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郁
“魅力”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简洁通俗——“很能吸引人的力量”。如果我们在“魅力”前冠以“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定语，可以推演出种种“吸引人的力量”，诸如外貌、声音、语言、气质、风度、性格、学识、能力、人格……把这些魅力因素“合并同类项”，可大致分为感性魅力和理性魅力，前者指观感直接知觉到的主持人具体的审美属性，后者指对于主持人内在品格的整体的审美评价。所谓感性魅力，其中既有先天赋予的（如音质、相貌），也有后天养成的（如体态、仪表、用声吐字以至表达习惯）。感性魅力与理性魅力诸因素中，既有可以独立存在的（如外貌、声音），也有交织在一起的（如语言、气质、风度），而且理性魅力往往是透过感性因素才能让人感知的（如学识、能力、人格，需经由言语内容、方式及行为方式展现）。此外，感性魅力与理性魅力的匹配，也许和谐一致，相得益彰，却也可能某方面不能尽如人意，甚至“南辕北辙”。对于电视节目主持人来说，能同时具有感性魅力和理性魅力当然再好不过了。不过，成熟起来的观众对于不同类型的节目主持人有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接受心理，像《实话实说》这样的节目，观众不要求主持人赏心悦目，但是如果没有真才实学，没有过人的机敏和能力，观众是不会买账的。其貌不扬的崔永元显然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感性魅力的优势，然而喜欢他的观众队伍愈加壮大，观众喜欢他的程度愈加“升值”，那么，崔永元的魅力何在呢？
一、平民化的形象定位
研究说服理论的学者卡尔·霍夫兰的传播实验证明：“假如传播对象喜欢传播者，就可能被说服。如果接受者认为信息的来源是来自一个与他自己或她自己相似的人，即具有同一性，就更是如此。”《实话实说》一直在努力营造轻松和谐、民主平等、积极参与、畅所欲言的谈话氛围。从观众主动打电话提供话题，从观众毛遂自荐参加节目，从现场观众和嘉宾“掏心窝子”的肺腑之言，不难看出这种目的达到了，这与节目的选题有关，更与崔永元“平民化”的主持人形象定位有关。
1.主持心态的“平民化”
它源于崔永元对《实话实说》节目宗旨、特点和风格的深刻认识。《实话实说》是个有观众参与的言论节目，此类节目对主持人要求之高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其新颖的“群言式”评论的特色，决定了《实话实说》不是板起面孔做报告的讲坛，不是洗耳聆听的课堂，也不是单位里一本正经的学习讨论会，更不是唇枪舌剑的辩论场；因此，其主持人不该是居高临下的报告人，不是耳提面命的教师爷，也不是掌握讨论会的领导者，更不是冷眼观战评论胜负的裁判长。节目的本意不是要把现成的结论灌输给受众，而是要激活参与者的思维，广开言路，以期碰撞出真理的火花，所以，最忌讳主持人摆出一副“先知先觉”的架势，以智者自居，盛气凌人，指手画脚。崔永元是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名牌栏目《午间半小时》的优秀记者，有很强的新闻素质和深厚的生活底子，被称为思维敏捷，聪明过人。不过，在面对谈话现场的嘉宾和观众时，崔永元认为最重要的是真诚，是坦率，是善良，是诚恳，要让观众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可以平等对话的人，是一个乐于与之对话的人。他希望观众把他看成“邻居大妈的儿子”。
例如在《捐款节余怎么办？》节目中，有一位观众发言时提了四点建议，崔永元很自然地指着观众手里的本子说：“请你把这个本子借我用一下，在结尾的时候我要重复你这几句话。”果然他在小结时引用了其中的观点，这一做法十分有效地拉近了与参与者的心理距离，同时他的真诚坦荡、谦虚灵活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时，他又以反躬自嘲的现身说法来构成轻松真诚的谈话语境，比如一次嘉宾中的下岗女工谈到自己曾在家具城打工却分不清家具的材质，崔永元插话说：“是挺不好分的，一次我爱人让我买家具，我在店里问好了，是全木的。拉回家我爱人一看，说‘你是全木的’。”立时全场哄堂大笑，参与者早已忘了这里是电视台的演播室，摄像机正对着他们拍节目，全然进入了与小崔拉家常的氛围中。
2.谈话方式的“平民化”
