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从工具使用者的角度进行考察。比如，福特纳认为：“国际传播所扮演的角色取决于它的使用者：听众或观众。用于国际电子传播的每一项技术——广播、卫星电视、通讯社及其客户机构、数据传输、电话、传真、电传等，都需要有人使用，这就是受众（听众或观众）。当然，这里所指的受众和传统意义上的不太一样，传统的受众只会读、听、看（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这里的受众是指参与国际传播系统的人。”
福特纳的这一说法有两个特点：一是仅仅从电子媒介使用者的角度定义国际传播的受众，而未将纸质媒体的受众纳入其中；二是将“国际传播系统”引入定义。从工具使用者的角度定义国际传播受众，并未与一般受众严格区分开来，任何一项电子传播技术都既可以用于国内也可以用于国际传播领域，因此福特纳在这里又加入了一个未进行明确界定的概念“国际传播系统”，将国际传播受众定义为参与国际传播系统的人。
在对国际传播的受众下定义之前，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国际传播。关于国际传播的界说通常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说，国际传播包括跨越国界的各种传播形态和传播活动，如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甚至包括首脑互访、双边会谈等等；狭义上的国际传播主要是指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跨越国界的大众传播。
在新媒体环境下，由于国际传播的主体、渠道、形态逐渐多元化，国际传播的内涵也在发生改变。国际传播还可以定义为以民族国家、国际组织、社会机构、企业和个人等为主体，通过传统大众媒介、新媒介或其他可能的媒介所进行的跨国信息传播活动。在现阶段，通过各种新旧媒体所进行的大众传播仍然是国际传播的主要形态。
由此我们可以将国际传播受众界定为，以民族国家、国际组织、社会机构、企业和个人等为主体，通过传统大众媒介、新媒介或其他可能的媒介所进行的跨国信息传播的对象和信息交流的参与者，包括读者、听众、观众、用户或网民。一般以本国国界以外的人士为主，包括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群体。现阶段，国际大众传播的受众仍然是国际传播受众的主要形态，国际传播受众有时简称为国际受众。
二、国际传播受众的特征
相比一般大众传播的受众尤其是国界之内的受众，国际传播受众更加复杂而且不确定。国际传播的对象大都身处其他国家或地区，由于国界或疆域的阻碍，也由于在他国或地区进行大型调研比较困难，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分布如何，社会结构如何，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如何，对于目标地之外的国际传媒来说，都是模糊不清和难以确定的。国际传播受众的广泛、混杂、分散、隐匿、自由选择等特点，大大超过一般大众传播的受众。
鉴于国际传播的特性，我们将国际传播受众的特征大体归纳为四个方面，即跨国界、跨文化、多样不定、认知开放。
（一）跨国界
国际传播受众最基本的群体特征之一，就是分属于不同的国家，是跨国界的。
“国家”是国际政治体系和国际法的基本元素和概念，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也是理解国际传播受众群体特征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国际传播与国内传播不同，国内传播是在一国内部进行传播，对象相对集中于国内，由于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大体相同，传播者对国内受众的了解和熟悉都远甚于国际受众。而国际传播是信息在国家间的流动，国际传播媒体要把信息传播到国界之外，乃至进行全球传播，受众主要生活在传播一方的国界之外，分散在世界各地。
国际传播受众的跨国界特征，显示出国际传播受众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度，拥有不同的宗教传统、政治信仰、价值观念、利益诉求和传媒体制，信息接受心理和水平也不一样；而且，其语言可能各异，阅读、收看、上网习惯、接触媒介的动机、心理需求也各不相同。如何在寻求共性的基础上，针对个性进行有效传播，是摆在传播者面前的一大难题。
另一方面，跨国界特征也造成受众与传播者之间由于分处不同国家或地区而存在巨大的陌生感。地域不同，地理位置和气候特征不一样，政治格局、文化习俗、经济水平也不尽相同，受众与传播者之间相隔的不仅是地理上的距离，更有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而且，在传媒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国际传播受众会因为本国媒体的一些报道，对国外产生一定的刻板印象，从而扩大这些差异。对于国际传播者来说，如何求同存异，顺利实现“跨界”传播，无疑是一个挑战。
（二）跨文化
跨文化是从文化而非疆域的角度出发抽象得出的国际传播受众的群体特征。
“跨文化”与“跨国界”两个概念并不等同。不同的国家，在文化上可能比较相似或相近，尤其是在语言习惯、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乃至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可能一脉相承；而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也有可能并不一致，甚至相当不同。但是一般来讲，不同国家的文化会有较大差异，因此，国际传播受众具有比较鲜明的跨文化特征。
文化是一种无所不在、多元而复杂的现象和概念。马塞拉认为，“文化就是为了提升个人和社会的生存能力，以及保持他们的成长和发展，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并通过后天习得的共同行为。文化有外在形式（如艺术品和等级制度）和内在形式（如价值观、态度、信仰、感知/感情/感觉方式、思维模式以及认识论等）。”在国际传播中，文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文化往往成为一个国家的标志，显现的是一个社会共同体的灵魂。文化对国家、群体和普通个人都形成一种制约，是他们思考问题的工具，也是他们行动的框架。
跨文化特征同时蕴含着一定的跨语言特征，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屏障。不同语言中所反映出来的文化意涵是这个语言的基因，渗透在国际传播语言符号的编码和解码过程中，也渗透在对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建构与辨识之中。
