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算你的城市生活成本
白居易是唐代著名诗人，他自小聪明，生下来刚六七个月，就能辨认“之”、“无”两个字，五六岁就开始学写诗。大概在他十五六岁那年，他的父亲白季庚在徐州做官，让他到京城长安去见世面，结交名人。长安是唐朝的都城，物价尤其是米价与其他地方相比，会比较高。
当时，长安有一个文学家顾况，很有点才气，但是性格高傲。白居易听到顾况的名气，带了自己的诗稿，到顾况家去请教。顾况听说白居易是个官家子弟，不得不接待。
顾况看了看白居易，又看了看名帖，看到“居易”两个字，皱起眉头说：“近来长安米价很贵，只怕居住很不容易呢！”
白居易被顾况莫名其妙地数落了几句，也不在意，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请求指教。顾况拿起诗卷随手翻看，他的手忽然停了下来，眼睛盯着诗卷，轻轻地吟诵起来：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顾况读到这里，脸上显露出兴奋的神色，马上站起来，紧紧拉住白居易的手，热情地说：“能够写出这样的好诗，住在长安也不难了。”
对白居易来说，在长安生活的成本并不低廉，不过他的卓越才识使得他可以不必担心在长安的生活成本问题。生活成本，主要是指房屋所在地与业主平时的工作、生活所产生的各类成本，无论对于古代人还是现代人，生活成本都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最基本条件之一。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高昂的生活成本让越来越多的人倍感压力。
在网上，有人专门为生活在广州、上海、北京三地的人算了一笔生活成本账：
以下成本均以没有女朋友、基本不生小病、基本杜绝朋友聚会、极少吃水果、从不打碎锅碗瓢盒……的单身男性为标准计算（单位：元/月）。
这些数字就是立足一个城市的最低消费限度。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城市生活质量”已经成为今天地球村居民非常关注的问题。2009年7月7日，美国著名咨询公司美世公司（Mercer）发布了《2009年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名》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日本首都东京成为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北京的排名跃居前十，香港、上海、深圳、广州排名在前25位。在这份调查报告中，调查者选取了全球六个大洲的143座城市作为调查对象，对各个地区200多个项目的花费进行了比较，其中包括住房、交通、食品、服装、家用品、娱乐消费等。在比较过程中，调查人员将美国生活费用最高昂的城市纽约作为评判标准，其指数为100，其他城市的指数都同纽约对比。第一名东京的指数为143.7，最后一名约翰内斯堡的指数为49.6。
在这份排名上，位于前25名的城市大多属于发达国家，而在这“25强”中，中国内地城市就占据了四个席位。
在生活成本升高的前提下，城市中的两类人群明显呈现出不同的生活状态。以北京为例，大多数本地人由于住房有保障，并且社会保障齐全，个人收入也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因此，生活成本的提高不会给他们带来太多的压力，反而他们的生活质量会有所提升。但对于在北京工作的外地务工者而言，收入增长速度赶不上生活成本的提高速度，这使得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生活质量也因此受到影响。
一个外地务工者在北京，每月最基本的生活费用是多少呢？这里举一个北漂族的具体例子。小黄在2008年大学毕业后只身来到北京，在中关村的一家私营企业找到一份工作，月收入大约3000元。
这些费用总计2850元，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并没有包括他的交际费用以及娱乐费用等，如果将这些也考虑进去，小黄就真的“入不敷出”了。小黄的花费高吗？其实这是最基本的生活费用。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身在发展中国家的我们，会“享受”着发达国家的生活成本呢？原因在于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后30年高速发展的积累期，各地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需的生产要素很大部分都向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型城市集中，这些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大城市在日渐繁华的同时，流动人口也大大增加，物质消费需求和住房需求也越来越大，这些都推高了城市的生活成本。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工作、生活的人，有50%以上都是外地人口。在户籍制度的保障下，本地居民的生活质量随着城市发展迅速上升，但外地人的生活质量并不同步。
所以，在高成本城市生活的前提下，想要让自己过得舒心、满意的话，就应该在生活开销的各个方面下工夫，合理的有计划的消费。
警惕会说谎的CPI
当我们没找对象的时候，姑娘们是讲心的。
当我们找对象的时候，姑娘们是讲金的。
当我们没生娃的时候，别人是可以生一串的。
当我们要生娃的时候，谁都不许生多个的。
我说：“我想买房。”结果房价涨了。
我说：“我想买车。”结果油价涨了。
我说：“我想买点肉吃。”结果猪肉涨价了。
于是我说：“那我吃方便面总可以了吧？”结果方便面也涨价了！
这段话道出了80后的普遍心声。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在80后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当然，任何一个时代在发展过程中的政策都会对当时百姓的生活造成影响，因此上面一段话所描述的情况不过是时代的一个缩影罢了。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普通居民感觉物价更高了，CPI恐怕是大家谈论最多的经济词汇了。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大家对CPI的关注归根结底还是对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变化，比如对猪肉价格的变化、面粉价格的变化、蔬菜价格的变化等的关注。
