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一位领导说过，不要把我们的优秀人物都说成是只要事业不要家庭。我知道我们体育部的人其实都挺顾家的，但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牺牲了不少和家人在一起的机会，因为节目是以时间来计算的，而时间对我们来讲只有一份。
所以当有的观众向我抱怨一些节目的制作水平不高时，我只是点点头，说一声谢谢，但并没有马上把意见转告给制作者，因为我知道他们已经尽力，他们需要的是更多一点的时间。
所以当一些报刊登出对解说员的指责时，我还是点点头，说一声谢谢，但总是要加上一些解释，我必须告诉大家同样是这几个人，五年中他们的工作量已经膨胀了好多倍，而且他们的年龄又长了五岁。
所以当台领导问我有什么困难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请再给我一些人，什么人都可以，只要他热爱这个工作。
其实有许多人愿意到体育部来工作，在我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摞求职信，翻来翻去却总是不尽如人意。
大多数要到体育部来的人是应届毕业生，这些人年纪轻，专业知识丰富，干体育报道非常合适，遗憾的是大学毕业生国家有名额限制，不是说想来就能来，想要就能要。
外地也有许多有志者，不少人给我写信：只求你给我个机会，我其他什么都不要。读着这些信件，我很受感动，但人事关系、住房条件、两地分居，这些后顾之忧我却不能什么都不想。
余下的天地只有北京，而北京符合条件的新闻从业人员已经被众多的电视台、电台、报纸和杂志筛选过了好多遍。在我们招聘的十几个人里面，几乎没有学过电视制作的，好在他们的热情弥补了经验的不足。招聘是中央电视台1993年的一个很好的改革，被称作“第二用工制度”，台里各部对他们绝没有另眼看待，相反待遇还要高一些。但是由于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一种完备的市场化用工体系，所以限制了部分优秀人才的流动，而且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总体教育水平偏低，人才市场上其实还没有成为规模的人员储备。去年的中国足球甲级联赛，香港国际管理集团派来的电视制作组中有中国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还有美国人，大多数是为了这个项目而临时招聘的，绝对都是专家。
我们中央电视台绝没有欧美电视台的人员条件，但是我们却要尽快地做出具有欧美标准的电视节目，因为我国观众甚至比欧美观众还懂电视，对电视节目的要求还要高，也因为我们头顶的天空上已经布满了电视节目，中央电视台体育部的竞争对手是国际上的卫星电视体育网。我们必须和健壮得多的对手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且我们还不想失败。
所以我问：谁能够帮我们打天下？现有的中央电视台体育部全体人员当然会尽力，尽管弓弦已经绷得太紧太紧，我希望问一下有志向又有兴趣的姑娘小伙们，或许可以从你们那里寻求到支持？
我不是在写招聘启事，只是想告诉大家一点儿实情。
体育频道之所以在90年代初期就可以筹备并且播出，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体育部的人员结构的变化。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人口众多，而且从1949年以来，每个人都是“集体”，不鼓励也不承认个人的创造，似乎没有谁都可以。事实上，人的能力和水平是不一样的，在一个成功的单位或者企业里面，总是要有一群“出类拔萃”之辈的。中央电视台的体育频道在90年代可以飞速发展，关键是从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前半期这十几年里加入到体育部的几十个人员。
他们有这么几个显著的特点：
热爱体育和体育电视。实际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电视制作的教育背景，但是他们对于体育是极其热爱的，将体育电视作为一个极大的个人乐趣而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岗位。
有着强烈的变革欲望。这一批人员加入到中央电视台体育部不是由于要找一个饭碗，而是希望这个单位可以改变自己的未来生活目标。实际上许多人都有不错的岗位，加入电视台要放弃当时非常重要的“铁饭碗”。
有着比较现代的教育。他们是80年代中期之后入大学的，那个时期的大学教育材料已经接近了当时国外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他们受到的教育是比较系统和接近实际的。不像我们那三届的学生，文科教材基本上还是60年代的。
不仅是体育部，90年代中央电视台所有的优秀栏目和部门的出现，都是由于这么一群类似的人才的加入。新世纪前后，中央电视台的位置越来越热，愿意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加入的目的也变得多样。“人才”这个时候在中央电视台已经不被重视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质量逐渐降低的根本原因。
