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内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时间最长、结交面最广、始终处在第一线的一位领袖，是举世公认的中国共产党推进统一战线政策的一面旗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要能得到发展，取得成功，就党自身来说，须得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自己的实力；二是要有正确的政策；三是要有大批既能团结人又具有优良作风的干部。三者互相关联。政策是关键，而作风则是重要保证。有了这种保证，实力和政策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缺乏这种保证，再大的实力也会被抵消，再好的政策也要受梗阻。周恩来对党的统一战线事业有着多方面的卓越建树，而他在统战工作作风建设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则是超群非凡、无与伦比的。他的实践活动，更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巨著。
周恩来在长期的统战工作实践中，形成了他个人的独特风格，像一块五彩斑斓的硕大磁石，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团结了千千万万的同盟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着各个时期的目标而共同奋斗。
一、周恩来统战风格的形成和发展
周恩来在统战工作中所表现的风格是一贯的，却不是天生的，是随着党的统战政策的发展，为着适应统战事业的需要，在反对和克服党内两种倾向，主要是“左”的错误倾向中，加强自我锻炼，逐步养成，不断发展的，在各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都显示了巨大的能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抗日战争前夕和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的统战风格全面形成，著名于世。这是历史提出的要求，亦是周恩来对历史的回答。
1924年秋，他从欧洲回国，即参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显露了卓越的才华。但那时党还处在幼年，周恩来也不成熟。他曾说：“我们过去在广州搞革命时，少年气盛，有点‘乱指挥’，这种不好的传统不要学。”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绝大多数年代，党与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决裂，全党处于地下和战争状态，基本上没有对中上层做统一战线工作。这种情况到抗日战争时期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结束了10年内战，推进了全民抗战，从而也使党摆脱了在少数根据地孤军奋战的局面，为广泛团结各爱国民主阶层和广大群众共同奋斗创造了条件。
第一个代表中国共产党走出根据地，进入国统区，面向全中国、全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风貌的，正是周恩来。他面临着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局势，承担的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国民党当权集团对合作抗战始终动动摇摇，亡我之心不死，而由于在10年内战中党中央连续发生“左”倾路线错误，由于根据地与外界长期隔绝，由于反动派的造谣诬蔑，在国统区，除少数进步分子外，公众对党也缺乏认识，有不少误解。特别是中上层人士，虽然赞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却又对共产党不无疑惧。周恩来不仅需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到底……而且需要通过自己的工作和表率作用，扩大党的影响，团结广大中间力量，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周恩来先后在国统区10年，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完成了三件大事：同张学良、杨虎城，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之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折点；2）参加庐山会谈，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并努力制止反共逆流，维护国共合作的局面，直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3）广泛团结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广大知识分子和国际友人。通过他的广泛结交，身体力行，争取了多数，赢得了人心，许多人从他身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是为全体人民和全民族利益服务的政策，是可信可亲的，不少人对党由疑惧到信赖，由疏远到亲近，由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到参加民主运动，进而接受党的领导，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的杰出才能和高尚风格，使他蜚声远迩，不少人“闻其风而悦之”。
当时，远在香港的蔡元培就说过：“周恩来了不起，真了不起。”与他直接有交往的人，更是无不受到他的深刻影响。党的一位亲密战友刘仲容说：“很久以来，我一想到中国共产党，脑子里就出现周恩来的形象。”这确是长期生活在国统区朋友们的共同感受，许多人就是通过周恩来的形象认识了中国共产党。
建国以后，各方面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这变化了的情况带来新的考验。在新的考验面前，周恩来的统战风格更加成熟，更加光大。