这就需要我们先来了解一下CPI的具体含义。CPI是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PriceIndex）的英文缩写，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是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
如果消费者物价指数升幅过大，表明通胀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因素，央行会有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风险，从而造成经济前景不明朗。
一般说来，当CPI有超过3%的增幅时，我们把它称通货膨胀。而当CPI的增幅大于5％时，我们把它称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鉴于以上原因，该过高的CPI升幅往往不被市场欢迎。例如，某一年，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2.5%，则表示你的生活成本比上一年平均上升2.5%。而生活成本提高，你拥有的金钱价值便随之下降。换句话说，一年前面值100元的纸币，现在只能买到价值97.5元的货品及服务。
CPI的计算公式是：CPI=（一组固定商品按当期价格计算的价值/一组固定商品按基期价格计算的价值）×100。通常我们买猪肉或喝饮料的平均价格就是CPI。CPI的上涨意味着你承担的日常花费也在上涨，例如，若CPI上涨达到4.8%，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的花费增加了4.8%。
但日常生活费用的真实情况CPI反映不出来，因此有时我们对物价的感觉与公布的统计数据会有差异。我国CPI中包含八类商品：第一类是食品，第二类是烟酒及其用品，第三类是衣着，第四类是家庭设备用品和维修服务，第五类是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第六类是交通和通讯，第七类是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和服务，第八类是居住，与居民消费相关的所有商品类别都包括在其中。在CPI价格体系中，食品类权重占32.74%。
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是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即以肉类为代表的食品的价格。食品与电视机、电冰箱不同，电视机、电冰箱价格上涨了，我们可以不买，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照样能活下去；房价高得离谱，买不起就不买了，可以租房子住；但是，鸡鸭鱼肉等食品价格即使上涨了，我们也不能不买，离开它们，我们就无法生存了。
而近年我国物价飞速上涨，以肉类为代表的食品价格上涨尤为明显，CPI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被严重低估的就是鸡鸭鱼肉等食品的价格——它导致人们吃饭的花费大幅上涨。例如猪肉价格上涨26%，蛋类价格上涨37％，也就是说你每吃一顿肉就要多付26％的钱，吃一顿鸡蛋就多付37％的钱。
然而吃饭费用的上升并没有直接反映在CPI里面，因为CPI是我们所有用到的消费品的平均数，刚才我们说到的4.8％代表所有消费品的增长，其中包括电器、住房等。直接与我们生活相关的CPI要单个来看，看肉价上升多少，大米价格上升多少，食用油价格上升多少。
CPI并不能如实反映人们日常生活费用的增长，要想了解日常生活费用的增长，我们只有单个去看。在看CPI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些，否则一不小心，CPI就会说谎，就会与我们的亲身感受有差距。
先准备好账本，再谈养孩子
一对夫妻外出回家，发现他们的新轿车不见了，于是马上报了警，之后随警察一起来到了停车处，却意外发现他们的轿车又停回了原处。另外他们还发现了一张纸条和两张门票，纸条上一位男人解释说，因为自己的妻子临产，就暂时借用了他们的新轿车，并送给轿车的主人两张音乐会的门票以示歉意。
这对夫妇看了后心放了下来，并重新相信这世间的善良与美好。可是当他们回家后却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绝望之际又发现一张纸条：“我们还要养孩子，不是吗？”
虽说这是个笑话，不过是人们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于养孩子巨大费用的担忧。就经济学理论而言，养孩子是经济行为的一种。在当今社会，地位不高的人养孩子是为了让后代将来能出人头地，超越自己；富人养孩子更多是为了给庞大的家产找个继承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养孩子为的是延续自己的事业；偏远地区的农民养孩子则是为了增加劳动力……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孩子都被看做是能够增值的固定资产或是递延资产，因此我们可以说养孩子的行为是一桩大买卖。
而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安琪通过抽样调查得出一个结论：在一般的上海家庭中，养育一个孩子从0岁到30岁父母要花去49万元。在住房日益商品化、货币化的今天，为成年的子女尤其是儿子准备住房成了父母们新的负担和压力。以2003年为例，把0岁至16岁子女每年的人均支出相加，总抚养费用在25万元左右；再把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期间的费用支出加上，这一数字将上升到49万元。
当然，投资的回报也是丰厚的。有了孩子之后，夫妻间的关系更加亲密，同时孩子还可以给他们带来心理上的调节以及无尽的乐趣。另外，孩子成年后所赚取的收入将远远超出49万。以上海平均月工资3000元人民币来计算，49万元的成本只要15年便可收回。这还不包含经济发展、工资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如果按照动态价格计算，收回这一成本的时间将大大缩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