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贻白既搞理论研究，也进行剧本创作，并且有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这种特殊的知识结构，使他能在戏剧正式作为一门学科被研究的早期，就自觉地开始了对戏剧规律的探讨。其探讨的范围较广，仅举几例如下：
（一）认为戏剧形式内容的产生是从民间创造到文人雅士踵事增华的循环往复周贻白认为，中国戏剧从总体上看是有其发展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中国戏曲，自宋元杂剧、明清传奇，一直到现代的皮黄剧（京剧），大体言之，起初，都是来自民间，迨经文人雅士的一番舞弄，成为消遣闲情的一项文体，进而走向庭院中的红氍毹上，……变成了声调的琢磨和文词的雕镂。……于是群众便以不见不闻的态度否定了它，而另……完全从实生活方面出发，酝酿着大家所喜悦的东西。……不久，便具体地形成了另一戏剧形式。……统治者……便采用了这种新的形式……踵事增华地再使之走上大雅之堂，再来琢磨声调，再来雕镂文词，再为群众所扬弃而从新酝酿，从新建立起另一形式。经此一再循环，于是统治者的娱乐品是又来自民间的形式琢磨雕镂而成，而民间戏剧因有帮闲文人的身手其间，也渗入了一些宣扬忠孝，旌表节义的说教成分。中国戏剧，便是循着这种规律而发展。”
他认为，中国戏剧的思想内容要素循此规律，声腔变化亦循此规律。在《中国戏曲发展的几个实例》一文中，他以《目连救母》、《赵贞女蔡二郎》、《窦娥冤》、《东窗事犯》等剧在不同时代、不同剧种、民间宫廷中内容主题的演变为例，系统地阐发了这一规律在内容上的体现。如《赵贞女蔡二郎》，周贻白认为，实际上是富贵弃妻题材的原型。他将“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轰死”的“里俗妄作”，将高明《琵琶记》为无德蔡二郎开脱，以全忠全孝的团圆结局，教忠教孝，得到皇帝的褒扬，将民间仍以蔡伯喈为暴雷轰死结局在某种不登大雅的地方剧中改变了声腔而继续演唱，还将南戏《张协状元》、清花部《赛琵琶》、今折子戏《女审》、陕西秦腔《铡美案》、川剧滇剧的《马房放葵》等等，这许多剧主题内容乃至形式拿来统一比较，极有说服力地阐述了他的论点。在《中国戏剧声腔的三大源流》、《皮黄剧变质换形》中，通过详尽考察诸声腔之产生、发展、流变乃至衰落，缕析出各声腔发展线索，亦印证了这一规律，即追根溯源，“……中国戏剧虽分三大源流，而弋阳腔自为其间之总脉，溯源于始，则凡属歌唱，莫非起自劳动呼声之‘邪许’了。”（《中国戏剧声腔的三大源流》）总之，所涉材料颇丰，论据十分充分。
（二）先期发达艺术对相对滞后发展艺术在形式上有巨大影响作用周贻白认为，中国戏剧表演上讲究“唱”、“念”、“做”、“打”，而“做”、“打”部分，在行止动静上，讲究的是“手”、“眼”、“身法”、“步”，具有很强的舞蹈化和杂技化特点。他通过对各项艺术的逐一考察分析，认为中国戏剧表演上这一民族特点的产生原因，在于中国的舞蹈和杂技的发达成熟大大早于戏剧，这种时间差距对戏剧表演的舞蹈化和杂技化关系甚大。他说：“中国的舞蹈，远在中国戏剧尚未具体形成一项独立艺术之前。”他考察了周代大武舞，汉张衡《西京赋》、《观舞赋》的歌舞场面，曹魏时代的“辽东妖妇”，《隋书·音乐志》万国来朝时的四方散乐，唐代的立部伎、霓裳羽衣舞、剑器舞、苏中郎、踏摇娘、宋代哑杂剧等众多舞蹈，之后认为，中国舞蹈，一开始就有故事化因素，随着时代发展，一些舞蹈的故事成分逐渐增加，及至北宋，“歌舞，特别是舞蹈，其表演故事，已有了高度发展。”北宋的“舞蹈节目……大都趋向于有人物、有故事内容。