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联邦党人对于《煽动法》展开全力批驳，这将言论和出版自由推向了有关美国自由讨论的中心（方纳，2003，79）。他们当中甚至出现了新自由主义一派，提倡绝对的政治表达的自由，他们认为政府是由普选产生的，而只有拥有自由、知情并能做出理智选择的选民，民主选举才能得以维系。他们的理论为个人和反对党的言论自由提供了合法性，自由主义报刊理念也得到极大彰显。1805年，杰斐逊任总统期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由陪审团来裁定诽谤罪是否成立，并允许将“怀有善良动机和正义目的”（Levy，1966：lxxix）的事实作为抗辩依据，而这一标准最终在美国被普遍接受。
1974年11月2日，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图亚特（Potter Stewart）在耶鲁法学院150周年纪念大会的演讲中提出“第四等级”理论林子仪在其《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一书中，将其译为“第四权”理念，而本书认为从字面意义看，译为“第四等级”似乎更为妥当。（the fourth estate theory），他认为，根据宪法规定，“新闻自由条款包括了对新闻机构的保障”，而“出版业是唯一在宪法中获得明确保障的行业”（转引自吴飞，2005）。“第四等级”一词最早由埃德蒙·柏克提出，他对于当时报纸对于民意的影响力颇有感触：“议会中现在存在着三个等级，但是在记者席中却坐着比其他三个等级更重要的第四等级。……不论谁，只要他能向全国人民发言，他就成为一种力量，成为政府的一个部门，他在制定法律和其他权威行为中具有不可剥夺的力量。不论他身处哪个等级，只要他拥有能让别人听他说话的渠道，就是最重要的”（Burke，转引自Burrowes，2003：20）。大约两百年后，Stewart大法官为何又再次提出“第四等级”呢？这与他体认到新闻媒体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中所担任的角色有关，他观察到新闻媒体在越战期间所作的调查性报道以及与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相抗衡的角色功能，开始受到美国人民的注意。而新闻媒体对“水门”事件锲而不舍地追踪调查及报道，致使尼克松总统下台，更使人们深切地认识到新闻媒体在监督政府功能方面所能发挥的效果。然而，同时他也注意到，虽然人们欢迎新闻媒体监督政府官员不法的行为，但人们也对新闻媒体在发挥这一功能时，所行使的权力是否合法正当感到疑惑。有鉴于此，Stewart大法官提出“第四等级”理论，说明新闻媒体担任监督政府的功能，正是美国宪法“新闻自由”所设之目的。他认为宪法所以保障新闻自由的目的就在保障一个有组织的新闻传播媒体，使其能成为政府三权之外的一种权力，以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权，发挥制度性的功能。
Stewart大法官为了说明其观点，将历年联邦最高法院有关新闻媒体主张新闻自由的案件予以扼要分析，并总结认为联邦最高法院在解释宪法所保障的新闻自由时，是将之视为一种制度性组织的条款(a structural provision)（林子仪，1993：77）。Stewart大法官的立论主要基于他对联邦法院新闻自由案例的分析和对制宪者意图的揣度，不免会引起争议（林子仪，1993：76）。但是，他的看法还是得到了某些同行和学者的回应，这为其言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报纸为什么可以担当起监督政府的角色？因为自由主义思想家有一套逻辑推演，他们认为言论自由是公民与生俱来且不可剥夺的权力，而自由的报刊一方面可以起到告知公民的作用，保证其言论自由，一方面又可以作为公民言论自由的载体。这样，报纸就获得了代表民意的功能和权力，这也是报纸享有新闻自由的合法依据。而林子仪先生认为Stewsrt大法官提出“第四等级”理论最重要的理由，也是他想藉由制宪者原意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先例所表达的真正理由，是他认为新闻媒体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事实上所担负的监督政府的角色及功能是相当重要的。因此，Stewsrt大法官认为将新闻自由视为一种制度性组织的条款，以更好地监督政府，将最好地诠释宪法为何要保障新闻自由（林子仪，1993：77）。
布尔斯廷说过，美洲人不是作为现代自由主义的先驱被称颂的，因为信仰自由的现代理论是由英国开始发展起来的（布尔斯廷，1996：21），但是，美洲人却凭借其讲究实用，勇于实验的态度而最终将自由的理念缔造为制度。他们重视给予自由以法律保护。13个殖民地宣布脱离英国后，纷纷制定宪法，并在宪法前面冠以“权利宣言”。借助宪法来争取和维护权利，成为此后美国社会政治斗争的一个基本特色。不过在此时，拥有此种权力的报纸更具抽象含义，随着报刊的发展以及认识的深入，人们开始认为报纸需要有独立的地位，当然这是后话了。
