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走向成熟(2)

（12）北京来电：有领导说奥运过热，要求减少在一套的播出量。估计在今后还会来电让增加，除非中国拿不到金牌。所以和台里讲好：名义上将13场直播转到二套，但是每天再定第二天的。

（13）从现在情况看，带摄像机的评论席用处不大，今后可以放弃。注入点可以多定一些，效果不错。

（14）今后收录不再用业余人员，全部由体育中心人员，它的重要性只有做节目的人员才能体会。

（15）今后亚运会或者全运会可以试用一种开放式演播室：三分之一是演播室，三分之二是记者工作间，队员或官员来时坐在演播室，由办公室内的记者提问。也可以举行新闻发布会。全运会要练一些做故事的人，现在的有些记者担不了此任。

（16）李东生的建议让白岩松参加，很不错。但是也反衬出体育中心主持人的知识贫乏。只有张斌可以与之对垒。下次从亚运会开始要起用更多的新人。配音员要找几个，可以是刚毕业的学生，专管配音。

（17）现在有些专项记者知识可以，但是在镜头面前的感觉和风度不行，得换。出镜记者要有所选择。

（18）在IBC里制作者是多信号源感受者，所以思维要比电视观众开放得的多，但是在电视机前的人只有一个信号源，所以制作者一定要考虑到，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既要传达给观众尽可能多的信息，又不要令观众感到突然。例如9月20日的专题，最后一个结尾镜头用的是未结束的女垒比赛，对于在IBC的人们来说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我们一直关注着比赛的进程，但是观众却不知道，还以为是播错了。

（19）9月21日中国获得两块没有预料到的金牌（羽毛球混双和女子柔道75公斤）。张虹做的《中国骄傲》却没有表现出其激烈与兴奋，他的原因是想和前一天的节目有所区别，但是我告诉他：英雄主义绝不能改变。还是那句话：制作人一定要从观众的角度去思考。

（20）有几个人不是很适合，还有一些人，回去后要好好排一排，为今后打算。张伟的《晨风》似乎不错。

（21）2002年釜山亚运会的体育场不知在哪里，是否可以开一条轮船去？

（22）9月24日上午李东生来电传达领导的新指示：要增加在一套的播出和国外运动员的报道。果然不出所料。

（23）这次奥运会的硬件不错，注入点没有出现问题。但是记者这个“软件”有些软。例如体操单项决赛时特意又花了4000澳元租了芬兰电视台的注入点，然而记者的采访却给观众一种没有准备的感觉，这样的先进形式反而暴露了我们记者的水平不行。

（24）为了提高解说员和专项记者的水平（NBC派了25个解说员），可以与大学合作开一个两年班。从社会上招收大学毕业以上学历的，形象、口才、反应能力强的人进行专项培训，每个人除了上播音和写作课之外，主要学体育专项。两年后再筛选，人员既可以做专项记者，也可以当解说员。

（25）这次转播广告太多。五套从早8点到晚8点要播106分钟的广告，还不算栏目内的。今后一定要坚持高价量少。

（26）10月份开个会，将奥运节目好好研讨一下，重点是注入点采访和专题制作。要很好地讨论一下，并且要认真听一下别人的意见。

（27）互动电视体育频道，可以增加频道，同时可以增加收入。如果体制变不了的话，这也许是体育频道今后的出路。

（28）9月29日中午在福临酒家开中国代表团领导小组会。与会者均兴高采烈。问段世杰：刘宏宇是否为王丽平牺牲？答曰：胡说八道。我们怎能让世界冠军给一匹黑马牺牲？但是这是田径中心主任谢亚龙的说法。

（29）这次的新闻形式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应该更现代一些，包括文字、图像、统计等。可以短一点，频率要高。但是现在的原因一是人手少，二是广告量太大，没有时间播出。