而接近于戏剧表演的形式。”即他认为，中国的舞蹈，不但发达甚早，而且本来就有故事化特点。这就使“中国戏剧形成一项独立艺术之后，从南宋戏文到元代杂剧，不但场次上常用舞蹈作为穿插，甚至动作上也载明是舞蹈，尤其是元代杂剧，其在勾栏演出时终场用舞蹈来作为送客节目名叫‘舞鹧鸪’”，甚至有时“其以表演故事情节为主的节目干脆就成了戏剧”。周贻白认为，中国戏剧的舞蹈化，“一方面是有些故事本身就有关舞蹈，……是中国戏剧表演动作上的一些根源”，另一方面，是“中国舞蹈……逐渐融合到中国戏剧的表演动作上去”了。
周贻白认为，中国戏剧动作杂技化与舞蹈化原理相似：“中国戏剧和杂技的相结合，论之源流，在戏剧尚未形成一项独立艺术部门之前，中国杂技已经具有相当成就。”后来，到了“北宋时代，‘杂剧’的演出，还和杂技同场，而杂技本身，在当时一些节目中，已有一部分寓有故事性。及至到南宋时代具体地形成了南戏这一体制，其寓有故事性的一部分杂技，便逐渐地参合到戏剧中来。起初，还不过视剧情的需要而用做一种穿插。随后，因为剧中人物有属于武将或江湖好汉者，便以锻炼武功作为基础，把一些武术方面的着数融合到这一类人物的动作上去，必要时还得表现出人所难能的技艺。”
总之，周贻白认为，先期发达艺术对相对滞后发展艺术在形式上有巨大影响作用，中国舞蹈故事化的先期经验和杂技的高度成就，促进了戏剧对舞蹈和杂技动作的借鉴，二者自觉融合的结果，形成了戏剧表演的民族风格。
（三）表演的客观条件决定某些戏剧民族特点的形成中国戏剧的民族特点还表现在舞台装置是虚拟的，几乎没有布景，空无所有，剧情环境寄托在演员的唱、做上，人物装扮上要画脸谱等等，周贻白认为，这些特点的形成，固然有其借鉴的渊源，但归根结底主要还是表演的客观条件使之然。如从人物脸谱看，“因中国旧日的演出，都是在没有客座的广场上，以三面朝外的凸台面向千百观众做表演，如果色彩不够鲜明，便会使人搞不清楚剧中人物的分别”，脸谱用红黄黑三种颜色为基本色调，也是“因这三种颜色彼此间差别大，看起来‘亮眼’”“为了分辨人物起见，只有夸张眉目，涂以彩色。”“舞台上……穿红着绿，在各个脚色身上分出不同的颜色来，如十蟒十靠的大班行头……也无非是为了使观众易于识别。”关于舞台装置的虚拟，周贻白认为，一方面是“因中国戏曲在未形成一项独立艺术的时期，是夹杂在所谓‘百戏’里面同场演出，和其他歌舞杂技轮替着上场，台上本来是空空的”，适应这种舞台特点业已形成了一些表演特色，所以，到了中国戏剧成为一项独立艺术时，就按原已形成的规矩、路数下来了。
另一方面，因中国戏曲，“起自民间，即令团成一个班子，也只是江湖流浪，随地演出，根本不能作舞台打算”，这种舞台的虚拟直接决定了动作的虚拟，要在一个空舞台上“把一个故事好好地表现出来，只有在演员身上设法。”“其便于携带而能作多种用途的砌末，他们是乐于使用的；其笨重而又只有一、二出戏可用的东西，……宁愿虚拟地用动作来表现。动作的表现既为观众接受，久而久之，就成了一项必习的技术。”即戏班在广场上临时搭设舞台，说演就演，说唱就唱，主客观的条件甚至能力上都不允许做复杂的甚至简单的设置，故而时空环境都由演员说唱、动作表现出来，因此就产生了程式化动作等等。总之，周贻白认为，是表演的客观条件决定了某些戏剧民族特点的形成。
周贻白关于戏曲规律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此处不一一列举。总之，他这种对规律的自觉探求，无疑为后来的研究者树立了榜样。