如果与国际传播受众的文化亲缘较近，建立在文化共同性基础上的国际传播就比较容易进行；如果文化亲缘较远，则会显得困难重重。譬如，日本文化与欧美文化就颇为不同，日本人对自己文化的认同度很高，在面对欧美文化时显示出较强的抗争力量。日本出口的电视节目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电视节目的一倍；在日本电视中，外国电视节目所占的比例很低，仅比美国电视中外国电视节目所占的比例略高，处于倒数第二，黄金时间这个比例就更低。在许多国家非常轰动的美国电视剧《达拉斯》，在日本只播了六个月就停播，因为平均收视率从来没有超过5％。即使是在相近的文化圈中，也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日本丰田公司的“霸道”车广告，用了中国元素石狮子，让石狮子向丰田霸道车敬礼，结果被中国网民抨击为亵渎了中国文化。显然，传播者在进行国际传播时，需要充分考虑受众文化上的差异。
（三）多样不定
国际传播受众是多样不定的，即多种多样、不稳定和不确定的，这是他们的一大群体特征。
国际传播的受众生活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拥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地位、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周边的信息环境也差异颇大。另外，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受众对大众媒介的使用不均衡，对国际传播信息的接受行为和心理也有区别。具体表现为他们对信息的需求、对信息的理解方式、使用媒体的频率和方法不同，对媒体的信任度、依赖度、选择性都不一样。
比如，海湾战争中美国CNN的报道，在西方社会曾经被视为战争的“纪实片”，而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则被不少民众认为是歪曲事实的谎言，他们认为有些报道涉及亵渎其宗教和文化。再以华人华侨为例，早期已经加入居住国国籍的移民，政治上基本认同所在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自港台的移民，以及改革开放后来自大陆的移民，与祖国大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人生长于兹，时常念兹在兹，心理上较为亲近；第一代移民的后代则比较本地化，与中华故土的联系已不多。此外，由于不同国家对华人华侨的政策不同，中华文化在有些地方保留较多，有些地方则几乎消失殆尽，而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的华人华侨对我国国际传播的信任、诉求和接受也是不一样的。国际传播受众的这种多样性，与其跨国界和跨文化特征是密切相关的。
另一方面，国际传播的受众并非静止固定的，而是动态多变、不稳定的。随着全球化和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不断发展，尤其是随之而来的国际传媒市场格局的不断变化，国际传播的受众也在发生改变。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受众的信息接受渠道和内容越来越丰富，选择空间更大，游走于不同渠道和不同内容之间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比如，过去国际传播更多地由广播媒介担任主角，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这个角色开始由电视尤其是互联网所替代，信息渠道和内容来源的多元多样和易得性，为国际传播受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选择便利。
第二，国际信息和人员流动的增强，“居无定所”的受众群规模加大，其生存形态和信息需求也在发生变化。以我国为例，近几年来华学习、工作和旅游的外国人士大增，我国国际传播受众中的一部分人不是生活在国界之外，而是生活在我们中间，他们对我国并非完全不了解，而是有一定概念甚至相当了解，他们对传播内容的要求也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国际传播市场的一些变动，也加速了国际传播受众群的扩大、分化和重组。无论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崛起，还是今天一些新兴经济体或国家的传媒在国际传播市场上初试啼声，都汇聚了一些过去只接触西方媒体的受众。我国的一些国际传播媒体，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近年来加大了在全世界落地的力度，其所覆盖的受众规模也在大幅度提升。
国际传播受众的多样不定特点，还表现在媒体对他们把握的不确定性上。虽然各大国际传播媒体在开办之初都会正式或非正式地设立受众联系部门，开辟一些受众反馈渠道，或者不定期进行受众调查，但是，由于国际受众身居国界之外，进行跨国界的受众联系工作在传统媒体时代有很大难度，即使是全球化的今天，也仍然障碍不少。加上这项工作大都由各媒体自行开展，缺乏一定的专业性，资金和人力投入较大，与当地调查公司合作，也因为成本、习俗和政策等方面的原因，举步维艰。一些国际传播媒体还可能因为调查结果不尽如人意、难以接受而面临种种困扰。显然，要准确地了解和把握国际传播受众的行为、心理和需求特点，殊为不易。国际传播受众对于传播者来说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四）认知开放
与纯粹的国内受众相比，国际传播受众的身份感相对较为多元，认知意识相对开放，这是国际传播受众的另一群体特征。
前已述及，按照“覆盖接触”这一维度划分的受众，分为潜在受众、可得受众、现实受众和目标受众。信息覆盖区域内的受众被称为潜在受众；有条件接触信息者称为可得受众；有实际接受行为者为实际受众；特定内容的对象则为目标受众。一般来说，“受众在信息所及的地方生成”，没有信息覆盖和传及，接受行为便无从产生，也无所谓受众生成，这是一条规律。不过，若是从传受主体间的互为性来看，信息所及之地还不会自动生成受众。传播和接受是一对相辅相成而又矛盾对立的范畴，仅有信息的覆盖和扩散，只意味着拥有了更多的潜在受众，而非现实受众。有信息传播还必须得有信息的接触和接受，如此，“传—受”关系方能成立，才可能产生真正的现实受众，乃至某一传媒或内容的目标受众。要使潜在受众变为现实受众，需要跨越可得受众阶段，其中，时间、地点、便利、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认知心理，是决定潜在受众最终成为现实受众的重要因素。
而在国际传播领域，认知心理的相对开放，既是潜在受众转变为现实受众的前提，是国际传播发展的一大基础，也是“传—受”双方互动的结果。这种认知开放，首先表现在对来自“他者”的、非本国传播的信息的接触，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接触，至少不会一味排拒；其次表现为对跨国信息传播的选择性接受、判断和权衡，相当一部分跨国传播的受众希望接触多元信息，他们对事物的接受和理解以多维而非一维或二维坐标为参照，“兼听则明”成为其行为模式；最后表现为对跨国信息的主动寻求，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