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红岩精神
周恩来精神博大精深，高尚优美，具备完整体系，反映时代典型。
什么是周恩来精神？笔者以为，周恩来精神就是在他身上得到集中体现的共产主义精神。周恩来精神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周恩来精神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马克思主义革命人生观的完美结合。
在中华民族的现代史上产生周恩来这样的伟人和周恩来精神这样的境界，不是偶然的。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人民的呼唤。发扬周恩来精神对提高全党全民族的素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一、周恩来精神体现在他的革命业绩中
首先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周恩来是一位革命家，而不是一位道德家；是一位革命伟人，而不是一位谦谦君子。他的伟大精神和高尚品德是在近60年的革命生涯中经过千锤百炼而养成的，并服务于革命事业，而不是一个道德家的自我完善。这是周恩来精神最本质的特征。
周恩来精神主要体现在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建立的伟大业绩中。
第一，他是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前驱者之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追求人生的最高境界，献身革命，寻求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道路。他终于找到马克思主义……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通向人民共和国的漫长曲折的道路上，他历经风险，艰苦创业，坚持必胜的信心，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多次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成功地处理了许多十分困难的问题，推动党的事业不断胜利。
第二，他是连任26年的开国总理。在这个岗位上，他朝乾夕惕，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极不平静的26年，既取得了巨大成就，又遭受了严重挫折……周恩来既在胜利进展中见精神，更在面临困境中见精神。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他和许多同志一起苦心孤诣，撑持危局，避免了全国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彻底崩溃，终于渡过难关，迎来转机。
第三，他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在他的具体组织和领导下，在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新中国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与孤立，空前提高了国际地位，争取了朋友，赢得了尊敬。新中国的外交风格是在他亲自带领下形成的，新中国第一代外交战线上的骨干是在他的亲自培养下成长的。
第四，他是党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领导集体得以形成的重要推动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主要成员几乎全都遭到严重迫害或受到冲击。周恩来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下，尽力给予了保护、推荐和支持，使许多人得以保全，给他们复出和施展才能创造了条件。可以说，能够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新一代的领导集体，是周恩来最后一个最基本的心愿。他为之尽了最大的努力，终于得到实现。
贯穿周恩来一生的伟大业绩中，最杰出最能反映他的精神境界和个人特色的贡献……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他在维护党的团结方面的巨大作用。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周恩来不仅是在日常工作中，更重要的是在一些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始终从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出发，维护党的团结。他在党内不争权，不争位，不争意气，委曲忍让，顾全大局。当他犯有错误的时候，他坦然认错，承担责任，坚决改正。而更多的情况是在自己蒙受委屈的时候，能忍辱负重，一心为党。周恩来是一个代表，代表了党内大多数同志这种顾全大局、维护团结的精神，并在党内形成了优良传统……这才使得中国共产党历经波折而能有今天这样巩固的局面。
第二，他在统一战线工作上的巨大建树。他是中国共产党内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时间最长、结交面最广、始终处在第一线的一位领袖。在长期的统一战线工作中，他为党结交了无数朋友，赢得了极高声誉，成为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各族人民的共同的知心朋友。
第三，他的个人高尚品德的巨大影响。周恩来的高尚品德表现在多方面，融化在他的全部工作和生活中。他的高尚的政治道德和领导道德，他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他的超凡毅力和超凡智慧与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融为一体，打上了他个人的深深烙印，是他为革命建功立业的精神力量，也是激励许许多多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为革命建功立业的精神力量。
二、周恩来精神光大在建国以后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变化，一方面表明党实现了革命目标的第一步，夺取了全国政权，为发展生产，强国富民，为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也带来新的考验，即执政的考验。
历史证明，周恩来经受了执政的考验。
周恩来精神在执政以后得到发展光大，主要表现在：
