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现行农村集体产权在所有权、使用权等基本权利上仍是相对残缺和不完全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残缺，一方面表现在法律对集体所有权的限制性规定，主要有：（1）法律对集体土地的利用进行严格的用途限制，一般只能用于农业生产；集体土地不能买卖、抵押，在被国家征用（征收）时只能得到极低的补偿。这表明集体对其所有的土地不仅缺乏支配权利，而且集体所有权在经济上得不到充分实现。（2）由于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在占有、使用、支配等方面对集体所有权形成的制约。（3）集体所有权的行使主体及方式等，均已经由法律作出具体规定。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残缺，主要表现在与市场经济条件经典产权的要求相比，（1）这种用益物权必须通过承包合同由双方约定才可取得，本身仍带有债权的属性；（2）由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残缺及承包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内在联系所决定，这种所有权亦缺乏对农民个体使用权的有效保护；（3） 法律对承包地使用和流转方式作了相关限定，使得农民的使用经营权不能充分行使，不仅在权利内容上存在欠缺，而且具体的权利结构也相对简单，不利于发挥出最大的使用效益。还要指出的是：（1）虽然“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已不存在，但国家及基层组织对集体产权的干预和控制有其历史惯性。国家广泛而深入地介入农村地权关系，不仅可以从国家对地权关系的宏观决策上折射出来（如国家在农村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也可以在微观层面上体现出来，例如国家向农民征地，便是国家权力直接介入农村（张孝直，2000）。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内涵就是农民通过国家让渡部分权利以换取对土地的剩余索取权。由于国家实际处于农地产权最终拥有者的地位，不仅可以对农地产权进行干预，还可以在它认为必要的时候中止对农民的产权让渡。政府干预既是产权残缺的原因，又造成了产权残缺的结果，使农地集体产权不能形成对政府权力的有效抗衡。（2）农村集体土地社会保障功能对生产功能的替代，实质上也是国家对集体产权一种侵害，国家把应由自己负担的费用强加给集体土地产权，削弱了集体土地的生产功能，也是导致集体土地使用不足的原因。由于产权残缺，特别是法律对集体土地产权流转作了过多限制，使得集体土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保持着相对封闭和凝固的特征。虽然有利于稳定农村土地关系，但流转性不足，不仅不利于土地使用效率的提高，也不利于集体所有权在流转中得到经济上的实现。
由于基本权利的残缺，这种产权制度的运作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非排他性、外部性以及私人占有性。（1）农村土地集体产权的界定仍然不很清晰，各项权利缺乏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与制度保障，带有较大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多重主体状态与实际土地管理中的无主体状态结合在一起，使我国农村的土地产权关系变得比较模糊和不确定。（2）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三级享有，不仅使所有权主体不够清晰，也使所有权的排他性有所减弱。农民集体依照法律规定并不直接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而由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代表农民集体来行使，事实上形成了所有权主体、主体代表或行使主体等多主体参与的委托代理关系，也可能会弱化所有权真正主体的权利。目前集体土地使用者凭借集体成员权从事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由于人口变化等因素集体边界始终处于变动状态，从而难以避免周期性的土地调整。土地承包方案需经本集体成员依照法定程序决定，承包户也不得不经常性面对其他成员调整土地的要求及对自己产权造成的影响，导致承包经营权也缺乏足够的排他性（钱忠好，2002）。（3）土地的平均分配可能会潜藏农地利用效率的损失，但其承担的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着积极作用（姚洋，2000）。同时，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表面看依据于承包经营合同，但实质上均由法律所规定，且权利并不以义务为对等，也并不依照“使用财产就要付费”的原则，使用者并不承担经营活动的全部成本和享受全部收益，可能会出现粗耕、弃耕等机会主义行为，这使承包经营权具有一定的外部性。（4）从集体产权的内部结构来看，集体中的成员凭借物权化的承包经营权享有较为完整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而集体除了法律意义上的归属权外，其他相关权利受到一定限制，使集体土地产权呈现出一定的私人占有性。另外，从剩余索取的角度看，集体成员可能会以弃耕抛荒或不交承包费等手段任意扩张个人土地权利，农村干部也可能利用行政权力控制或侵害集体利益（范兆斌、苏晓艳，2001）。由于存在上述问题，使得农村土地集体产权制度的功能还不能充分发挥，显而易见存在着较大外部利润空间，有待于在市场化和城市化的条件下进一步构造完善。
有学者（海勒，1998）论述了集体产权下的“反公地悲剧”：当多个所有人中的每一个人都被赋予相对于其他人的一种稀缺资源的排他性权利时，没有人拥有该资源的有效使用特权；当太多所有人拥有这种排他性权利时，这种资源也会倾向于使用不足。113实际上，这种“反公地悲剧”其实也是“公地悲剧”的一种情形。阿尔钦（1967）在论述非实在的产权时，一方面指出由于边际产量低于每个使用者的平均产量，会导致每个使用者作出过度使用的反应；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结果是，如果共有产权意味着现有的使用者能阻止更多的使用者，那末当现有成员在使个人的平均产量而不是边际产量最大化时，资源就会利用不足，其结果将是较少的使用者。在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构造中，集体成员趋向于拥有排他性的使用权，集体内部出现了多个排他性利益主体，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成本会增加，形成集体意志的难度也会增加，集体所有权对使用权的制约会减弱。而农户凭借法定不会取消的承包经营权，在务农的机会成本和非农收益的权衡下，可能对实际占有的集体土地，采取粗耕、弃耕甚至撂荒等机会主义行为（见表二）。另据统计，1993年广东省撂荒地面积约50万亩；1992年浙江省撂荒地面积200多万亩，1993年高达700多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28％。这是农村土地使用不足的典型例证，也是农民进城务工和农村劳动力流失的一个解释。