好在体育频道这些人中的大多数还在，并且已经成为了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中坚力量，除了黄健翔之外。在“随笔”里说了我对他离开中央电视台的看法，那是一个“满盘皆输”的结局。
目标管理
用我自己的话说，我对体育部的管理是“目标管理”，这个目标就是节目，谁说什么都没有用，咱们拿节目来看。为了达到高质量节目这个目标，我充分运用了利益和权力这两个杠杆。热情当然是最需要的，但是在现今世界里，怎么样发挥这种热情和怎么样使这种热情持久？人都是有一定的追求的，有的人逐利，有的人为名，当然最好是名利双收。
1989年，在任体育部副主任之初，我在例会上告诉大家：“电视是一种集体的创作，我若要达到将中央电视台体育部带入现代社会的目标，需要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节目要靠大家来创造，而我的任务是创造环境。我会尽力为大家创造出一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个人的创造性环境。这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使每一个想干事的人都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能力的位置，这就是权力，因为只有有了一定的权力才可以做事；另一个是让大家下班后不去琢磨到哪个商店去买稍微便宜一些的肉和菜，这就是利益，没有一定的物质做基础，热情可以在突击性的任务中照样发挥，但是中央电视台的体育节目是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持久发展，并不是只生存一两个月。不过我不会因为利益而触犯法律，所以谁也不要见钱眼开，而且我希望大家明白，你们不要考虑怎样挣钱，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节目中去，我会尽力而为。”
在体育频道创始之初，体育部总共27个人，当时还没有后来那么多的临时工，却支撑住了每天12小时播出的中国第一个专业频道——体育频道，为什么？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基于我以上想法而提出的有体育部特点的“制片人”制。我一下子宣布了将近20名制片人(当然事先征求了意见)，每个栏目一个人，我只把节目的大致内容和预算告诉他，其他的事情全部由他自己决定，成为了真正的他的“孩子”，自己的孩子父母能不上心吗？除非他不配做父母。
大概是有人对体育部的“封官许愿”提出了不同意见，人事处的领导找到我询问出现了这么多制片人的原因。我告诉他们：体育部的做法是根据体育部的现有困难决定的，在不可能增加足够的人力的情况下，我只能采取这种做法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个人的潜力，否则无法按计划推出体育频道。既然现行体制束缚了体育部的发展，我只好在体制内进行一些允许的变革，我们的制片人除了干活的权力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额外利益，既没有其他部门制片人的科级待遇，也没有奖金上面的特殊照顾，只是一张“内部粮票”。
其实我的这个想法来自于“包产到户”，从纯粹的“共产主义理想”来说，“包产到户”是一种并不理想的做法，它实际上是利用人们利己的动机来推动现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这就是中国现阶段社会的现实，而且在一个还很不发达的社会现实里，不可能指望绝大多数人不顾自己的利益而只去追求“理想”。理想作为一种宣传，一种少数人才能做到的追求是必要的，一个社会若是没有了对高尚的追求，这个社会就会变得过于世俗和低级，但是当权者若是将理想制定成为指导生产的国策，反而会用少数人的激情来扼杀掉大多数人的生产原动力，也反而会使这少数人的理想不能得以实现，我们国家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不是社会学家，只是一个电视节目制作人，但是正由于电视节目是由一分一秒来构成的，所以我更能体会到这一分一秒的现实。
我有我的梦想，应该说作为体育部主任，我的理想要比手下人多些，我不会计较一些别的人可能会计较的东西，因为我看得要稍微远一些。但是我必须知道，只有我一个人是体育部主任，别人只是体育部的一般成员，因此我不能够用我的理想和我的追求来衡量别人，我必须用手中的权力使手下人看到见得到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听我的理想宣言，如果每个人都为可以看得见的目标去努力的话，这些努力加起来就是我的理想到达之处，他们也就爱听我的理想宣言了。这就是我当官多年来悟出的权力与理想的道理，我把它叫做：以人为本，无为而治。