第一，民主精神。他把民主当做新中国的一项基本制度。他说，我们的权力是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为此，他努力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仅20世纪50年代，人大和国务院就制定了法律法规1000多项，力争把国家逐步纳入法制轨道。这在建国之初的情况下是很难能可贵的。
在日常工作中，他高度民主，兼听众议，博采众长，尽量把各级领导、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他虚怀若谷，善于听取逆耳之言。平时待人接物，他也是豁达大度，发扬民主，创造宽松的环境，人们在他面前能够畅所欲言，他也最能真实地了解情况。
第二，务实精神。作为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日理万机，各项工作千头万绪，矛盾多端。他处理各项工作一贯强调的基本原则就是实事求是。他对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比较有数，能从实际出发，不搞理想主义和随意性。最典型的表现是在1956年的“反冒进”。他的正确意见却受到错误批评，并被迫多次作了检讨，甚至表示准备辞去总理职务，因中央政治局的不同意才作罢。历史证明，周恩来的实事求是精神是正确的。直到1960年，毛泽东察觉到“大跃进”的失误后才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3年余地，多么好啊！”为“反冒进”作了比较公道的结论。
第三，公仆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周恩来的人生宗旨。做了国家总理，他更把自己当做人民的公仆。在他心目中，总理就是公仆，而且应该是人民最大……最好的公仆。
作为最大的公仆，他最具有忧患意识，终日忧国忧民，哪里有了事情，有了问题……有了危险，他就到哪里去。
作为总理，位高权重。如何用权对任何领导人都是一个考验。他十分慎重地使用手中的权力。经常有许多报告，请他批项目，拨资金。他总是反复斟酌，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他说：“这个笔啊，太重了，我拿不动。”“我是提笔千斤重啊！”
他是总理，也是全中国最勤奋的“长工”。他说：“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啊！一息尚存，就得奋斗。”在他最后的时刻，他仍在坚持工作……想到远方的矿工，想到台湾的朋友，并一一作了交代和安排。
这位公仆晚年，衣襟上总是挂着那枚“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这是他一辈子身体力行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的最朴质、最真实的写照。
第四，廉洁精神。为政清廉，本是一个国家公务人员最起码的品质，但在执政以后，对全党来说，却成了一个严峻的考验。周恩来发扬廉政精神，既是他一贯的自觉行为，也是为了针对存在的问题，率先垂范，身教当头，与不良倾向作斗争……
他正人先正己，要求别人的自己先做到。他对亲属和身边人员非常严格。作为他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岂止是遵纪守法，束身自爱，往往还要作出分外的“牺牲”。
他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不以善小而不为”，于细微处见精神。他常常“请客”，他的客人多，经常有同志来开会、谈工作。时间晚了，他让大家“别走了……我请客”。以致工资不够，要靠邓颖超的工资“垫着”，实际上是“大姐请客”。他却从来不动用一文公款。
周恩来为执政以后的共产党人树立了一个榜样，教导全党如何用权，如何为“官”，如何做人，使党能打破“周期率”，走出历史的“怪圈”，最终实现党的奋斗目标。
三、周恩来精神升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如果说，枪林弹雨、白色恐怖、高位重权等等，对周恩来是太小的考验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对他就真正是一场巨大的考验。周恩来精神也经过这场考验进一步得到升华，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认识了周恩来，了解了周恩来精神。
第一，他是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勇”精神参加这场运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他“真是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当然起初“很不认真，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但是后来的情况发展，使他认为做旁观者不行，做对立面会被冲垮，只能站在潮头上做弄潮儿，因势利导。
问题的症结之点在于这场运动是毛泽东不顾一切亲自发动和直接领导的，而且把“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也已经得势，猖獗一时。周恩来既要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又要补救毛泽东的错误。他的真正难点在于只能得到毛泽东有条件的支持，这条件就是拥护“文化大革命”，否则就必将被打倒。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必须站住，不能倒下。这绝不是周恩来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全局的大事。要站住，当然得付出代价。他说：“我们不来入地狱谁入地狱？要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要抱定入地狱的决心。”周恩来就是以“入苦海”、“下地狱”的大勇精神，周旋于“文化大革命”之中，不得不说好多违心的话，做好多违心的事。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是“明知故犯”，不得已而为之。
他在“苦海”、“地狱”里煎熬了整整10年，所承受的痛苦心情可想而知。他说……“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这里讲的既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