第一，中国共产党从被压迫的党变为了执政党、领导党，掌握了极大的权力，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周恩来成了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胜利的欢呼声中，有的党员干部，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逐渐骄傲自满起来，“唯我独革”，高人一等，摆架子，摆资格，听不进不同意见，不愿或不善于与党外人士合作。周恩来却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谦虚谨慎的态度，地位变了，作风不变，始终如一地不忘老朋友，结交新朋友，朋友越来越多，大家都心悦诚服。
第二，周恩来的工作面、结交面更广了，不仅有国内统一战线，还有国际统一战线和外交工作。他在国际交往中表现的风格，是他国内统战工作风格的延伸和发展，为新中国结交了许多朋友，许多国际友人也是通过周恩来的形象认识新中国的。
第三，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左”的运动伤害了不少朋友。到了“文化大革命”，党的传统的统战政策和优良作风更是破坏殆尽。这种情况和解放以前有很大不同。在国统区，当进步朋友受到迫害时，他总是旗帜鲜明地挺身而出，极力援助；而现在是我们党犯错误，伤害了朋友。周恩来以他的特殊地位，不得不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来应付“文化大革命”，顾全大局，撑持危局，从中尽量弥补损失，保护同志，保护朋友，使一些人免遭劫难，保住了一大批党内外精华。对这一点，广大党员、党外朋友和人民群众心中有数，充分理解……人们在劫难中再次从他身上领受到冬日般的温暖，看到了党的优良传统，因而更加增强了对他的敬爱之情，并由此激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1976年的“四五运动”，人们就是捧着悼念周恩来的白花，涌向天安门，声讨“四人帮”的，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许多朋友在受到伤害的时候，由于对周恩来的深切信任和衷心敬仰，仍然对党给予谅解，继续与党合作，拥护党的领导，甘苦与共，不变初衷。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在党外朋友中，特别是中间阶层的朋友中这样深得人心，享受这样崇高的声誉和威望，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我党的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周恩来统战风格，在各个历史时期显示了强大的活力……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增添了新的光彩。
二、周恩来统战风格的主要特点
使人们最感亲切、最富魅力的周恩来风格，熔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精深的马列主义素养、丰富的斗争经验、渊博的知识、崇高的品德于一炉，是他整个精神境界的体现。他的统战风格是他独特的个人风格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体现，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襟怀博大，团结多数
这是周恩来统战风格形成的思想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是解放全人类的事业；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周恩来真正具有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广阔胸怀，并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尽可能地团结最大多数。他一再强调，要画一个最大的圈子，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士团结在一起。他针对一些同志或因“孤芳自赏”，而不愿或怕“界限不清。”
而不敢与党外人士、与不同意见的人士交往的倾向提出：“我们在精神上应该有这样的气概”，“应该在千军万马中敢于与人家来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大的人们一道斗争，这样才算有勇气，这样的人叫做大勇。”周恩来正是以这样的气概，这样的大勇来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他不仅团结进步人士……而且敢于和善于团结那些曾经与我们有过“夙怨”、政治倾向和世界观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人，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团结绝大多数。
他主张：“对于反动营垒中可能分化出来的人物，要争取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与一些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和地方实力派人士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在这些人士中，有的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镇压过革命，屠杀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但面对民族危亡和蒋介石集团的压迫，他们或基于民族大义，或考虑自己的安危，逐步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周恩来捐弃前嫌，极力作好他们的团结工作，帮助他们不断提高认识，推动他们不断进步，使许多人坚持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到底，有的人在抗战与民主运动中成为党的亲密战友。建国以后，周恩来继续本着这一精神，团结那些不断从敌人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人，并认为在被打倒的阶级中，许多人也可以改造成为新人。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战犯中，大多数是黄埔军校早期学生。周恩来亲切接见了他们……畅叙师生之谊，同时严肃地告诉他们应如何继续学习，努力进步，使这批黄埔生感到阵阵暖流，如坐春风。以后，周恩来还多次会见他们，给予帮助教育，他们说这是他们“真正迈进新生之路的第一步”。这批人大多有了真正的转变。有的人移居国外以后，在各种威胁利诱下，义无反顾，坚决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