土地有了，体育频道上天了，怎样才能在老百姓家里落地？当然是要有他们愿意看的节目，而节目是人做的，只有用精英才能出精品。
在体育频道诞生的第一年里，我在部例会谈得最多的是集体精神，是填满现有的播出时间，并不十分鼓励个人在节目上争取获奖，这其实是我的一种无奈。看着别的部门的精品节目，听着在别的部门工作的记者得奖的消息，我的心里很着急。但是二十几个人要使每天16个小时的体育频道不空播一秒钟才是我在那个时期的当务之急，所以我一再问自己和问大家：是抽调出精兵强将一年搞几个一飞冲天的获奖作品，还是将这些人分散到各个栏目，使整体的体育频道显得不那么平庸？无疑我选择的只有后者，鱼与熊掌不能兼得。
在征得了台领导和广告部的同意之后，我和北京市的十家公司签订了节目制作承包协议，将十个时效性不强的非重点栏目包了出去，主要的做法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部派出一个制片人，节目内容由体育部掌握终审权，每一个小时的节目给承包的公司3分钟广告作为制作费用。平心而论这个条件对于承包公司来说是相当苛刻的，因为那个时候的体育频道不像现在这么红火，广告部的标价每30秒广告才500元人民币，3000元的制作费即使在1995年也是太低了，这些公司所期望的是在三年的合同期内体育频道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以便做到第一年亏本，第二年持平，第三年盈利。
如果不是一些事先无法预测而我又无法把握的情况发生，这些公司的目标本来是一定可以实现的。除了一个公司能力不济而不得不中途退出外，另外九家工作得十分努力，尽管他们的水平有限，尽管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他们还是撑了下来。但是由于外界的干扰，在三年合同期满的时候，最好的公司不过做成个不赔不赚，为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打了三年工，其中不少人还是赔着本赚吆喝。然而当我最后请他们吃顿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向我抱怨，因为他们知道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知道一些事情我虽然作为体育部主任却也是无能为力的。想起这些我就觉得对不起他们，特别是在三年时间里我甚至都没有腾出空来到他们的制作地点去看看，没有和他们从容地坐下来聊聊天。
之所以和这些公司签约倒不主要是为了节约经费，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没有人来做节目，用句俗话说是“借鸡下蛋”。而且大概是受到国外电视制作方式的影响，我认为走制作公司的路，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应该也是中国电视的未来道路。现在看起来我是过于着眼于“未来”，却多少忽视了现存的“现在”，这个现在就是在目前的中国真正有实力的社会化的电视制作公司还不多，没有形成发达国家那种繁荣竞争的局面，因此公司与电视台之间的矛盾就比较突出。我从一开始就和这些公司讲过：从本质上说我们的目标是不同的，公司的终极目标是利润，否则无法生存；而电视台的终极目标是高质量的节目，否则也会难以为继。高质量的节目需要高额的投入，高额的投入又往往与公司的现状不符，但是若想用广告来赢利的话就必须使节目耐看。从这个角度看，电视台与制作公司是可以找到一个交叉点的，只要我们一直停留在这个交叉点上，就可以长久地合作下去。遗憾的是现存体制中的一些弊端使得两者很难长期地处于这个交叉点上。
尽管这些公司制作的节目不能够令我满意，但是他们的存在的确救了体育频道的急，使得我可以稍微从容一点地安排更重要的一些节目。
《足球之夜》
说到体育频道，有几个栏目是不能不提到的，《足球之夜》应该排在第一位。直到现在我也不能准确地通过它来说明中国足球和中国球迷。这或许是中国足球的悲哀，也或许是我记者的敏锐，因为这个栏目从一开始就将目光对准了足球场之外的足球故事，这些故事大部分是非正面的。从一次次的假球调查，到一次次的黑哨抨击，《足球之夜》被球迷当成了体育界的《焦点访谈》，而它的口号“球迷每周的节日”却因为任务的沉重而改变了味道。而且一旦这份沉重的道义感得不到表达的时候，它的存在似乎都被打上了问号。
《足球之夜》就是在体育频道开播一年后播出的，那天是1996年的4月4日，星期四，恰好是我的生日。
两年后的1998年7月16日，又是一个星期四，最后一集1998世界杯足球赛的特别节目《法兰西之夜》落幕了，所有的观众都从这个栏目中看到了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制作的进步，可以说这是《足球之夜》两年多来成就的大检阅，我们成功了。
《足球之夜》的最初动议来自韩乔生和张斌。小韩是个极聪明的人，而且非常热心，一个主意跟着一个主意，我常和他半认真地讲：如果不是总显得智商比别人高一点的话，他在解说上下的功夫会更大些，观众的意见也就会少一些。张斌则是一个对实际操作想得更多一点的人，而电视最需要的就是实际操作。他们提出的建议是每周开设一个两小时的足球杂志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