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全中国来说，第11届亚运会是90年代的第一件大事，但并不是所有观众都是体育迷，他们或没有时间，或没有兴趣整天坐在电视机前，他们想知道的主要是这一天亚运会的大概情况。我们的《第11届亚运会专题报道》在每天晚上的八点左右播出，这段时间全家人都可能要看看电视，因此专题报道是一个更家庭化的节目。
什么是全家庭的需要呢？
白天忙于工作的人们希望知道这一天的赛况，一直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愿意看看赛场之外的情景；善于思索的人们想知道一些内幕；不怎么喜欢体育的观众又要从中得到一些乐趣，我们的《专题报道》面对着的就是这样的观众。于是在这个节目中我们就以每日赛况为主，每段比赛都经过精心编辑，用时不长，点到为止。其间杂有“名人访谈”“赛场内外”等几个小栏目，内容丰富，形式活泼。
记得开幕式的当天，虽然没有比赛，第一集《专题报道》却受到了各阶层观众的好评。在那里边，四位主持人谈笑风生地介绍了中央电视台亚运会的转播计划，编辑徐磊利用团体操的音乐，配上各种画面制作出三段节目（“威风锣鼓”“中华武术”和“体坛英姿”）穿插于主持人之间，既深化了我国人民安定欢乐的主旋律，又不落入政治说教的俗套，使观众耳目一新。
在最后一集专题报道中，有一大段对于各界人士的采访，其中有一位清洁工人，解说词这样写道：“十几天来她却没有看过一场比赛，没人注意到她的面孔，却都看到了长安街的整洁，让我们把这最后的镜头留给这些普普通通的人们。”这些画面，这种内容，把亚运会的精神揭示了出来，社会的发展为人们带来舒适的生活，但社会的发展同样需要每个人的奉献。
在“名人访谈”这个小栏目中，我们力争使每天的风云人物都向观众披露一下他们的内心世界。记得在游泳比赛全部结束之后，中国游泳队的总教练陈运鹏在我们的演播室里说了一段话：“对领导我保证拿10块金牌，对新闻界我说可能有12块，但我心中的目标是全面超过日本队！”这样真切的言语，谁听了都会为之一振。
对于更加忙碌的人们，对于更加热衷体育的观众，我们还有一个浓缩的专题——《亚运金牌榜》，它简洁、明快、费时不长，却很实用。只要看完它，就可以知道一日的大致情况。为了提高观众的兴趣，我们把这个十几分钟的小专题也分成了几个部分，有当日的所有决赛成绩，有各代表团的奖牌总数，有明日的观看热点，还有记者评选出的每日一星。
《亚运赛场》《专题报道》《亚运金牌榜》三个栏目的有机联系，构成了中央电视台亚运会国内报道的总体设计，但总体设计的实现，有赖于全新的播出方式，那就是现场直播，那就是连演播室都加上的现场直播。
在亚运会进行的16天里，中央电视台共播出了300多个小时的亚运会节目，全部出自亚运会的直播中心，如此大规模的现场直播，在中央电视台的历史中尚属首次，在国外的同行中也是寥寥可数。
在亚运会进行的16天里，我们无时无刻不感到悬在头顶上的那把达摩克利斯剑，因为现场直播的过程也同时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中央电视台的全体人员都在努力避免失误，同时我们也愿意承担风险，因为这风险只留在电视台，而送给观众的是电视这种高科技带来的信息传播上的优势。
这些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快速。
快是新闻的第一要素，在大型运动会的报道中，速度表示着电视台的实力，中央电视台在亚运会期间现场直播了130多场，240小时的比赛，这当然是最快的。在没有可能直播的项目上，演播室的现场直播同样也显示出中央电视台的优势。
9月24日，中国男队获得了100公里自行车团体赛冠军，运动员刚刚冲过终点，前方记者就用无线电话报来消息，我们的工作人员一面记录，一面嘱咐演播室开灯，主持人准备，当宁辛向全国观众报出这条新闻时，我看了一下手表，距离中国选手冲线的时间只有两分四十五秒。
10月5日晚上是男排决赛，谁都没有想到中国男子排球队在决赛中战胜了南朝鲜队。那天的播出时间原定到22点，可这场比赛一直打到23点10分才结束，为了不影响下面的节目，我们没有再等待发奖仪式，许多观众马上打来电话，正在首都体育馆休息室的中国女排队员也强烈要求转播发奖仪式。大家都想看看这些小伙子在五星红旗升起时的神态，我们一面盯着首都体育馆传回的信号，一面计算着《专题报道》的播出时间。当30秒的专题片头出现在屏幕上时，发奖的官员也开始走下主席台，时间正合适！责任编辑师旭平向主持人孙正平说了一句：“计划改变，先播出男排发奖实况。”这时距离孙正平露面还有15秒，他很快地整理了一下思路，用几句话把观众从演播室很自然地领到了发奖的现场，若不是连演播室都加上的现场直播，这条消息就只有等到第二天才能和观众见面了。
