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政府成功借助公共关系公司操控媒体，进行了舆论动员。公关公司由政治力量雇佣、制造出各种耸人听闻的战争暴行的“信息”，然后通过种种事先不为人知的手段，通过媒体输送给大众，塑造他们头脑中的图景，改变他们的政治意见和态度。公关与媒体二重力量的结合，在随后的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重复出现，似乎已经成为美国介入地区性战争中必然运用的进行战争舆论的“宣传模式”（张巨岩，2004：98）。这种宣传模式伴随着美国扩张性的国家安全政策，已经通过大众传媒的散播，成为美国重要的文化和公共价值观。
美国的政治恐惧，不论属哪一类，都是为了巩固和维护统治者的统治，削弱社会下层的力量（例如对黑人的恐惧），使之屈服上层统治。所以，罗宾认为，美国政府对恐惧的利用的目的在于：“恐惧保证那些有权人继续有权，防止那些无权的人做出什么举动来获得权力。”（罗宾，2007：212）所以，美国的媒介恐慌是其媒介安全战略的一部分，用“恐惧”换安全。不仅在国家安全层面，公共安全、群体安全（少数民族等）层面都是如此。借助大众传媒使全民性的恐慌成为美国统治的基础。罗斯福总统当年所说的“免于恐惧的自由”，正成为恐慌制造的直接目的。因为，只有足够的恐惧，才能体现这种免于恐惧的自由。
（三）美国的媒介恐慌文化及其现实意义
在美国，造成媒介恐慌的已经不仅仅是政治力量，各种社会力量、民间团体为了获得公众的注意力和支持，都利用大众传媒制造不同程度的恐慌，从而使媒介恐慌成为一种愈演愈烈的文化现象。恐惧已经成为一般宣传中的共同主题，政客们热衷于通过激发公众对犯罪、法律与治安的忧虑情绪吸引公众的注意力，而健康活动分子、环保主义者和倡议团体在使用恐怖故事来兜售其议程的把戏中，谁也不比政治家更清白。实际上，对恐惧的叙述已经被如此普遍地吸收同化，以至于这种叙述现在常以一种个体化、私人化的方式自觉地表达出来（富里迪，2007：117）。而这种表达方式最适合的渠道和载体就是大众传媒，因此，美国的大众传媒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恐慌文化的烙印。
当美国社会只有通过恐慌来引起公众的关注时，社会文化就必须延续这一“恐慌通道”才能进入公共领域。这些恐怖故事的流行表明，社会对其自身也感到不安。不加入恐慌的模式，它就无法讨论任何问题。关于新技术、毒品、健康或者环境保护的讨论始终聚焦于最糟糕的打算。这些不断积累的冲击将把恐惧转变为一种文化视角，而社会就通过这种视角理解自身。这样的恐惧最终不会限制于特定的论题，而是会弥漫到每一件事物上。自主性日益削弱导致人们变成只能抱怨“我们被吓到了”的消极的屈服者，这种感觉再加上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共同加强了恐惧的文化（富里迪，2007：118）。
在批评了美国显而易见的媒介恐慌文化之后，另一个问题不可遏制地出现了。那就是“媒介恐慌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吗？如果有，那是什么？”本研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媒介恐慌有积极的意义，其意义就在于完备的防灾、减灾系统。下面以美国疾病控制与防治中心的宣传手册为例，进行简短论述。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是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所属的一个机构，总部设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作为美国的政府机构，为保护公众健康和安全提供可靠的资料，通过与国家卫生部门及其他组织的有力的伙伴关系，以增进健康的决策，促进公民健康。该中心的重点在于发展和应用疾病预防和控制、环境卫生、职业健康、促进健康、预防及教育活动，旨在提高人民的健康。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HHS）是维护美国公民健康，提供公共服务的联邦政府行政部门。该部门于1979年10月17日依据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签署的教育部组织法案（PL 96-88）而成立。由CDC和HHS共同发布的媒体指南（Guide for Media）是美国卫生部门与大众传媒合作的指导路径。