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这方面，《野店》和《山月儿》就给人留下了难忘的遗憾。《野店》主要人物殷吉财这位复员转业军人来到“躺马沟”煤窑的野店，“整天耷拉个脸”，沉默寡言。《导演阐述》说，他是为了带领乡亲们兴办企业来煤窑挖煤“集资”的。但屏幕形象却告诉观众，他是因为转业回乡发现未婚妻玉敏爱上了养蜂个体户，自己便拿出转业费“慷慨”地让未婚妻玉敏跟养蜂个体户走了，因而“感情失落”，来到这个个体户煤窑寻求心理平衡。不管怎么说，观众认同的，不是《导演阐述》，而是屏幕形象的审美直感。他虽然一声不吭，但却带来了部队养成的新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文明方式。他的每天下河洗澡，他的叠得四棱四角的被子，他的谁也不准动的碗筷、水缸，他的铺得溜平整洁的褥单，尤其是他的与众不同的新思维方式下的新主意和新行为方式下的新举动，居然有效地缓解了埋汰家婆媳间的紧张矛盾，避免了一场两家窑主挑起的流血事件，保住了险被暴雨冲走的一百吨煤……这一切，不仅正在冲击、改变着挖煤爷儿们的精神状态和文明习惯，而且唤起了野店老板娘珍儿已经死灭了的对真挚爱情追求的欲望。
终于，珍儿“悟出了生活的真谛；决心用自己全身心的爱，勇敢地去拥抱现实”（《导演阐述》）。不近情理的却是：当珍儿冲破封建樊笼，真挚地向殷吉财表露爱情时，他竟被导演“派走了”。哪里去了呢？先是去寻访早已与养蜂个体户完婚并有了个两岁乖娃娃的玉敏，然后再去奔赴“召唤他的事业”了。之所以说主人公是被导演“派走”的，是因为这“走”，实在是太人为、太矫情、太不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如果主人公是真人、是活人，那么，面对珍儿的炽热求爱，他这位正在感情失落的痛苦深渊中渴求慰藉的男人，会无动于衷吗？当然，也不能强求他只能应允，别无他法。他也可能因各种复杂因素而拒绝、出走。但这个“应允”与“拒绝”、“留下”与“出走”的心理矛盾和抉择过程，正是艺术表现的对象，可惜都被一带而过了。不妨循着他出走的思路，再去考察一下人物的行为是否符合性格逻辑和心理逻辑。从屏幕形象展示的缘由看，他之所以出走，一是可能心里仍惦记着当年的未婚妻，否则，他不会首先想到出走后去寻访她。这实在是没有价值的矫情的“单相思”。爱情总是属于彼此双方才有价值， 连苦守寒窑十八年的王宝钏，也因为北番有个始终未忘她的薛平贵归来，一出《武家坡》才会有声有色。
但殷吉财呢，他入伍时，未婚妻就并未前来“送郎”，足见并无爱情；他退伍归来时，未婚妻明言她爱的是养蜂个体户。既如此，殷吉财的“单相思”真实么？即便真实，又有价值么？他之出走，另一条戴上了光圈的理由，便是“事业在召唤着他”。这不能不说又是矫情。中国当代文艺中，实在是因为长期以来“左”的思潮的影响，常常总是人为地把人物的事业追求与爱情追求对立起来，似乎总是“二者不可兼得”，不舍此就必舍彼。现实生活中确有不少好同志为了事业牺牲了他们的爱情，对于这些同志，人们总是怀着高山仰止的敬佩之情。但对《野店》中的殷吉财所处的具体情境来说，何至于此？他为什么不能同珍儿一起携起手来，共创事业呢？其实，真正惟一可能促使殷吉财出走的因素，是他自身也背负着传统道德伦理规范的枷锁。珍儿有着一个没有爱情的庸俗丈夫，这倒是足以“吓”退殷吉财的！遗憾的是，这一本来可以令《野店》的主题开掘到一个更深刻的反封建的文化层次的艺术表现内容，也被一带而过了。
与《野店》犯有类似毛病的，还有《山月儿》。这部电视剧好看，演员的表演也相当出色。
但是，支撑和促成人物性格、心理变化的主要情节，似乎经不起推敲。一心向往着进城读高中的山月儿，本来只应允去“娃娃亲”定下的婆家侍奉生病的老人一段时间，却在途中被未来的丈夫强占了。于是，她只好顺从了。屏幕上，接着展现的是她已经当了三年的好媳妇，喂猪、养鸡、谈笑风生……好一个和和美美的农家！在这里，山月儿由立志进城读高中的理想被毁灭，到顺顺从从饱尝没有爱情（她爱的是一位中学同窗）的婚姻的痛苦，其间有多少情感跌宕、辛酸苦辣，都被省略了！非艺术表现的内容，被不恰当地搬上屏幕；而艺术表现的最佳内容，却又常被排斥在审美观照的视野之外。这恐怕是当前我国电视剧创作应当引起注意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话说回来，山月儿毕竟好景不长，由于丈夫田大没有生育能力，又巴望着后继有子，竟强迫山月儿与来家的货郎牛二“借种”。山月儿忍受不了这屈辱，决计逃走。但奇怪的是，她竟是求牛二带她逃走。
