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电视媒体在抗震救灾报道中的表现
■张君昌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一带发生里氏8.0级强烈地震。震后仅32分钟，中央电视台以及四川、重庆、上海等电视媒体便相继开通“关注汶川地震”特别直播报道；当晚，《新闻联播》特别延长10分钟，及时播出胡锦涛总书记对救灾工作的重要批示，插播了温家宝总理在飞赴灾区途中发表的讲话，显示了党和政府对汶川地震的高度重视。曾几何时，《新闻联播》以不超时的改革举措赢得广泛赞誉。这一天却因特大地震灾害而出现超时，超得其“时”，深得人心。后十几天的电视直播也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
5月22日，随着温家宝总理第二次飞赴灾区、布置下一阶段抗震救灾工作，以及俄罗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救援队相继撤离，大批医护人员和外国医疗队陆续进入，抗震救灾第一阶段的工作临近尾声，救灾工作重点已转向防疫、治疗、灾民安置和灾后重建等项工作。及此，这场令世界电视同行刮目相看、堪称突发灾难事件危机处理里程碑式的电视大直播基本完成了它的使命。
对于灾区善后事宜处理的直播，也许还会延续一段时间，但大部分内容已不属于危机处理的范畴。全国人民也是全世界最为关注的抢险救灾的关键阶段，同样也是最能体现电视人临危受命、调动全部经验，呈现时不我待的救灾信息的黄金阶段宣告结束。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特大地震灾害面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经受住了考验，中国的电视人同样也经受住了战火般的考验。电视媒体对于这次地震报道的应急反应，在赢得广泛赞誉的同时，也引发了有识之士的担忧，它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一、电视直播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突发灾难事件往往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特别是当灾难发生后，“人的好奇心表现为一种对不幸事件的倾向性。相对于好事情而言，灾难总是更容易成为某个社区的谈资。”因而，在主流信息供给不足，或信息模糊不清时，流言就会乘虚而入。对此，美国社会学家G.阿尔波特曾提出一个流言传播公式，即：“流言传播的速度=问题的重要性×公众不了解的程度”从中可以看出，消除流言的关键是消除人们的“不了解”，而要消除“不了解”，就必须让公众知情，也就是尽快发布事件的真相。
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由于中央电视台和四川等地方电视台的通力合作，史无前例地把地震的惨烈和全民共赴国难的场面呈现给世人。其他媒体如广播、报刊、网络、手机等，有关灾情几乎实现全方位“直播”。在中国传播史上，这种信息的透明度是里程碑式的，将因其对生命的关注、政府的作为和灾情的严重性所做的客观传播而载入史册。国际舆论高度评价中国媒体在第一时间发布有关地震的信息，认为我们对地震规模、灾难损失、人员伤亡和救灾进展等各方面信息没有任何掩盖和保留。这不仅有助于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救死扶伤，也安定了受灾地区的民心，杜绝了各种流言。英国《泰晤士报》等媒体认为，中国对地震灾难所持的开放态度和对灾区表现出的关注程度“令人震惊”。在救灾过程中，中国政府所表现的开放度也令国际社会印象深刻。
这次抗震救灾的直播报道公开、透明有其社会发展背景。一方面，现代通讯技术的进步，网络、手机、电话和广播电视，能够将某地发生的突发事件信息迅速传遍四面八方；另一方面，也有赖于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随着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逐渐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媒体报道突发事件提供了契机。这一点，可以从党和政府的一系列重要文献中找到答案。党的“十六大”报告把“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2007年11月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突发事件应对法》；继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又于2008年5月1日颁布生效。这为“信息公开化”提供了政策和法律依据。正因为如此，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才得以迅速开通直播窗口，24小时不停顿地播出前方救援消息和各方支援讯息，借助这台“信息直通车”，人们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取灾难的程度、人员伤亡甚至是救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信息。可以说，汶川大地震的直播报道，不仅为救灾决策提供了充分的依据，而且让真相跑在了谣言前头，有力地阻断了流言和谣传，稳定了民心；同时电视也跑在了其他媒体的前面，赢得了竞争的先机。
我们清楚地看到，信息公开产生了巨大的正面效果。电视直播将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产生着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力量，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的动员能够产生这种力量；电视直播将全世界的华人动员起来，形成了一股关心祖国、支援灾区的洪流，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的动员能够产生这种影响；电视直播将中国与全世界联系在一起，使得中国的形象发生了巨大改变，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的外交活动能够产生这种效用。
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信息公开，仅中央电视台就调遣了150多位记者奔赴灾区。我注意到，有的人是刚刚完成珠峰火炬传递报道工作就立刻转场到四川，而且前方后方连成一片，以高度的专业精神谱写着电视团队的辉煌。一位资深电视人写道：“当我们在忙乱与执著中把直播窗口打开的时候，也许，中国灾难事件报道的历史就翻开了新的一页。通过我们的传播，让一个全方位的灾区情形及时、公开地呈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国家有关部门，甚或高层决策者都在通过我们的报道了解灾区的情况；通过我们的传播，国际舆论对我们这个国家和我们这个民族面对灾难的应对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正面评价，世人看到了一个更透明、更负责的国家形象。”可以说，这次电视直播调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力量，有力地推动了抗震救灾工作的进展，它也必将推动我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和整个国家的发展进步。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次电视直播将会成为促进我国进一步建立信息公开化机制、进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总的来说，这次以中央电视台为首的、全国各地电视台迅速跟进展开的关注汶川大地震直播报道是十分成功的。许多内容都令我等观众泪流满面，我为电视媒体的作为叫好，我为义无反顾冲向一线采访报道的记者主持人叫好，我为后方编辑和技术人员密切合作不断更新片花、制作感人至深的特写叫好，我还为管理者沉着冷静的指挥、协调、策划叫好。总之，我是满腔热情地赞扬这次电视直播行动，甚至包容它的瑕疵，认为可以忽略不计。
二、人文情怀是灾难报道的价值标杆
突发灾难事件传播是一个世界性课题，美国学者在对“9·11”事件后的媒体行为观察后发现，把当事者重新“暴露在现场”，“尤其是对儿童的影响，电视台考虑得不够”。应当承认，我国的突发灾难事件传播应对体系还不够健全，面对突发灾难事件，如何组织起精确的、规模化的报道，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许多电视媒体都迅速派出记者赴一线采访。现场报道，传告灾情，这是媒体的本分与记者的天职。但是，怎样做到采访专业、有序，却需要管理者深思。至今，没有一家机构统计过究竟有多少电视记者出现在灾区，也没有一家机构测算过这样的灾难究竟配置多少记者才算合理。因为记者在灾区采访的同时，也要消耗紧缺的生活物资，占用救援资源和通道，搞不好，会酿成新的人祸。因此，不应一哄而上“抢新闻”。
在亲历式报道、介入式报道成为一种主流报道形式后，报道将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不断影响事件的进程，从而使报道本身变为事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于是，媒体客观与主观的界限变得模糊，人性与人的主观性变成了一种新的考量标准，要新闻还是要效果，成为衡量媒体良知的新标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