在演播室直播新闻，除了快速之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效果突出。在1986年亚运会和1988年奥运会时，我们常常在比赛的现场解说时播入新闻，因为我们没有钱单租一间演播室，那样做也达到了快速及时的目标，但存在一个由人们的收视习惯带来的缺陷。当人们在观看一场比赛时，注意力大部分集中在画面上，往往不在意解说员说的是什么，这时播报的新闻给人的印象不深，如果画面内容变了，由赛场转回演播室，观众就必须来听听主持人在说些什么了。
在亚运会的16天里，无论是宋世雄、孙正平、韩乔生，还是宁辛、侯玉婷，身后总是一块时钟，观众真实地感受到中央电视台与他们同在。主持人个别的口误和之后的一声道歉，反而更让人觉得真实，而真实正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真实，正是现场直播的另一个大优势。
当一个人得知，此时此刻他面前的摄像机就是家人、亲友的眼睛时，他就会集中所有的注意力，流露出不太容易流露的真实情感。在亚运会期间，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里坐过70多位中外运动员和教练员，我还记得主持人请打破自行车女子一公里计时赛世界纪录的周玲美向亲人说几句话时的情景：她略微停顿了一下，然后是发自内心的一句话：“妈妈，我想你！”多少人的眼睛为之一热。
摔跤运动员呼日嘎在演播室里观看了他领奖时的录像，画面中的他泪流满面，演播室里的他也强忍住泪水，拳击手白崇光在专题节目中接受采访时，他深情地感谢教练、亲人和电视观众，脸上那比赛时留下的伤痕似乎也在诉说着此时内心的激动，这些细节是在录像播出时难以捕捉到的。正因为他们意识到同一时间里面对着几亿双观众的眼睛，才使得他们平凡的语言变得如此真挚，正是这种真挚缩短着电视台与观众的距离。
历史的辉煌已经成为历史，我们现在看到的已不再是满目的辉煌，而是那辉煌之下的些小的阴影。这辉煌的历史将成为中央电视台未来的起点，我们不会愧对这面前的几亿双眼睛。
巴塞罗那——开始“做梦”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央电视台付出30万美元的转播权费，那年中央电视台在1990年亚运会的历练之后，有了自己的想法。所以虽然还是和亚广联一起，虽然还是与香港TVB共用一个工作间，但是我坚持把门口的牌子改成了ABU/CCTV/TVB。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求这个顺序的改变？它代表着我对于中央电视台体育报道的一种追求，我不甘心。
1991年4月份我给台里写了关于报道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正式报告。
对于外界来说，记得我的人总是提起那一年我第一次参加的奥运会火炬接力。那只是个人生活中的一段美好记忆，巴塞罗那对于我不仅仅是火炬手的荣耀，更重要的是我第一次指挥中央电视台的奥运会报道。
1990年的亚运会之后我就开始琢磨怎样来报道奥运会，当然我可以按照1988年的模式做，可是我已经知道1988年时我们的缺憾，不甘心再重复一次。那时继续参加亚广联报道组的方案已定，在巴塞罗那我已经没有多少余地，不可能增加办公室的面积，也不敢贸然独立出来另外建设一个自己的播出制作中心。但是我真的感觉到一定应该有一块属于中央电视台的创作天地，于是我想到了北京。没有钱在巴塞罗那租用演播室，还不能在自己的地盘上建一个？而且北京和西班牙之间有6个小时的时差(当地采用夏时制)，每天最精彩的时候正是北京时间的凌晨，对于电视报道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劣势，如果按照以往的报道方式，除了下决心夜晚不睡觉的铁杆体育迷，其他人从电视报道中得到的是报纸广播玩儿剩下了的东西，这不行，必须有所改变，而且应该是非常明显的改变。
我在1992年奥运会报道上的招数主要有三个：开设清晨专题并滚动播出，改变时差的劣势；建立北京直播室使节目活泼机动；开辟“奥运沙龙”加强电视评论。