这在弥漫着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愚昧山区，要冒多大的风险啊！这姑且不论，要论的是既然她与牛二一同逃走，而且来到牛二家由假媳妇当上了真媳妇，以至受孕，那么，她为什么要逃出田家以及田大究竟为什么伤害了她，牛二应当是一清二楚的。更奇怪的是，牛二竟会因为田大对他说了一句“孩子是我的种”而当真顿起疑心，以至于要伙同牛二爹一起凶神恶煞地逼山月儿堕胎，酿成悲剧。显然，牛二的所思、所为，并非生活使然、性格使然、文化心理使然，而主要系编导使然。然而，艺术作品一旦让创作主体的人为因素介入，造成形象塑造悖离了人物的思维逻辑、行为逻辑和性格逻辑，那么，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也就必然随之悖离了实际生活的逻辑。这样的艺术作品，即使冠以现实主义的标签，而离真正的现实主义很远！
因此，说到艺术家创作主体的社会观念、审美观念和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即使是《葛掌柜》这样比较优秀的作品，艺术家创作主体意识深层的一些非现代化的东西，也总是顽强地要在作品中表现出来。《葛掌柜》的封闭式的、大团圆式的结尾，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个结尾，让葛寅虎为巧凤、栓牛完了婚，让葛掌柜与“劲敌”侯亮促膝谈心、携手共进，让寅虎铸造厂蒸蒸日上、高奏凯歌……总之，该解决的矛盾都解决了，葛家庄的改革似乎已鸣金收兵，可以得胜还朝了。这无论在社会观念上，还是在艺术观念上，都是非现代化的。可见，陈旧的社会观、道德观、伦理观和艺术观，实在是十分顽固的东西。艺术家创作主体实现社会观念和艺术观念现代化的任务，仍然是艰巨而繁重的。
第三节 改革英雄形象为当代生活传神写照
在新时期思想解放大潮中，除了弥漫整个文坛的历史反思话语外，还有作为洋溢着时代精神的改革开放话语。“新时期”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概念有其质的规定性，它被史学界表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期”或“探索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等。由此观之，在有关“新时期”的历史表述中，“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是其质的规定性。但是，电视剧艺术对于政治色彩浓厚的改革开放话语作出必要的审美反映却并不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其视野更为开阔。在改革开放由发动而转入深层发展的过程中，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既充满着生机，又隐含着危机；既充满着希望，也伴随着痛苦。一时间，正义与邪恶、真理与谬误、美与丑等，共生并存，呈现在无法逾越的历史时空之中。在新时期的文化语境中，当改革开放题材电视剧将其视角指向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时，文化意识的自觉和文化思考的深入打开了艺术创作的视野，增强了艺术创作的思想力度和审美力度，极大地推进了现实主义精神的深化。
在众多有代表性的改革开放题材电视剧中，《女记者的画外音》以一个女记者的采访为线索，通过她的主观视点和所见所闻写改革开放，树厂长形象。该剧是我国第一部借鉴报告文学的纪实手法拍摄的热情讴歌改革开放中新型企业家形象的作品，其艺术形式上的探索和创新，值得称道。《走向远方》将对人、人生和社会改革的宏观哲学思考同对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微观艺术表现结合起来，揭示历史发展的趋向，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启迪和难得的审美享受。《新闻启示录》创造了屏幕上的较完美的纪实风格，其艺术节奏的把握达到了较高的审美境界，成为其后出现的同类题材、相似风格的影视艺术作品常常借鉴的一个具有范本意义的佳作。然而，在引起轰动效应的这类题材作品中，《新星》的观众覆盖面超过了同期的任何一部影视剧。
《新星》产生的审美轰动效应无可置疑地说明它对应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的内涵，要而论之，便是由于生活不尽如人意，现实尚存弊端，尤其是顾荣们的不正之风和官僚主义，严重阻碍了改革开放，因而人民心中有气；李向南在问题成堆的古陵县，大刀阔斧，以锐不可当之势革除弊端，打击不正之风和官僚主义，顺了民心，出了民气，因而引起了呼唤改革开放的人民的普遍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