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与“合作”是贯穿人类活动历史的两个不可缺少的、同等重要的方面，它们之间没有好坏与主次之分，而是相伴相生，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经济进步。社会需要竞争，因为只有竞争，社会才有优胜劣汰，社会才有进步，资源才会被合理有效地使用，市场的各种信息才能充分地产生和传播。然而客观上，竞争又存在着狭隘性，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而且竞争的结果又势必会形成合作，因为竞争的优胜劣汰作用，会使剩余的势均力敌的少数企业经过数轮竞争后，走上合作之路。也许，从人类的最终价值来看，“合作”比“竞争”更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对人类更有利。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历史不仅是一部竞争的历史，更是一部在竞争中合作的历史，没有合作，竞争也难以持久和深化。
市场经济是既竞争又合作的经济。企业必须认识到竞争的必要性和残酷性，增强自己的竞争优势，最大可能地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和竞争获胜。同时市场经济又是合作经济，每一个企业都不能脱离其它企业独立而生存和发展。既合作又竞争也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企业战略联盟是九十年代以来兴起的增强企业竞争力的新策略，但通过合作增强自身的实力并不是新的发明创造，自古以来许多的国家、组织或个人，或出于进攻目的或出于防御目的，在军事上和外交上纷纷采用合作形式以增强自己的力量。但是企业间的战略合作的历史并不久远。我们可以通过探索企业联合的历史，了解战略联盟的演变历史和趋势，以期对我国企业的发展有所启迪。
4.1合作的社会历史
4.1.1东方的合作历史
长期以来，我国儒家思想就倡导和谐，《论语·学而》中“礼之用，和为贵”，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表现在人际关系上，是有原则的和睦相处。和谐、团结与合作思想已深深扎根于我国文化之中，并深深影响着周边的其它东方国家。例如日本文化也倡导集体的和谐以及社会的凝聚。韩国也注重在尊重等级制度基础上的和谐。翻开历史长卷，我们会发现，我国很早就把合作与联盟策略用在军事领域方面。《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上“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这里的合从连衡即合纵连横，就是指联合行动的意思。战国时期，诸候割据，战火连续，攻伐不休，各诸候国经常联合起来，以结盟的方式，进行进攻。在三国鼎立的形成之前，面对实力强大的曹操，刘备与孙权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结成军事联盟，共同抵抗曹军。寡不敌众，这是战争中不可抗拒的规律。在个人和群体关系方面，我国古代偏重于群体秩序中的个人，讲人伦，从群体尊卑秩序讲个人，讲人际之间的和睦相处。在管理方面，我国早在公元前1100年成书的《周礼》中，已经提出了诸如组织、职能、协作等概念。但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没有形成大生产，商品经济不发达，企业出现的较晚，关于企业间合作的历史并不长。
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合作最早出现于日本。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日本企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注重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这与日本的文化和历史分不开的。日本文化受传统东方文化影响，人们同样信奉着“义”、“理”、“忠”等观念，因而人们之间存在着浓厚的“连带感”和“结合力”。从历史上看，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经济比较落后，加上国土面积狭小，为求得生存，日本的企业感到只有相互支援和合作，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取胜。但是现代意义上的企业联盟最早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分包制”。二战时，由于日本对其它国家的侵略使需求急剧变动，使生产商无法在短期内依靠内部资源的组织来满足，因此利用中、小企业的力量就成为一条捷径。在“分包制”下，大的生产商便将业务分包给中、小企业来生产，中、小企业根据该厂商的要求，要么自己生产，要么进一步分包给其他的企业来完成，然后由大生产商完成最终产品的组装和检验。下属企业成为大企业的零部件供应商，因此这种企业合作形式又称为“供应链”联盟。日本政府对“分包制”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建立了专门的机构和法律以确保大中小企业间的公平合作。日本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对日本经济腾飞起了重要作用。日本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促使各国学者纷纷研究日本“分包制”等先进经验，企业联盟得到了重视和发展。
4.1.2西方的合作历史
西方重视个人主义价值，尊重人的个性，从个人利益讲群体，所以更重视“争”。竞争有利于发挥人的潜力，有利于进步和发展，但光讲“争”不讲“和”，社会就陷入一片纷争与混乱。同样地，光讲“和”不讲“争”，在战争问题上就要处于屈辱地位，物种之间就没有优胜劣汰，社会发展就会停滞、倒退。所以社会发展必然是“分久必合，合久必争”。由于西方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分工强化了各单位的功能，却使任何一个单位的力量有限，因此“分久必合”，现代生产又对合作提出了要求。
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随着机器大工业地位的确立，最终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各国确立了统治地位和取得了世界性的胜利。由于机器的发明，使得社会分工和社会协作更加细致更加紧密，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经济加强横向、纵向的联系。所以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早、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欧美国家中，最先出现了卡特尔、托拉斯、康采恩等企业联盟的雏形。西方国家的五次大的兼并浪潮也说明了企业联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与此同时，国际垄断与国内垄断同步形成。国际垄断在经历了资源禀赋和资本垄断的发展阶段后，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单纯依靠资本和资源禀赋优势控制国际市场的能力逐渐丧失。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国际垄断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即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拥有对现代技术和创新产品绝对垄断优势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跨国公司结成的战略联盟成为重要的国际垄断组织形式。西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就是垄断资本不断走向国际化的过程，各国垄断企业对世界市场争夺的结果，必然形成垄断企业之间的妥协和合作。