三、研究方法不拘一格，研究成果应有指导价值周贻白认为，对戏曲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尤其是戏曲是舞台艺术，应该联系舞台演出实践，通过实地调查得出结论，不能一味地纸上谈兵。而且一些研究成果，应当不只是纯理论性的，还应该有对戏曲实践的指导价值。因此，他一方面在王国维、青木正儿所走的路子中深化研究；另一方面，关注市井见闻、实地寻访艺人，考察观众反映。《大百科全书》认为，他首创按声腔系统探讨地方戏的形成规律的成果，就是将书本记录、地下发掘、市井见闻、寻访艺人等等所得资料集中起来，爬罗剔抉，从源流、剧本、文词、声韵、腔调、伴奏、扎扮动作、脚色扮演等各方面，对不同声腔剧种的特点及其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定论证的结果。《中国戏曲声腔的三大源流》、《皮黄剧的变质换形》、《湘剧漫谈》、《谈汉剧》、《谈楚剧》、《闽剧》等论文，就是这一研究方法的结晶。由于一些结论来自戏曲演出实践，所以对戏曲发展很有指导价值。
如他关于博采众长之“变”是戏曲存在生命力的看法，就是广泛运用多种方法研究京剧得出的结论。这种结论就是，京剧的剧种乃由对其他众多声腔的“变”中产生的，至今亦在“变”的运动中。他在《皮黄剧的变质换形》中说：皮黄剧的形成，一直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其本身的原则，就是一个“变”字，没有西秦腔和徽调，就不会有西皮、二黄；单有西皮、二黄，没有昆曲的排场规律，不会有皮黄剧；单有皮黄剧，而没有其他地方剧的参酌或借镜也不会绵延到现在。换言之，其纵的方面，是改昆为乱，改雅为俗；横的方面，是变弋、秦、徽、汉为京，变杂为纯。……即皮黄剧形成之后，也无时不在改变中，……与五十年前的皮黄剧相较，已迥然有别。无论为唱词、腔调、场子、伴奏、脚色、扎扮，都与五十年前有了一个距离。若以一出戏而言，则从故事到剧本，从剧本到舞台演唱，从舞台演唱到观众反应，差不多都有所改变。而促成其改变的，直接的自然是观众的反应，间接的却是随时而异的一般社会生活。
他认为，这种“变”，是艺术规律使之然，剧种的生命力如此，演员的生命力亦如此：“……观众的反应而决定其兴替，……他觉得不对劲，就不再来看。”“凡是一个戏班，或一个演员，乃至一出戏，如果得不到观众的支持，是班必散，是伶必霉，是戏必‘挂’。……这可叫自然淘汰。”对于演员来说，其本身之成就，“虽秉天赋，或经苦练，但一究其成功原因，殆无一不从改良求进中来。”他例举了许多名家的成功之路阐释这个规律：初期皮黄剧老生有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三派，“光绪中叶，谭培生以武生改唱文武老生，便汇合了三派腔调的长处，另树一帜”，以至获“满城争说叫天儿”殊荣。旦行的王瑶卿，亦是因“对皮黄剧青衣或马刀旦戏的锐意改进……嗣且溶花旦与衫子为一炉”而受到欢迎。至如四大名旦，“殆无一不曾受王之熏陶……又各参以本身之解悟，另出机杼，竞翻新腔”即多种方法结合研究的结论是：戏曲的生命在于它是否能博采众长，吸收新鲜血液，适应社会变迁和观众审美需要，不断完善自己。内容要素如此，音乐声腔乃至装扮舞美等要素亦复如此。这种认为博采众长之“变”是戏曲存在生命力的看法，在周贻白的许多论著中都有体现，对今天戏曲如何适应广大受众的审美需要进行改革，具有很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综上所述，周贻白是自觉地将戏曲作为综合性舞台艺术进行研究的第一人，他的戏曲研究方法和成果，在建构现代戏曲理论研究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100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