念。观念形态的破与立是随着经济基础变化而变化的，永恒不变的观念是不存在的。
在破与立的关系上，人们的利益矛盾和认识矛盾，很容易反映出来，因而对此很敏感。同时，人们通常议论最多的是破字当头还是立字当头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告诉我们，讨论任何一个问题，必须放在一定的范围之中。可以认为，破字当头与立字当头的区别，是在两种不同环境条件下处理破立关系的两种着眼点。一般说，在旧事物占优势的环境条件下，就需要首先冲破旧事物的禁锢，新事物才能立起来，这应当说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而在新事物占优势的环境条件下，则要以立字当头。因为这时确立的新目标，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同时，在这种情况下，破的对象即对立的事物有阻碍和守旧的副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帮助新事物确立的正作用。二者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不完全具有相互排斥的关系，还有吸引的一面。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新体制对旧体制本质上是一个否定关系，但新旧体制转换中，新体制还没有完全立起来，旧体制还在起作用，旧体制既对新体制确立有阻力的一面，但也还为新体制的确立提供了有利条件。所以破立对象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又往往要共处于一个同一体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虽然在破与立中，本质上依然是革命的、批判的，但所取的形式却是渐进式的，而不像暴力革命那样，以爆发式可以一次完成，改革需要有充分的时间和经历较长的过程。我认为，这应当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可以自我完善的一个理论依据。这种认识，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正确认识和对待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曲折性和长期性。
与破立相联系，重要的是如何认识破与立中的进和退。因为破与立表现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反映着人对客体运动变化规律性的认识。而人的认识是对真理接近的过程，其间与认识正确与否相关的因素很多，所以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成功或失败总体上说都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如此，“破”与“立”中常常可以看到进与退的现象。民主革命时期，党建立武装，运用革命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时代前进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打破了经济体制上的大锅饭，城乡普遍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曾被一些人错误地认为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但这个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社会财富日益增多，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两个文明”建设使我国社会又开始了新的全面进步。这些事实都告诉我们，破与立中的进和退是个辩证作用的过程，它正好说明事物运动具有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规律。
所以由于事物运动的曲折性，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一定要按照事物的规律办事，要把握“破”与“立”中的“进”和“退”。人们在“破”与“立”中，主观动机总是想进不想退。可“应该是这样，实际是那样，中间有一个距离”，我们必须承认这个距离，树立正确的破立观、功过观、变化观、因果观，正确认识“进”与“退”的辩证关系。在实际工作中，要及时总结经验，记取教训。一经发现决策和实践中有失误，就应当坚决、及时纠正。切记不可违背客观规律，坚持错误，硬拼硬干。比如，对市场和其他因素缺乏科学预测，盲目上项目，盲目生产，市场竞争中又失利，却仍然不愿意关、停、并、转，以适应市场需要，到头来积压亏损成灾，损失更大。前几年我国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消费基金过多，外汇使用失控。2012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使曾经一度出现的经济发展过热造成的紧张状况得到缓解，我国经济正在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要充分认识和正确对待党的最高理想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理想的关系。《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指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我们用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这是为实现党的最高理想而奋斗，是必经阶段。改变过去“左”的思想路线指导下“穷过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解决“必经阶段”各民族、各党派和全体劳动者、爱国者所共同关心的实际问题，这不是退，而是进，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了这样的态度，真正把现阶段的工作做好了，党的最高理想，即实现共产主义才有可能。所以，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总之，要在大方向上支持前进的观点，而在实际工作中要正确认识退的现象，同时要促其转化为进的因素。因为，事物在“破”与“立”中“进”和“退”，总体上是受规律支配的，但本质的作用却是使社会在辩证发展中走向全面进步。
在“行”与“知”中注意“左”和“右”