由于具有理论和体制的支持，政党报纸在美国享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新闻自由。此时的英国报纸依旧在税收的重负之下，欧洲大陆的报纸也受政治军事形势的限制。而这一时期美国的新闻业却享有对广泛的论争题材进行评论的巨大自由。“杰伊条约”在批准之前就被报纸广泛评论，这在其他国家是绝无仅有的。美国参议院在1794年通过一项决议，将走廊开放给新闻界旁听，众议院此时已经非正式地向新闻界开放。1814年的一项国会法案规定，所有联邦法律必须在每个州或准州的2家(后增加到3家)报纸上公布。
(四）政论模式的衰微
至此，关于政党报纸可以总结如下：这是美洲新闻事业新的特色。就传播者的身份而言，发生了重要变化。此前，差不多所有的办报人都是印刷商，但政党报纸却因“有能力的编辑”（Mott，1962：113）而具有了更多的个性化色彩。虽然，政党领袖操控和影响了报纸，但大部分的报纸内容还是由编辑自己负责的。这些编辑的立场如此鲜明而使得读者熟悉他们的姓名就如同熟悉他们的报名。甚至这样的编辑会轻视“仅靠单纯机械的方式来办报”（Mott，1962：113），因为之前的印刷商和出版商办报通常只是在报纸条目中进行筛选，然后印刷和派送，很少有创见。芬诺经常自认为是一位“编辑”而不是印刷商或出版人，他曾担任波士顿一所中学的教师，其文化修养得到联邦党人领袖的认同（Bleyer，1927：106）。而科贝特在《箭猪公报》创刊号上的明确宣称更是昂扬着积极主动的进取精神：“我绝不公正无偏，那些是无用的，并且毫无意义。新闻提供者使用公正无偏是因为他不想和他发现的新闻产生关系，这比党派性更糟；而对于某些有助于塑造报纸的文章，他不作判断，既不承认也不反对，完全是个可怜的被动的工具，不是个编辑。在我看来，要极力支持一个有序和良好的政府，例如我们现在的政府，反对所有对其的反对。在这里妄称公正，无疑像是在美德与邪恶、善与恶、快乐与不幸之间的较量中妄称公正一样荒谬。可能会有编辑以一种超然的客观来看待这种较量，他唯一关心的就是哪一方更强。我并非如此，我的报纸也不会成为我所赞同的事业的破坏者。我希望我的报纸能够团结对政府友善的人”（Bleyer，1927：155）。
可见，尽管后世的新闻史家对于政党报纸颇有鄙薄之意，但当时的报纸编辑却以成为政党代言人为荣，因为相较印刷商而言，他们自觉更能影响社会。奈伦和巴恩赫斯特即称虽然托克维尔将美国的政党报纸看作是对“思想力量的滥用”，但政党报纸编辑们却引以为豪（Nerone et al.，2003：437）。美国自建国到内战结束，是政治风云奇谲变幻的时期，政党报纸作为美国政党体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成为美洲新闻事业新的权威，报纸扮演了新的角色，具有了新的功能。美国报纸一开始是印刷商的副业，是其谋生的手段；现在，它们是政党的喉舌，赢利不再是政党报纸的目的。就此时报纸的传播内容而言，政治言论高于一切，新闻和事实均服从于言论，在这期间，新闻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色彩和被扭曲。不过，就新闻内容而言，依然是以外国新闻为主，虽然美国取得了独立，但其文化上的独立则要经历更漫长的历程，现在它依然依赖英国文化上的垂范并需要获得英国政治和思想方面的新闻。
然而，正如人们不久就认识到自由是有权限的，政党报纸的狂放和恣意也不能毫无边际地蔓延。人们对报纸歪曲事实、侮辱谩骂、人身攻击深感厌恶。汉密尔顿认为弗里诺的《国民公报》是“邪恶的煽动”（Bleyer，1927：125），杰斐逊也认为“我国报纸造假无度，已经比波拿巴所发明的锁链更有效地破坏了新闻界的作用”（埃默里等，2004：100）。而并无党派背景的华盛顿曾指责弗里诺和贝奇的报纸都太不体面了（Bleyer，1927：124－125）。1796年，华盛顿决意退出公共生活，原因之一就是“长期被一群无耻的报人在报纸上攻击”（Bleyer，1927：125）。两周之后，他致信杰斐逊：“我现在也不相信，这简直不可能，……对它们（其政府的行为）的最粗俗和最有害的歪曲……这些夸张和不体面的字眼甚至很少加诸于一个臭名昭著的犯人和一个普通的小偷”（Bleyer，1927：125）。到了18世纪末，甚至报纸编辑对政党报纸也颇有微词。韦伯斯特在1800年曾说：“我……断言……有这样使我们国家蒙羞的放肆的媒体，没有一个政府能够长治久安”（Bleyer，1927：125）。子承父业，担任《美国公报》编辑的约翰·沃德·芬诺（John Ward Fenno）也说：“美国报纸使国家陷入长期的动乱之中”（Bleyer，1927：126）。对于国家政治制度起过重要作用的政党报纸竟遭如此批评，政党报纸实已呈现衰落之气。麦迪逊总统在其就任后几年（1828年）的一封信中建议一份报纸要刊登两个党派的意见——然而，在当时他也认为这只是“理想”而不是现实（Mott，1962：175）。
同时，某些商业性报纸也开始发出新的声音。纽约的商业报纸《信使晨报》（Morning Courier）在1828年宣称：“……商业支持是最好、最安全和最稳定的，和其他支持相比较少受到偏见、心血来潮和狂妄的影响，商人始终愿意将其信心和支持给予那些热情、勤奋和警觉的报纸”（Bleyer，1927：148）。《商业新闻报》（Journal of Commerce）也做广告称该报“主要致力于为商人和制造商服务，也包括政界和文化界的任何对商业感兴趣的人”（Bleyer，1927：148）。1833年，《商人新闻报》（Mercantile Journal）在创刊号上称：“我们认为社会需要一份报纸，它在政治上没有党派性，只是致力于大众道德和提供完全不偏不倚的信息”（Bleyer，1927：148）。