（30）这次的专题由于时间太紧，编辑得有些匆忙。今后要增加几个强一点的责任编辑。摄制组要专门做故事，少做专访。注入点记者专门提问和包装，归直播组管辖。

（31）2002年亚运会在韩国，只有一小时时差，可以采用现在的方法。2004年奥运会有6小时时差，要重新考虑一种制作方式。

自我管理体育部之后，每当一个大事结束后都要总结，而且是内部的认真总结，绝没有虚话套话。2000年悉尼之后，我在总结会上是这样开篇的：

这是一次总结，但是又不是一次简单的总结，它是通过对2000年奥运会报道的总结来制定出后十年的中央电视台体育报道的标准。越是现代的社会越需要标准，而且我们一直在摸索之中，为什么这次正式提出来，因为是时候了。

在悉尼我除了看之外没有做太多的实际工作，因为别人做得很好。就我的观察，除了极个别的人还没有发挥出完全的潜力之外，我们已经尽了全力。在开篇的时候我只谈优点，在最后总结的时候我将严厉批评。可以说我们已经用尽了我们可以运用的所有办法。标准是人来制定并且用于人的，当人们的能力不够时制定出的只能是低标准，而当整体能力提高之后制定出的标准才可以给后人以方向，同时使还不够标准的人去努力达到标准，否则只好被淘汰。现在是制定标准的时候了。

走到这一步我们用了十年时间。1990年亚运会开始；1992年奥运会是一种渴望改变但是能力不足而想出的办法；1994年亚运会是搭起海外报道及大型国内报道的架子；1996年奥运会是1994年报道在更高层次的实验。但是1994和1996年基本上还是一种延续和过渡。1997年上海全运会是我们试图跃上一个台阶的开始；1998年曼谷亚运会本来想有一个较为成熟的表现，以便为悉尼做好准备，但是组织不力，“体育大片”的设想没有实现；2000年在悉尼从总体上说是完全实现了设计，这里有中国代表团的成绩因素，同时代表团的成绩也被我们渲染得淋漓尽致。2004年和2008年怎么办，当然还会有特点，但基本类型已经成型。

莫斯科的眼泪

2001年的7月13日，在萨马兰奇的一声“北京”之后，在全中国的一片欢腾之后，我钻进了中央电视台莫斯科演播室的一个角落，用手紧紧地捂住脸，哭了，而且哭得酣畅淋漓。

我在属下面前裸露真情，上一次是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结束的那个晚上。

为什么？许多人心里在问。

我有着充分的理由这么做，而且只有这么做才能够使我的情感在此时此刻得到彻底释放。我从1982年1月份开始体育电视报道的生涯，对于干这一行的人来说，报道奥运会是最高境界，而在自己的国家做奥运报道简直就是一种梦想。我从1993年起就开始盼望北京可以成为奥运会主办城市，希望在北京奥运会上为我自己的体育报道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我已经拥有了三支奥运火炬，也希望得到一支属于我自己国家的。

但是如果只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我不会如此动情。由于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我的“自我”又必须“非我”。我掌管着中国最大的体育报道机构，所以“我”的思考就不能够只从自己的喜好出发，必须在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这个平台上进行。

中国的体育电视过去十几年的发展快得令人眼花缭乱。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中央电视台采用了演播室加现场的直播方式，在那时是一个创举，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创作人员都只是在摸索，真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两年以后的巴塞罗那奥运会，这种报道方式就已经是驾轻就熟了，而到了1996年的亚特兰大则成为了不可缺少的了。在1992年时我本人尝试过的记者担任主持人，到了1994年就被各个栏目接受了。十年前中央电视台每周的体育节目时间是80分钟，现在是140小时；八年前体育频道刚刚开始时只覆盖北京城区和近郊，而现在则到达了全国一亿多户家庭。

我热爱这个行当，也用自己的热爱推动着这个行当的发展。也正是由于这种热爱，才使我更加清醒地看待中国体育电视的发展。这种快速的发展更多是表象的，是一种从乞丐到小康的“暴富”式量变增长，从骨子里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样式。像我们津津乐道的2000年悉尼报道，欧美的电视台早在15年前就那么做了。我们距离发达国家的标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随着时间的自然推移，即使做体育电视的人什么都不做，整个社会的发展也会将我们拉进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是需要时间，需要的可能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的后半生。正因为我对这个事业的热爱，我不能够容忍自己浪费这么长的时间。更何况我知道前面的路该怎么走，我也知道应该走得通。但是我却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我需要一个巨大的外力来帮助。