“行”与“知”作为认识论的命题，古往今来哲学家们有过不少论述。比如我国古代哲学家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论，毛泽东在《实践论》中阐明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凡此云云，尽管含义不同，观点有别，但都把“行”与“知”联系起来认识问题，这就不难看出，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行”与“知”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当然，王守仁、孙中山的知行观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是不完全和不成熟的理论。正确的知行观，我认为还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的“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社会发展到今天的时代，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历史地给人们提出了极为广泛而严格的要求，“行”与“知”作为辩证发展的过程，也一定会随着时代的进步提到更高一级的程度。这是因为科学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新技术革命正在更广泛的领域，改变和优化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生产程度越来越高，事物之间的区别愈加明显，联系愈加紧密。在这个历史环境中，人们的实践和认识，行与知也必须有一个相应的步伐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这里最重要的要求是，不断克服实践的盲目性和提高认识的准确性，使行与知在辩证统一中进入高一级的程度。而进入高一级程度，首先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即实践要开拓，观念要更新。也就是说人们的实践活动不能只是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而要力图有新意。这中间我以为知与行不可能同时立新，先后有一定的距离，但是二者是断然不可分的。特别应当指出，行与知、实践和认识是通过辩证发展总体进入高一级程度的。片面强调先后都是不科学的。试想，实践不具有开拓性质，观念如何更新？观念不更新，实践又如何开拓？所以必须把实践的开拓与观念的更新一并提出来，把知与行统一起来，用辩证的观点把握实践开拓与观念更新的关系。鉴于这种认识，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克服和防止两种倾向，一是主观上为了使实践具有开拓性，促进改革，力图创新，在实践活动不具备客观条件的情况下，片面强调观念更新，这不但是徒劳的，而且会导致人们不恰当的空想，滋长唯意志论。另一种倾向是，不注意知识观念更新和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却片面强调人们去开拓、创新、搞改革，虽然用心良苦，却犯了脱离群众的错误。正确的做法是，理论工作者在宣传新思想，提倡新观念时，一定要注重调查研究，针对实际情况做好宣传工作，切忌脱离实际，提一些不合国情、省情、区情的口号，如在物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片面强调高消费。对于实际工作者来说，就应当自觉接受理论指导，边学边干，注意更新观念，用新思想指导改革，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改革的年代，也是时代变革的年代。人们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水平如何协调，行与知怎样统一，是哲学和一切理论工作者应当探讨的问题。同时也是各级领导提高领导艺术水平应当认真思索的课题。我认为，当前在行与知中要十分注意“左”和右。在我们党的实际工作中曾经出现过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失误，一个十分深刻的教训就是在行与知中忽“左”忽右，不能及时发现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问题。对此，群众是很厌恶的，所以，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记取过去工作中失误的教训，不想当然做决策，不凭经验办事，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程度适应人们实践和认识的需要。在干部和群众中，当前倾向性问题依然存在。比如，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上，要么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不求发展，要么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盲目崇拜资产阶级某些哲学和社会学说。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针对有些人唱高调、喊空口号的浮夸作风强调办实事时，一些人又把办实事和学理论对立起来，错误地认为，强调办实事就不需要理论，因而在行与知中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严重影响人们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关心国家大事的积极性。对此，我认为这种倾向还没有引起一些领导干部的重视，这是应当注意的。其次，在对待“软科学”和“硬任务”上也有倾向性，过去是从事软科学和硬任务的各自片面强调自己工作的重要，现在则有一种倾向，从事软科学的一些同志看着搞实际工作的人“吃香”，认为“虚不如实”。其原因当然有不正之风的影响，但也有认识原因和落实政策问题，这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倾向和协调的问题。再如，在对待改革开放问题上，两种倾向都存在，要么闭关自守，对改革开放看不惯，更不去下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认为还是过去的好，一切都是中国好。要么认为凡是外国的都好，连月亮都是外国比中国的圆，有这种思想倾向的人，很难注意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四个坚持”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在批判与继承的关系上也还存在一定的倾向性，要么只强调批判，不讲继承，要么只讲继承不讲批判，从而把批判与继承对立起来。在行与知、实践和认识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树立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分析研究问题，既要注意全面了解，又要进行重点分析，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统一；既要注意事物的联系，又要重视事物的区别，坚持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辩证统一；既要注意事物的相对静止状态，又要广泛研究事物的新发展，坚持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的辩证统一。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与行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
1987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