对于朋友中有不同意见，周恩来认为，这不仅不是坏事，而且是好事。他说：“有不同意见的人来跟我们讨论、争论，真理才能愈辩愈明……圣人都喜欢辩论，何况我们后生小子乎！”“要善于同不同意见的人合作。一切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扩大矛盾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对于持明显的错误学术理论思想的人……他也主张从大局出发，团结多数，共同对敌。抗战中，当时在重庆的亲国民党右翼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冯友兰、贺麟，一度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要对立面，一些进步文化人士经常聚会分析他们的政治动向和他们的每一篇新著，准备进行批判……周恩来告诉大家，民族大敌当前，在千千万万种矛盾中，学术理论界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和冯、贺在阶级立场上，矛盾固然尖锐，但毕竟不是主要矛盾，应该把斗争的主要锋芒对准国民党的妥协投降理论，对准陈立夫的“唯生论”，从而说服了大家，既坚持了进步，也维护了团结。冯友兰、贺麟在解放后逐步学习靠拢辩证唯物论，贺麟彻底从唯心论转变到唯物论方面来，在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最能说明周恩来的广阔胸襟的，是他对待个人恩怨的态度。他说作为一个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抗战期中，国民党与中共的联络代表张冲……曾经采取阴险毒辣手段诬陷过周恩来。张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组织部副部长……CC派大将、“中统”重要首领，也是“伍豪事件”的谋主。1932年2月，由张冲执笔，伪造了一份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在上海各报刊载。而伍豪正是周恩来的一个别名。当时，周恩来早已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党中央也知道这是敌人的中伤阴谋。周恩来与张冲既有公仇又有私怨。但在抗战中，张冲坚决赞成国共合作，共御外侮。周恩来豁达大度，不咎既往，为了全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与张冲建立了良好的合作的关系，“由公谊而增友谊”。也不因两党关系之一时恶化而疏其关系。张冲置顽固派的攻击于不顾，多次真诚地给周恩来的工作予以帮助。“皖南事变”后，张冲甚至对周恩来说：“一朝中总有秦桧、岳飞……我们是忠，他们是奸；我们要顾大局，他们是不顾大局的。”极力弥合国共关系，转变成为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1941年11月，张冲病逝，周恩来深为悲痛，在《新华日报》发表悼念文章，亲自参加追悼会，并致送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对张冲在团结抗战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的评价……这件事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起到了良好的影响。
周恩来从历史的高度看问题，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评价历史人物，从不忘记任何人在历史上做过的好事。他在生命垂危的时候，专门嘱咐在《辞海》上介绍杨度这一人物时，要说明此人晚年立场转变，经周恩来批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而过去人们只知道杨度是“洪宪余孽”，是鼓吹袁世凯做皇帝的著名的“筹安会六君子”之首。这个消息透露后，所有有点历史知识的人耳目为之一新……无不叹服周恩来的宏伟气魄。建国以后，他还两次对身边的负责工作人员提到原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说：“你们要记住，张镇在重庆谈判时做过两件好事，‘李少石事件’发生后，他答应我们的一切要求；始终陪同毛主席，保护毛主席的安全。你们要记住。”这时，张镇早已跑到了台湾，而周恩来却没有忘记他做过的好事。
（二）以诚相待，广交朋友
这是周恩来统战风格的核心，是他最能团结朋友，最为朋友们感佩之所在。
党的统战工作就是“交朋友”的工作。善于交朋友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项传统美德……周恩来把这项美德和党的工作结合起来，成为实现党的统战政策的一个基本途径。周恩来“交朋友”是全方位、多层次地广泛开展。他一生为党的事业结交了无数的朋友，朋友们把他看做是引路人，是知音，感到“与周郎交，如饮醇醪。”
……
周恩来在朋友们中受到极大的尊重与爱戴，首先是因为他尊重朋友，他对朋友以诚相待，平等相待。他说：“对过去不认识、不了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惧，只有把对方当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朋友。”因此，朋友们也信任他。著名工商界领袖胡子昂是周恩来在抗战时期结交的一位朋友。胡子昂说：“各方面人士一和他接触就敬服他……他和工商界接触，开一次会，谈一次话，都令人感动，令人流泪。”美国《时代》杂志20世纪40年代驻华记者白修德说，一看见周恩来，他的“怀疑或不信任几乎荡然无存”。周恩来在朋友们中自然处于核心地位，起领导作用。但是他个人从不以领导自居。他多次批评某些党员干部常有的那种“剑拔弩张”的态度，强调要和和气气，平等待人，反对把自己的主张强加在别人头上。他还有一个十分杰出的论点，他说：“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这是他高超领导艺术的经验之谈。许多朋友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地受到他的影响，而后自觉接受党的领导。他酷爱文艺，特别是戏剧，并且很内行，在革命年代，他把文艺当做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斗争武器。但每逢与文学戏剧界人士谈到他个人的一些意见时，总是说，只算“一家之言”，仅供参考。不论抗日时期在重庆，还是建国后做了总理，他始终是这样。有时有所争论，他也常说，你是作家，尊重你的意见。正因为这样，文艺界更是敬服他，更能实现他的卓越领导。抗战时期在重庆，受他直接领导和影响的进步文化界，在十分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创造了团结民主、奋发有为的气氛，促进了文艺和学术的繁荣，发挥了强大的战斗作用，至今仍使许多文化界人士赞叹不已，念念不忘。