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方略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武胜县数据来自央视经济半小时（2008年4月27日）所作的《四川农田撂荒调查》；宜黄县数据来自《南方周末》（2008年4月24日）葛清、舒眉、秦旺、余力、韦黎兵所作的调查《国际米贵国内抛荒》，为作者增补。
在集体土地分户承包经营的情况下，农户成为自主决策、自主分配的排他性利益主体，也会限制集体采用更有效率的使用方式，如规模经营、机械化或新的种植技术等，同样会产生集体土地使用不足的效应，这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必要性的一个解释。从表三可见，我国实行规模经营的土地面积非常有限，全国规模经营的土地仅占耕地面积的6.5%。这里论述的可能是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一个潜在的弊端，但成员拥有资源的排他性使用权利，对于不同成员间形成合作更为有利，因此，物权化后的承包经营权必须与形成合作经济相联系，否则由于“反公地悲剧”的存在，也可能造成集体产权效率新的损失。
如前所述，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选择，实际上是在生产者、所有者和政府之间反复博弈的结果，不仅受到现有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制约，同时也受到资源禀赋与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一种产权制度是否具有更高的效率，要以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基本标准。既要看制度变迁是否给农民个体带来了收益增加，生活水平是否得到改善，集体经济实力是否增强，土地的价值是否得到改善和增加等，也要从社会或国家制度变迁所带来的总成本——总收益进行评价和衡量，总的来说是变迁所带来的农村经济整体发展的情形，其中重要的标志是新农村建设取得的成效。
历史经验证明，在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上，高度集中统一的土地产权是不能带来经济活动的高效率的，应该把部分土地产权交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农民，这是确立农民作为独立经济主体的前提。产权制度已经不是单纯的所有权关系，在承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前提下，通过其他产权权益的明晰，赋予农民较长期的占有、支配、使用的权利和其他行为准则的界定，在一定领域弱化所有权的制约，为农民提供更大的自主权，有利于实现产权与要素的合理流动；在土地集体所有权存在的情况下，也可以在必要时候利用其保护农民的权益，在不侵害农民对土地其他产权权益的情况下，发挥协调整合的作用，能对土地的规模经营起到促进的作用。进一步的变迁要在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集体、农民等参与主体之间达成利益的协调与均衡，才能获得更高的效率增进。因此，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基本原则就是：在集体公共利益的约束条件下，把更多的土地权利赋予农民，使农业生产者比较完整地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及相应的收益，并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中促进社会的发展。总的来说，政府应当最大限度减少对集体产权的干预和控制，亦即政府现存的部分经济利益向集体产权的合理让渡；集体产权由所有者向生产者而不是一般个人的适当让渡，是能够提高土地制度效率的。
3.3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趋向分析
正因为产权制度是所有制的具体化，研究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就必须联系农村土地所有制，并把农村土地所有制作为前提来进行分析。鉴于目前对农村土地所有制的名与实的认识并不一致，特别是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现实特征与变动趋势有许多不同的见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方向，这样做的必要性就更加突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对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的讨论日趋活跃，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见地的改革思路和制度设计方案。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类型：（1）土地国有化（刘云生，2006；向国惠，2005；颜运秋，2005；陆奕彪，2000；刘凤芹，2005）；（2）土地私有化（文贯中，2006；张新光，2004；杨小凯，2002）；（3）坚持集体所有权（肖万扬，1999；李建功，2002；党国英，2003；汪维才，2005；齐恩平，2007），并提出了各种完善集体产权制度的方案（温铁军，1999；韩俊，2003）。此外，也有学者主张实行农村土地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农民私人所有三者并存（徐国元，2005；钱忠好，1998），等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农村土地所有制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有助于改革思路的开阔和问题的最终解决。
一、农村土地国有化评析
农村土地国有化的基本方案，是将农村土地全部收归国有，并在宣布土地国有的同时，赋予农民以永久的土地使用权，通过发包、承包等形式，实现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即在这一制度安排下，国家成为全部土地的所有者，国家直接向农民授予土地使用权并收取适当的税费。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变得明朗和简单，农民直接和国家发生关系，减少了土地承包和土地管理上的中间环节，基本克服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等问题和弊端。
实行土地国有制的理由主要有：（1）集体经济在土地使用、收益、支配等方面的权利受到国家的种种限制而名存实亡，实际上已经变成不完全的国家所有，实行国有化只不过是“正名”而已。集体公有制实际上是由国家控制但由集体来承受其控制结果的一种中国农村特有制度安排。（2）由国家直接、统一管理土地有利于克服土地管理的无政府状况。土地国有消除了国有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区别，有利于土地的国家统一管理，便于土地利用的统一规划，有利于农用土地的规模经营。（3）实行国有制之后，通过“永佃制”等土地使用形式，调动农民合理利用土地的积极性。农民有了国家授予的永久性的地产权，会更加珍惜和合理地利用土地，有利于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