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望长城》的创作方法
任远四集大型电视纪录片《望长城》所给予我们的，实已超过节目本身所包含的内容。有人说它是中国纪录片发展的里程碑，我想其主要依据是这部作品严格地遵循了纪实主义创作方法，如它的似乎不经人为控制的叙事结构，长镜头（段落镜头）加同期声的拍摄方法，尤其是通过不断“找寻”——找寻历代长城遗址及长城有关的今古人物——把纪录片铺展开去。片中主持人跟着长城遗迹走，摄像机又跟在人后走，这种“跟随再跟随”的拍法，用仿佛不加修饰的现场抓取、发现的方式，不仅为国外当今纪录片创作常用，而且也体现了纪录片的基本创作原则：在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运用跟随拍摄或挑、等、抢的采访拍摄，反映在真实环境、真实时间中发生的真人、真事。这里提出的“四真”，是纪录片的生命。
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认为纪录片不需真实，或可以不靠事实说话；同时，也几乎没有一个人坚持纪录片不允许有作者的社会倾向性——不论是鲜明直露或隐蔽表露。问题在于迄今为止，中国的大多数纪录片还热衷于用组织，排布好的场景，配以过多的解说来直接阐述或论证一些观点，企图强制观众接受，有些所谓的“政论片”，解说一侃到底，画面支离破碎缺乏生命，完全成为政论文的附庸，电视的可视本体被印刷文化的因袭取代了。上述种种创作者主体顽强的表现，与电视本体的失落形成鲜明的对照。《望长城》的总编导刘效礼及总摄像韩金度坦诚地说：“《望长城》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复归。”这话讲得好，因为纪录片创作的本性就是纪实性，而按照唯物主义观点，对于我们的作品来说，作者的观点愈隐蔽就愈好。就世界范围而言，纪录片发展的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纪录片创作手法与风格的改变，实际是宣传策略的演进，而在这个过程中，纪录片编导的主体倾向，变得越来越隐晦。这几年，中国电视荧屏上也不断涌现具有国际水平的纪录片佳作，如新近获得“亚广联”电视纪录片大奖的《沙与海》（辽宁、宁夏台）、获首届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的《藏北人家》（四川、西藏台）及“银熊猫奖”的《走向太阳》（北京台），以及连续获得我国政府“星光奖”的《土地忧思录》、《少年启示录》（济南电视台）等优秀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特色，就是纪录的真实。《望长城》似乎集这些佳作之大成，并前进一步，即改变以往纪录片前期到后期人为修饰、控制痕迹过分的弊病，让作品真正成了“发现的艺术”、“采访的艺术”和“编辑的艺术”。不能要求一部在探索中前行的作品尽善尽美。《望长城》的缺点受到与赞扬几乎相等的批评。其一是“太散”，以至“信息量不充分”。对此，我认为问题的一面是观众的观赏习惯也需要做适应性改变，即我们也应逐步适应在非强制的、开放型的叙事结构中，从作品提供的由真实景象构成的“场信息”里自行获取、评价、补充作品的含义。《望长城》总体上是“形散神不散”的，从3000余盘录像素材中仅挑选出600分钟编成片子，还不及原始素材的七十分之一，又列为《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两边是故乡》、《千年干戈化玉帛》、《烽烟散尽说沧桑》，而且明显地把作品重点放在表现今天、表现人上面，因此，很难责备作者们没有精心构思。《望长城》还有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做法，是在展现“成果”的同时，更注重表现获得成果的“过程”，如摄制组探古访今的过程，只不过有时“过程”显得太琐细了，而成果又恰恰不足（例如在长城东端老龙头飘气球一段）。另外一个问题是摄制组在努力掩藏自己的教化目的同时，却未能抑制造型的冲动，在艺术技巧方面，《望长城》的作者们似乎有着顽强的表现欲。有时，过分炫耀摄制的壮大行色或渲染摄制的甘苦；甚至某些片断让人观后察觉出是编导们为了表现他们的“纯纪实”而特意安排的。主持人焦建成从素质、外形到表现甚为称职，他确实起到了集组织、串联场景与完成现场采访报道于一身的作用。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平实，到哪里都能与普通老百姓打成一片，但时而也流露出不必要的表现欲，如乘着“小蜜蜂”穿越甘肃山丹长城豁口唱“啦呀啦”一段，黄宗英的主持有负于观众的期待。一是受她自己年龄、身体状况的限制，不可能像年轻人那样在现场“事必躬亲”、“身先镜头”。另一方面，在三、四集中，她过多的画外音解说，虽然文学意味较浓，但现场性不强，与作品整体不协调，并且时而发生错位：主持人是要表现客观世界，还是表现自我。纪录片的“焦点”，在这里“虚”了！
借用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在《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一书中讲过的话：纪录片编导经常在现实主义倾向与造型的倾向中寻找平衡。这是一个怪圈，我们执著的寻求，终成正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