周恩来除了在政治上引导朋友们共同对敌之外，十分注意照顾朋友们的切身利益……与朋友患难与共，对朋友雪里送炭。抗战胜利后，民主战士闻一多、李公朴在昆明被特务暗杀；随后，又一民主战士陶行知因忧国伤时，劳累过度而逝世。周恩来为之痛心疾首，专门致电党中央，提议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要负责保护，经济上要给予帮助，政治上要时时照顾。他在患难之中见真情，对朋友体贴入微的事例比比皆是，使朋友们刻骨铭心，永志不忘。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是党的诤友，而马寅初又把周恩来看做是自己的知音。抗战中，马寅初任立法委员。
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因抨击官僚资本被蒋介石下令逮捕，各界人士纷纷呼吁营救，周恩来为之奔走最力。蒋介石被迫释放马寅初后，又将其软禁在家，并限定“三不准”：不准任公职、不准教书、不准讲演和发表文章。马寅初经济拮据，生活困难，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全文刊载马寅初的《中国工业化与民主》，并致送最高稿酬。解放后，马寅初任北京大学校长。1957年发表《新人口论》，由此遭到批判。康生提出要把他划为“右派分子”，因周恩来的坚决保护，才得幸免。1972年，90高龄的马寅初患直肠癌，经周恩来亲自批示，妥善进行了手术……基本康复。而在此期间周恩来自己却患了癌症。周恩来在去世之前，还专门派他的护理医生前去看望马寅初，仍不放心，又打电话询问服用什么药。马寅初从数十年的交往中，得出一个结论，称周恩来为“最得人心的党员”。
周恩来在与朋友交往中，由于立场、觉悟、水平的差异，必然与一部分朋友有矛盾，有不一致的地方。对此，他特别注意维护团结，引导他们不断进步。他说：
“对统一战线内部暗藏的敌人和敌对阶级的思想影响，排除出去也是必要的。但排他性不能用在合作方面。在统一战线内部则要把各党派的进步性集中起来，要发展它的联合性，使之成为统一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朋友如出了差错，他总是积极引导，耐心帮助，恰如其分地给予批评，或者进行必要的斗争……立足于推动朋友们前进，避免粗暴地伤害朋友。他常常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包括他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的事例来启发、帮助朋友们进步，使朋友们受到深刻教育……异常感动。1949年底，中国民主同盟一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暴露了一些矛盾，产生了一些思想问题。这时周恩来即将出国到苏联，协助毛泽东与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这样繁重的准备工作时间里，他还专门邀请民盟部分领导人座谈民盟内部团结问题，从晚上9点座谈到第二天早上6点……周恩来与他们亲切交谈，他说了这样的话：“你们的团结问题解决不好，我出国也不放心。”到会同志极为感动，自觉地从批评别人转为自我批评，促进了团结。民盟一位领导人说，他是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做了平生从未做过的第一次自我批评”。对于有的朋友觉悟得慢，周恩来主张耐心等待，依靠自觉。他说：
“有些人觉悟得慢一点……也要把他们当朋友看待，互相学习。”“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著名教育家、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是周恩来的老师，后来做了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解放后，他留在重庆，未去台湾，并写信给周恩来说：“正在闭门思过。”周恩来把他接回天津，并多次看望他，与他交谈，却不勉强他表态发表声明。张伯苓逐步提高了认识，1951年逝世前留下遗嘱，在《人民日报》发表，盛赞新中国。
（三）不卑不亢，求同存异
这是周恩来在结交一些特殊的朋友和外交活动中所表现的风格。结交这类朋友通常伴随着要处理最棘手的难题，因而常常也就取得历史性的突破。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当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集团也成了我们的盟友。周恩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是用来和这个集团打交道。他们掌握全国政权，具有较强大势力，是个庞然大物，并不断制造摩擦和反共事件。周恩来在与这个集团当权人物，包括与蒋介石本人的交往中都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在这里，不卑，就是在政治上保持独立自主，在交往中维护尊严；不亢，就是在政治上坚持团结合作，在交往中以礼相待。尤其是在国民党当局制造反共摩擦，策划反共阴谋的时候，更能显示他的这种气度。1939年初，蒋介石当面向周恩来提议，解散国共两党，合并组成一个“大党”。周恩来等当即拒绝……并提出反建议，采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跨党办法，由共产党员个别参加国民党。这样，既挫败了蒋介石企图取消中共的阴谋，又表明了对国共合作的诚意。
1940年12月25日，即“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放回去的四周年纪念日子，蒋忽然请周恩来去，大谈他们是患难朋友，大灌其米汤，并提议“为和平与友谊”干杯……周恩来立即引起警觉，赶紧发电报给党中央，建议中央注意。果然，不出10天……蒋介石即制造了“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周恩来进行了一系列的坚决斗争，怒斥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同时向党中央建议，由他留在重庆，不放弃挽救国共合作的最后机会，促使了局势的好转。就像这样，在整个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始终处在风口浪尖上，临危受命，出面处理各种复杂的难题，使得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在周恩来面前常常处于被动，不得不对他保持尊敬。