《清晨奥运报道》每天在早上6∶25直播前方半小时前传送回来的专题，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全面报道当天奥运会消息的来源，时差反过来帮助了我们。为什么选择6∶25而不是正点的6∶30来直播呢？原因是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比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的名气大得多，而且当时中央电视台根本就没有早晨节目，所有三个频道都是从8∶30开始播出。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6∶30开始，如果中国队员夺取金牌的话他们一定会安排在头条，我们早5分钟播出就占了一点先机。
考虑到早晨人们一般都很忙，听电视的人比看电视的人多，所以我让前方的编辑在6∶00以后传真回来最新的成绩单，在节目开始的两三分钟里我将结果全部报出，这样没有时间看半小时电视的观众就知道了大体情况，有点时间的人可以安心地往下看，同时也弥补了由于前方编辑只能按照比赛结束的先后顺序制作节目，不能够把后结束而可能是更加重要的成绩放在前面播出的遗憾。
即使如此，早晨有时间看电视的人数还是有限，于是我们将《清晨奥运报道》重新编辑，加上北京的一些消息和评论，在中午“滚动”播出一次，使观众在吃午饭的时候细细品尝。
由于《晚间奥运报道》在北京的黄金时间播出，所以除了重新编辑突出中国队的成绩之外，加上了前方的直播报道，花絮和评论。
三个专题以三种不同的形式，用三个风格迥异的主持人，尽管内容大体相同却组成了完全不同的三个节目。这是中央电视台最早的常规性早间节目，也是最早的“滚动新闻”，但是由于重要性不同，所以中央电视台台史上写着：最早的早间节目是《东方时空》(1993年)，最早的滚动新闻出现在1995年。
虽然是第一次做，但我的信心还是很足的，费琢磨的是人员的调配。以往后方的人员都是值班收录，现在却是要用很大的精力再加工，于是就要有不少能干的本可以去奥运会现场的人必须留在北京，而奥运会报道对于一个体育记者来说是最高的荣誉和机会，四年才能轮上一回，谁都愿意去。再者留在北京的人还要按照西班牙时间生活，辛苦可想而知。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身先士卒，我将自己排在了留下名单上的第一位，再挑选了几个听话的，能干的，没有任何商量就宣布了这个决定。留下的人肯定会有些想法，好在没有人对我说出来，我也就假装不知道，其实我的心里非常感谢他们，这也是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常会不知不觉地照顾一下这些人的原因。
由于我担任着后方总指挥，又兼着早晨和晚上两个专题报道的主持人，每天早晨五点钟一定要起床，晚上一点钟才能睡觉，真是累了，连跟着我的人都累，给我化妆的女孩有两次说什么也起不来，我只好自己梳梳头就上镜了。好在观众那个时候关心的只是消息，对于什么人在播报不是很在意。奇怪的是奥运会之后我却逐渐发起胖来，两年内竟然长了20斤！前20年也没有长这么多。细想起来我发现了一个原因：西洋参。奥运会开始之前，一个关心我的好朋友怕我支撑不住，给了我一袋从美国买的西洋参，却没有告诉我怎么吃，只说是“泡水”。我平时喜欢喝浓茶，于是就像泡茶那样抓一撮放到茶杯里，一天都喝这种水，而且到了晚上还把剩下的渣全吃了。真觉得管用，睡得这么少却不困，就是总觉得饿，早晨播出之后两副煎饼果子下肚，12点不到就又饿得发慌，当时跟着我的一个叫郑铁的小伙子后来告诉我：马老师，我觉得中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给你去买饭。晚上睡觉之前还得一顿扎扎实实的夜宵，可不是得发胖？我们部里有几个年轻人，例如沙桐，也是从1992年奥运会后变成“沙胖子”的，他虽然没有吃西洋参，但是体育部的工作使得人们不分白天黑夜，内分泌失调，难免在体形上有所体现。
现在回想起1992年的奥运会报道，我不能不说：那个时候的环境比现在要宽松许多。这个宽松一方面是从主管部门来的，我们的节目是在一套播出，收视率比现在高出很多，几乎所有人都在看；而且是直播，难免出错。但是我们工作人员从来没有过如临大敌的那种感觉，紧张的情绪只是为了让节目更加好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