不言而喻，谈话节目主持人的形象主要通过其言语方式确立。当初准备主持《实话实说》时，对于主持人的形象崔永元做了许多设想，曾以为应表现出高深的学问，“一张嘴十句话起码有三句是警句、格言什么的”，但是他很快悟出，老百姓的话里有时蕴藏着很深的哲理，如果净说名人名言，嘉宾和观众都不会示弱，哪还谈得到“实话实说”呢？在吸引众人参与的谈话节目里，主持人“玩深沉”就会成为“孤家寡人”，讨论成了“一言堂”也就没人看了。于是他下决心就“用老百姓的话说出并不简单的道理”。崔永元在节目中的一些插话乍听好像只是随声附和，但你立刻就能咂摸出话语深层的味道。比如《父女之间》中女儿谈到自己故意跟爸爸拧着劲，崔永元插话说：“哦，没事找事。”听者都会心一笑，女儿也不好意思地笑了，想来她心里的疙瘩也在慢慢化解。《现代人文景观》的讨论中，一位女士就人造景点的浪费和文物保护经费不足发表了较为激烈的意见，崔永元接茬说：“与其拿那么多钱搞人造景点，还不如给兵马俑修修腿脚呢！”闻者都忍俊不禁。同样的观点有这一庄一谐的表述，不必特别着力就加深了人们的印象。这些寻常百姓的大实话，崔永元似信手拈来，用得是地方，用得合分寸，听着亲切平易，却又意味深长。
3.行为方式的“平民化”
崔永元相貌平平，与人们司空见惯的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男主持人形象根本不着边，没成想这种“另类”，不仅让观众觉着新鲜，感到好奇，更让他们生出“自己人”效应的几分亲切，减少了许多“距离感、隔膜感”。
崔永元的着装，介于正装与休闲之间，既不整齐得让你无可挑剔，又非随随便便不修边幅，更不是“领导世界新潮流”，恰恰把握在“有意无意”之间，很是得体。着装是一种文化品味，表明人的审美取向，同时暗含着对场合环境的判断与适应，因而可以说，着装是主持人不出声的语言，也是对别人的尊重，还是对节目气氛的一种昭示。崔永元的着装符合《实话实说》那种既让人感到随意平常，又让人精神、兴奋的谈话氛围。
崔永元的节目中的走位、手势、体态、眼神、表情，谦和而不失自信，礼貌而不失真情，充分表现出对每一个参与者的尊重。请现场观众讲话时，崔永元总是走到离这个人最近的地方，自己侧过身把镜头让给说话人；他不会因上下台阶麻烦，冷落坐在高处或角落的观众；遇到上年纪的观众他会伸手扶一把。一次有个小女孩发言忘了“要站起来”的要求，崔永元和蔼地提醒她：“你站起来说，屏幕上你会显得高一些。”这种体贴、鼓励的方式帮小女孩增强了说话的勇气。他请人发言从不用手直接指过去，而是以手心向上的“请”的姿态。发言者会得到他眼神的鼓励，哪怕讲得不恰当，他也会报以善意的哪怕有点“狡猾”的微笑，而不是讪笑或流露鄙夷不屑之色。崔永元善解人意，从心里尊重、体恤观众。在录制《走近体育明星》的现场，主持人的结束语已经说完，人们正准备起身离开，这时，坐在高处的一个小男孩突然说：“我想问小双叔叔一个问题！”只见崔永元寻声望去，快步走上台阶抱起孩子说：“咱们到小双叔叔跟前去问。”在李小双的坐椅前，崔永元蹲下身来鼓励孩子，那男孩问：“小双叔叔，你的伤好了吗？”崔永元的举动和孩子的童心，让在场的观众再一次把目光聚焦在嘉宾席上。这节目之外的一幕，不是刻意的雕饰，来得突然，做得自然，崔永元节目内外一致的对观众的真诚和尊重，使在场的人对他的内心世界有了更深的了解。还有崔永元主持《父女之间》节目时那掩饰不住的哽咽和拭泪动作，观众看得清清楚楚，这是真情的流露，因而也更加接纳和喜欢这位“平民化”的主持人。
二、驾驭话题、组织讨论的能力
谈话节目主持人的组织驾驭能力涉及到许多方面，主要有：严谨灵活的思维能力——深刻的思辨力、敏锐的判断力、准确的理解力、概括归纳能力及机敏的应变能力等；会听能说的言语能力——对说话人观点的判断、理解和预测能力，快速的语言组织能力，明确有效和清晰生动的语言能力；组织调度能力——开场前的“热身”、谈话氛围的营造、话题走向和层次的把握、引发的“开流”、控制的“截流”、准确的小结、适时的转承、冷场时的“升温”、跑题时的逆转和最后精当的总结；此外还需要清醒冷静、沉稳机警的心理能力，能妥善分配注意力，有较强的观察力和注意力，有健全的人格心理——善解人意、宽宏大度、热情谦和，等等。主持谈话节目需要全神贯注，思维高度集中，是全身心的、紧张的精神“运动”，对主持人的敬业精神、责任感及各方面的素质是一个严峻的综合的考验。很明显，如果崔永元只有平民化的形象定位，而缺乏把握话题驾驭谈话的能力，其“魅力”将失去根基。
崔永元在组织讨论驾驭话题方面有以下几个特点：
1.做谈话的轴心，不做观点的轴心
谈话节目主持人的水平绝不是要把“闪光点”集中到自己身上，而恰恰在于自己不做观点的轴心，而是成为谈话的轴心，把最精彩的话留给客人说。梁实秋在其散文《谈话的艺术》一文中说：“谈话不是演说，更不是训话，所以一个人不可霸占所有的时间，不可以长篇大论地絮聒不休，旁若无人。”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对此应深明就里。崔永元在节目中能够清醒地把握着话题的方向，心中有明确的逻辑指向，同时又能灵活地驾驭着讨论的进程，一层接一层，一环扣一环，不露痕迹地组织参与者围绕谈话的轴心转起来。他为了让说话人谈出心里话，常用很具体的不断推进的小问题发问，比如《同在蓝天下》，他问：“上大学的第一天是什么样的情况？”又问：“大学生活开始了以后，和你的想象有什么差异？”再问：“后来你们就联合起来，并且把这种合作称为‘联合舰队’？”……随着两位残疾女大学生的回答，人们迅速了解了她们不同于健全人的种种感受以及她们自强不息的内心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