通过对西方经济历史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由于资本主义企业追求经济效益的内在动机和竞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企业之间势不两立的竞争对抗关系必然会走向合作。钱德勒在他的著作《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一书中就对美国铁路企业之间的联营和竞争进行了历史考察，得出了极富意义的结论。1861年，美国的铁路网尚未完成，各家铁路公司各自为政，各家铁路无铁轨相连，致使他们的车辆无法相互转轨行驶。在早期，这是有意造成的，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货运量。但是结果却使运输费用居高不下，于是彼此之间开始寻求联营。这种把原先许多小公司的活动和交易内部化的进程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然而这种公司联营更使竞争上升到寡头竞争的层次。随着全国铁路的扩张，不同铁路间相互连接的完成，以及各铁路公司组织上的一体化，于是铁路经营的成败往往取决于运输量的大小。为了保证稳定的运输量，他们与竞争的铁路公司订立非正式的联盟。但当日益加剧的、为获得更多运输量的竞争削弱了这种联盟时，铁路公司开始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卡特尔。但是卡特尔内在的基于利益的道德祸因和机会主义行为，以及契约本身的不完备性，一旦有利可图，他们就会背叛联盟。在这种情况下，铁路公司只好求助于政府，要求政府对票价做出必要的规定，以免票价过低使公司垮台。于是才有了美国1887年的洲际贸易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对运输业的管制。
在军事上，西方国家纷纷认识到合作与联盟的重要性，例如近代两次世界大战中，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同盟国”都是通过联合壮大自己实力，以与敌军相抗衡。即使在和平年代，以政治为目的的国家联盟也随处可见，如二战后为了平衡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而出现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就奠定了战后世界的两极政治经济格局。随着世界两极格局的瓦解，各国综合实力的较量也转移到了经济实力上，进而以经济为目的的国家联盟体也应运而生，如欧洲联盟、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等。近些年来，联盟从宏观走向微观，企业战略联盟在企业经营中被广泛应用，和它在其他方面的意义渐渐弱化，战略联盟已经作为“企业战略联盟”的代名词出现了。
4.2国际上企业战略联盟的演变过程
虽然企业战略联盟在20世纪90年代才刚刚出现，但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工业化初期的卡特尔形式，并在其后发展过程中产生出各种各样的联盟形式。我们可以按照企业战略联盟的形态演进过程把它划分为四个阶段：萌芽阶段、发展阶段、兴旺阶段和战略联盟出现和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企业联合的萌芽阶段。时间跨度为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即卡特尔（Cartel）、辛迪加（Syndicate）的崛起阶段。由于在十九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不断爆发以及工业化的不断深化发展，使生产和资本日益集中，也使自由竞争日趋激烈，一些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为了避免在竞争中两败俱伤，以及获得高额利润，企业间有了联合要求。1865年在德国首先出现了卡特尔，即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在划分销售市场、制定商品价格等方面通过协议而形成的契约式垄断销售联合体。卡特尔分为两类，一类的目的在于获得最大的共同利润，即行业利润；另一类的目的在于瓜分市场。后又在德国出现了辛迪加，即同行业企业通过签订产品销售和原材料采购协定而建立的供销联合组织，参加辛迪加的企业共同出资组建销售机构，分享利润。这两种组织都是为解决流通领域的激烈矛盾而组成的垄断联合形式，基本上都是以控制销售价格及采购成本为目标，所以都可以称之为价格联盟或价格卡特尔。由于这两种形式都是以协定为联结纽带，成员企业在不违约的基础上可自愿参加或退出联合体，各成员企业在法律、经济上独立，使他们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因而处于非稳定状态。
由于价格联盟的目标单一，合作比较简单，在产品差异度小，市场集中度相对较高的产业中较容易采用价格联盟。一般有最低限价和限产保价等做法。西方经济学的寡头垄断模型已经证明了由于价格联盟中的价格高于边际成本，资源不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消费者得不到最大的满足，社会福利会受到损失。对于卡特尔和辛迪加，向来被认为是以共谋来获取垄断的手段，违背了市场竞争中的公平原则。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均有有关立法予以限制。
第二个阶段是企业联合的发展阶段，时间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前期，即托拉斯（Trust）出现与发展阶段。十九世纪末，随着生产和资本集中程度不断加强，出现了大企业兼并高潮，一种更紧密联系的企业联合体——托拉斯应运而生。于是1879年美国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托拉斯—美孚石油公司，早在1879年它就控制了全美精炼石油的90%-95%，承运了全国石油总产量的95%；之后卡耐基美国钢铁公司、杜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等世界著名的大托拉斯相继成立，到1900年美国已有185个托拉斯，托拉斯成为美国经济的统治力量。托拉斯是47由若干个生产同类产品或生产上有密切联系的企业通过合并组成的大公司。参加托拉斯的各公司法人地位被取消，丧失了其原先的法律上和业务上的独立性，以该托拉斯大公司的分公司形式存在，由托拉斯大公司的领导机构负责管理全部的生产、销售和财务活动。这使得托拉斯是一个统负盈亏、统一纳税、统一管理的经济实体，对外是一个统一的法人。因此托拉斯比卡特尔和辛迪加更加稳固。这种组织形式在消灭各公司间的竞争上非常成功，对促进内部生产优化组合、提高生产效率、减少管理人员上面也有很大的好处。但是由于托拉斯本身常常采取一些目光短浅的行为，如垄断贸易、限制自由贸易等行为，使中小企业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因而它受到公众和法律的反对，加上托拉斯容易造成市场垄断的现象，因此，托拉斯兴起不久，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就兴起了反托拉斯运动。例如美国，国会从1890年起通过一系列法案包括著名的谢尔曼法、克莱顿法等反托拉斯法案，对托拉斯进行严格控制，对违反者可以由法院提出警告、罚款、改组公司甚至判刑。但托拉斯几经反复之后，还是有很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