第二，采取韧性战斗的方针，有退有进，有柔有刚，刚柔相济，待机而行。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压力极大，但抗争的力量并未完全消失，抗争的事件屡屡出现，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周恩来以他的特殊地位、特殊处境，只能采取特殊的斗争方式，发挥特殊的作用。他采取的是从旁缓冲的方针，实行韧性的战斗。
这与正面抗争方式不同，没有那样激烈，但往往更有效。在一定条件下，周恩来便变退为进，主动出击。主要的抗争有三次：1）利用林彪和“四人帮”两个集团间的矛盾，协助毛泽东彻底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四人帮”的气焰；2）乘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之机，发动批判极“左”思潮，同时争得毛泽东的支持，解放大批干部；3）全面肯定和全力支持邓小平的治理整顿工作。这三件事最能反映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内心感情和真实态度。虽然批“左”被毛泽东制止，邓小平又再次被打倒，但这三次斗争在当时仍然起了重大作用。
第三，确定重点目标，锲而不舍，努力实现。对于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周恩来已无力回天。但是，对于他认为最重要而又力所能及的几件大事，则锲而不舍地抓住不放，促其实现。
一是千方百计地保住国家机器和生产指挥系统的基本运转，特别是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维持了全国人民最基本的生活供应。
二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之后，防止“四人帮”全面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在最后的时刻还嘱咐叶剑英：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指“四人帮”）手里。这无疑对后来叶剑英毅然决定动手粉碎“四人帮”集团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是尽力保护干部（包括党外人士）促进一些重要干部的解放和复出。特别是对邓小平，周恩来给予了全力支持，寄予了最大期望，还要求大家都支持邓小平……周恩来对邓小平的全力支持，对以后的历史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四是排除干扰，保持正确的外交路线和政策的继续推进。根据毛泽东的决策，他具体组织实施了打开中美关系新局面的“乒乓外交”，实现中日建交，以及与一些重要资本主义国家建交，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取得了重大胜利。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困境中的“战略目标”，都基本实现了。
当然，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违心的话也是错话，办的违心的事也是错事。这要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更深层次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周恩来长期作为中央领导核心重要成员，在没能建立一个更健全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上，和其他一些领导成员一样负有自己的责任。以至于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引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是历史的局限性。这个问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真正着手解决，并将是一个长时间的任务。
四、周恩来精神植根在中国人民心中
周恩来离开他所无限眷恋的中国人民已经22年了。20多年来，中国人民怀着最真挚、最深厚的感情，赞美和怀念他的伟大业绩和崇高精神。人们称赞他“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榜样”，是“人民的好总理”，是“最得人心的共产党员”。岁月的流逝磨不灭人们对他的思念，时间愈久，愈见真情，由此在公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力量，推动历史前进。远者，如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千百万群众就是手捧悼念周恩来的白花，为了呼唤邓小平出山……反对“四人帮”而走上街头，涌向天安门的，从而为粉碎“四人帮”，最终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群众基础；近者，如近年来在重庆开展的“弘扬红岩精神，塑造当代重庆人”的活动，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推动了两个文明建设，并在全国范围得到认同，带来影响。而“红岩精神”的灵魂是周恩来，“红岩精神”就是周恩来精神。
这在当代中国是一种极具深刻意义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
这是人民群众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公正评价。周恩来一生无私奉献，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创造出伟大业绩，人民爱他，是对他爱人民的回报。
这是人民群众民族文化心理的美好追求。中华民族历来看重人的品格，特别要求自己的领导人既能建功立业，又要品德高尚。周恩来的伟大业绩和伟大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理想的榜样。
这也是人民群众对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强烈呼唤，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现实生活中某些丑恶现象严重不满。人心是杆秤，不断地比较真善美和假恶丑，人民群众越是憎恶种种腐败丑恶现象，越是敬爱和怀念周恩来……热切期望发扬周恩来精神，加强党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周恩来精神植根在中国人民心中。岁月悠悠，音容长存。永远的思念化为不尽的动力。这就是周恩来永恒的魅力之所在，周恩来精神的力量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