建国以后，在处理中美、中日建交的问题上，也存在近似的复杂情况。美国总统尼克松是这样形容周恩来的：“周的博学多才和个人魅力使许多人为之倾倒。”
“在我们所有的会谈中，他始终镇定自若，从未失态。与赫鲁晓夫的滑稽动作和勃列日涅夫的装模作样适成对照……他始终坚定而不失礼，他越是‘手中有硬牌’，讲起话来越是和平”。“对谈判，他天生的机智敏捷，对国际权力原则……他运用自如，在精神上，他具有热忱的意识形态信仰所带来的无比自信……这些特点，加上对各国情况的熟悉，长远的历史眼光以及丰富的个人阅历，造就了当代登峰造极的外交家之一”。“他是一座覆盖着冰雪的火山”。在起草《上海公报》时遇到了困难，美方主张用含糊折中的语言来掩盖最尖锐的分歧；我方则主张公开这些分歧。最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搞出一个各抒己见的《公报》……这在外交文件上是个创新。尼克松评价中美建交说：“促成这次以1972年上海公报形式肯定下来的外交突破，既有人的因素，也有时势的因素。首要的功劳应归于周恩来。”应该说，尼克松的这些描述和评价颇有见地，也是符合实际的……
周恩来在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增加了与会国家对新中国的了解，促进了会议的成功，也进一步打通了新中国与第三世界各国的交往途径。实际上，“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在国内国际交往中历史经验的总结，不仅适用于外交，也适用于统战；不仅适用于国际，也适用于国内。在团结国民党抗日，在促进中美、中日建交，在国际国内广交朋友等各方面，周恩来的活动都体现了这个方针。
三、形成周恩来统战风格的精神境界
周恩来的统战风格，是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因而最为中国人民感到亲切。也正因为如此，在国际交往中就能产生特殊的魅力。
周恩来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彻底的革命人生观和世界观；同时，他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继承了其精华，把这两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的伟大风格。他自己就特别提倡这样的风格：“中华民族的谦逊；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
……并自觉地加强修养。他的外在美，来自内在美；他的伟大风格，来自崇高的精神境界。
（一）无产阶级的坚定性
周恩来最善于团结绝大多数人，为了革命的目标，为着和极少数敌人作斗争，为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为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这是他坚定不移的原则。因此，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他总是以自己的坚定来纠正和克服别人的动摇。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进攻东北解放区，占领张家口、安东等地，我方坚决主张恢复1月13日停战协定生效时双方驻守的位置，才能恢复谈判；国民党则坚持霸占其已侵占到手的地方。这时，一部分中间党派的朋友为了企求和平，迎合国民党的一些要求，搞了一个折中方案，提交国、共、美三方，赞成“就地停火”，实际上是承认国民党的非法侵占。对此，周恩来异常震怒，对这几位朋友提出尖锐批评。他说，蒋介石要把我们打倒在地下，你们还要踩上一只脚！同时又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我们是打出来的，必要时，我们可以去打游击。你们怎么办？终于使这几位朋友恍然醒悟，设法收回了这份方案。
（二）超人的智慧，渊博的知识
这不仅使他具有非凡的领导才能，而且在与朋友交往中，能互相加深理解，引起共鸣。“皖南事变”后，重庆政治环境异常恶劣，有的朋友惶惶不安。周恩来在1941年这一年期间，经常晚上8-12点在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二楼会客室会见各方面的朋友，他们中有民主党派领导人，有文学家、戏剧家、自然科学家。
社会科学家、进步资本家和外国记者。周恩来不仅和他们谈抗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而且谈他们各自的专业，谈文学、谈历史、谈哲学、谈经济，等等。
共同的话题，共同的语言，使朋友们倍感亲切，受到启迪，忐忑而来，宽心而归……更加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同情与支持。
（三）崇高的共产主义品德
他说：“领导和群众结交朋友，领导者自己要起模范作用。”他事事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要求别人的自己先做到。中国传统文化特别讲求个人品德修养……中国人民最尊敬品德高尚的人。周恩来一生廉洁清正，大公无私，功高不居，位崇不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艰苦朴素，勤奋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把全部身心都贡献给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他的这种崇高的共产主义品德在人民群众和党外朋友中有口皆碑，比任何语言都有说服力、感染力，全国人民衷心敬爱他，称他为“人民的好总理”。日本友人冈崎嘉平太一次在谈到他与周恩来10多年的友谊时说：
“对于作为中国总理的他，我是十分尊敬的，但是，我更倾心敬慕他那富有人情味的为人。因此，我把周总理作为人生之师，一直在努力做一个哪怕只有一点点像他那样的人。”
坚定的信念、渊博的知识、崇高的品德，组成了周恩来丰富高尚的精神境界，也就是形成周恩来统战风格的内在因素。
周恩来的统战风格是我党的、人民的、民族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学习和继承他的这种风格，对于当前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党风建设，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社会主义统一战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