其中专门给媒介在新闻报道中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这本《媒体指南》是对媒介恐慌的具体落实，也就是媒介恐慌发挥积极作用的一面。在议程设定阶段，媒介恐慌是为了引起公众的注意，甚至得到议员的关注，从而争取经费和地位。在媒介恐慌之后，美国的各个机构（特别是政府部门）都非常擅长利用媒介带来的注意力，推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制度改良，从而扎实地服务社会。以HHS《媒体指南》为例，其中列出了各种可能的流行疾病中给媒体的报道建议和注意事项。内容包括：公共卫生的安全防范、生物危机、化学危机、放射（核）危机、恐怖主义、食品供应、环境安全与测试、联邦政府的角色、媒介的自我关照、公共反映范围、恐怖袭击与其他公共卫生安全中的风险传播、生化与核危机历史，在手册最后还附上了媒介联系人及其联系方式（Terrorism and othe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s，2005）。同样，CDC早在2005年就发布了针对流感的预防手册，其中特地标注了大众传媒应该在流感爆发时采取怎样的行动，尽管CDC还不清楚未来具体可能威胁人类的会是哪一种流感病毒。当时，禽流感已经在亚洲出现，而美国本土并没有相关疾病，可是美国的大众传媒已经大量报道如临大敌，这无疑是一种媒介恐慌，但是，这却促进了政府加大对流感病毒研究的投入；同时，CDC作为美国卫生部门发布了针对媒介的手册，提供了大量的背景资料，以及对公众的建议。可以说，对流感的大爆发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因此到2009年10月，奥巴马总统宣布美国进入甲型HIN1流感全国紧急状态时，美国大众传媒的报道是全面客观、有条不紊的，因为从政府到科研机构、医院、媒体都已经有章可循，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所以，在美国已经成为亚文化的媒介恐慌虽然带来了大量的负面影响，但并非一无是处。媒介恐慌的积极意义在于，可以为未来的真实的威胁做好准备。虽然是否真正准备充分并不是大众传媒可以掌控的，但过度的“安全”预警功能，的确也是大众传媒安全功能的极端化体现形式之一。
三、我们为什么沉默？我国媒介安全的媒介失语偏向及其文化成因
（一）中国传播文化中的沉默儒家文化经典中指出“不偏不倚，过犹不及”，反映的是古代知识分子对于真相追求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贯穿了几千年的华夏文化观。林语堂在《中国新闻舆论史》一书中指出：在公元前12世纪中国最早的某些历史文献中已经陈述过“天听自我民听”的经典准则，而后来被普遍接受的一个准则模式是：“在一个好政府统治下的社会中，言论渠道是自由而畅通的。”（林语堂，2008：2）
中国古典哲学认为，礼可以使大家共同处于一个牢固的群体之中各安其命、压制自己的私欲从而保证群体的稳定性，反之就会出现因利益纷争而导致的社会组织的分崩离析，使这个共同体和共同体内的人们陷于不安全、不安定之中，即使在经过反思之后这样的不安定因素有可能会激发人们的某种精神能量，从而导致更好的生存状态。如荀子就认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类似于“不患寡而患不均”等道德理想也是这个观念的必然逻辑推演。这就是“共存原则”，也是为保证生命安全而进化出来的（任辉，2007）。这种以礼为基础的共存原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安全观的主流，也深刻地影响了传播文化中的“沉默文化”特征。
在古代中国，中国政府总是认为，政府能够独立应对这种公众批判的情势，而且抵制来自外部环境的批评；同时中国民众像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民众一样坚持认为，当权的政府可能是他们遇到的最腐败的政府。政府总是声明，它在为民众考虑，而极不情愿倾听民众对政府的意见。政府的真正意图就是，民众应该停止共同的思考——像顺从的聋哑的不会思考的羊群那样，按照政府的意愿被驱赶到牧场或者屠宰场（林语堂，2008：3）。
在《宋史》第320卷《吕溱传》中记载：侬智高寇岭南，诏奏邸毋得辄报。溱言，一方有警，使诸道闻之，共得为备。今欲人不知，此意何也？