北京2008年的奥运会就是这么一个任何人无法阻挡的外力，就像加入世贸组织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它是一个死限，是一个不可更改不可敷衍的目标，是一个强制性的标准。所以我认为，北京奥运第一个受益者是北京市，第二个就是中央电视台，其实是整个中国体育电视。所以我对于北京取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体会要比大多数人深刻得多。因为我知道，在七年的时间里使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制作人员达到欧美发达国家水平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我必须完成。

这个想法和愿望从1993年就开始了。

1998年5月，我到悉尼参加2000年奥运会电视报道的准备会。看着台上坐着的一排电视委员会的官员，心里暗自运气，如果…当初…北京应该可以作为2000年奥运会会址的，那么在这个时候的北京，坐在台上的一群人里本应有我一个。虽然看过悉尼之后，客观地讲北京只比悉尼少两票，绝对已经是我国政治上的胜利，而不是申办的失败。因为悉尼的条件太好了，假如单纯从举办奥运会的角度看，每一个国际奥委会委员都应该投这个城市一票的。即使如此，我的心里还是隐隐作痛，我太希望中国能够举办一届奥运会了，这种希望包含着很多东西，有从国家大前途的考虑，有电视台发展的希冀，也有个人的抱负。如果北京能够举办2000年奥运会，北京市现在一定要美丽许多，尽管北京市政府在申办失败后也保证绝不放慢改革的步伐和城市建设的速度，但是连说这个话的人当时都不会认为是真的，事实表明没有奥运会的刺激，北京市的建设要比预想的晚上十几二十年。电视也是如此，倘若中央电视台能够作为奥运会的主办电视台，这五年来从人员素质、设备技术、节目质量、经营体制上一定会有一个巨大的变化，中央电视台在奥运会之后一定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级大台”，中国的老百姓也会从中获益匪浅。

所以，1993年北京时间9月24日清晨4∶30，我回到暂时租用的梅地亚宾馆，坐在电视机前，看着从美国CNN，日本NHK播出的我在中央电视台主持9.23特别节目的镜头，真希望那上面露出的是我的一张笑脸，但还是我那貌似镇定的语音，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了。我真恨那些国际奥委会委员，他们葬送了一代中国人的希望，他们错了。我从冰箱里拿出了三罐啤酒，依次喝了进去，不知道嘴里边是什么味道。又摸出了三支烟，还是依次地吸了进去，还是依然没有感觉。躺下睡觉，一闭上眼睛就是萨马兰奇在宣布：悉尼！一直到了7∶30，睡不着，只好去上班。

其实在此之前我并不认为北京有多少希望，因为不利于我们的因素太多了，除了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一点外，其他所有方面和别人相比丝毫不占优势。而且私下里和不少朋友谈起来，我认为中国的申办策略有很大问题。首先接待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方法太过陈旧，功利性太强，缺乏西方那种有时让人觉得很高尚的友谊，倒更像我见过的台湾的民意代表选举。其次出面申办的头面人物年龄太大，很容易令国际奥委会委员留下疑虑：在2000年时他们会在哪里？他们今天的许诺明天还会算数吗？我采访过亚特兰大奥运会组委会主席比利佩恩，他开始申办1996年奥运会时还不到40岁，就像后来和克林顿竞选总统的多尔，他要比克林顿大上20岁，你们说美国的选民更愿意相信谁？我们几个人也曾经开过玩笑：如果我们可以参加申办奥运会的活动，说不定可以感动更多的一部分委员。这当然是年少不知愁滋味的狂想，不过也的确道出了一些真情。当年比利佩恩曾经48小时从亚特兰大和新德里之间打来回，为的是与印度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吃一顿午饭，我们的奥申办主席副主席做得到吗？每一个人，尽管他可能已垂垂老矣，他还是会喜欢和有活力的人在一起，而不会十分愿意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陌生老者谈天说地。还有一点使我丧失信心的是奥申办中一些人的所作所为。我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利，我也尊重每个人的追求，但是我认为凡事必须有个先后，有个轻重，申办奥运会是国家的大事，做这件大事的人首先想到的不应该是自己的利益和将来。但是我看到了太多不应该出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