这段文字中记载了宋朝的邸报，以及当时在邸报引导舆论方面的作用，尽管其作用比不上人际传播的效力，但是吕溱的意义在于，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对了对战地新闻的封锁（林语堂，2008：17）。但是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古代舆论传播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传播的力量的畏惧，使统治者采取了封杀，和使公众沉默的做法。也有证据表明，明朝实施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尤其是在朝廷腐败，官职迁升、解职和谋杀层出不穷的时候，而公众对这些消息知晓得越少，对于当局就越是有利（林语堂，2008：17）。因此，在历史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政府对媒体和舆论的高度控制，导致了传播文化沉默的特点。公众知晓得越少，对于当局就越安全，而公众也会因此被告知，他们是安全的。
（二）道德高于自由：传统文化对大众传媒的规训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梅里尔（Merrill）认为，从孔子的儒家道德里可以找到对于自由基础的例证。“自由的基础（或者说自由的限制）是善行。人应该选择善，而不是恶。如果恶盛行，自由将可能消失。于是，从一个道德的角度观照，我们应该只允许选择善的自由，而不允许选择恶的自由。”（梅里尔，2004：10）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真、善、美”是一体的，真善美的前提是遵循道德，而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又和儒家文化密不可分。儒家文化中的纲常伦理，是一种等级森严的体系，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因此，是否具有道德就看是否符合体系的标准。大众传媒和新闻传播的难点在于，时效性和真实性是可以脱离道德而存在的，于是传统文化宁可减少新闻也不愿意撼动道德体系。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形成了强权（皇权、政权）对民间舆论的压制，而这种压制也是基于道德传统的（君臣伦理）力量。同样，民间舆论的反抗也依托道德力量。如果套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国传统文化对舆论的管理和博弈，全部是在“道德场”内展开的。在汉朝的“党锢”事件和明朝的东林党事件中，舆论博弈过程中总是显露出宦官的威力。舆论的传播是以学者们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数百名学者集体惨遭杀戮，学者的家属和亲戚被流放，有的甚至被杀害，逾千名太学生被囚禁，而与他们有关联的成千上万的无辜者被监禁和流放。林语堂分析了“党锢”事件中舆论博弈的三大因素，这三个因素都和道德有关。第一，公共批判的兴起与朝廷复兴儒家道德学说的运动紧密相连，社会舆论的大趋势支持这种苛刻的规范个人行为的道德标准；第二，汉朝的文官制度明确鼓励这种苛刻的道德行文规范。第三，源自战国的侠义精神一直延续至今，为个人忠诚的道德标准所鼓励。假如学者们没有受这种个人勇气和侠士传统的鼓舞和熏陶，反对宦官及其党徒的英勇斗争就不太可能成为现实（林语堂，2008：30-32）。
林语堂这样评价中国古代的“媒介安全”：“在法制和民主权利缺失的情况下，我非常怀疑，在这种混乱的条件下，甚至在公共新闻获取权存在时，舆论表达究竟能否实现。假如当时存在新闻表达途径的话，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新闻界蜕变为传达宦官和皇上乳母有关政治谋杀的观点以及他们所谓‘忧国忧民’行为的喉舌。新闻界不可能比学者们更能够表达人民的心声，除非有些编辑选择被杀死或者被囚禁。但是，从国家安全的视角来看，我们所想象的被杀死的编辑与被处死的汉朝大学者之间实际上没有明显的差别。”（林语堂，2008：35）林语堂在1936年就已经提出了中国古代国家安全对舆论的重要压制与影响，可谓媒介安全研究的一代先驱，而他论述的中国传统文化以道德和安全的名义对言论自由进行压制，更深刻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才是造成“媒介失语”的文化主因。而在近现代社会，道德依然是进行媒介审查和约束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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